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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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的烟斗熄灭了。他看了一眼,皱起眉,重新点燃了烟。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最初的问题,”卡特尔向加百列吐了一口烟,“我们该把埃瑞克·拉德克怎么办?如果你要让奥地利人审判他,他们一定会慢条斯理地拖到他死去为止。如果你强行在维也纳街头把一位老人家绑回以色列去审判,漫天的狗屎就会往你身上喷。如果你现在在欧洲就惹了不少麻烦,那么你要是绑了他,到时候麻烦就会翻十倍。而且他要是上了法庭,一定会竭力辩护,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得曝光。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做,先生们?”
“或许可以有第三种办法。”加百列说道。
“愿闻其详。”
“说服拉德克,让他自愿去以色列。”
卡特尔隔着烟斗,一脸狐疑地注视着加百列。
“你怎么能指望我们说服拉德克这样的头号恶棍照你的意思去做呢?”
他们彻夜长谈。主意是加百列的,所以由他来讲解并释疑。沙姆龙补充了几条有价值的建议。卡特尔起初有抵触,后来也加入了加百列的阵营。这个大胆的计划本身把他吸引住了。在他自己的部门里,如果哪个官员提交这么一份离经叛道的计划书,多半是要被枪毙的。
每个人都有弱点,加百列说。透过拉德克的言行,可以看到他有两个弱点:他对钱财的贪婪,那些钱正隐藏在苏黎世的账号里;再有,他热切地希望他的儿子成为奥地利的总理。加百列坚持认为,第二条弱点驱使他对伊莱·拉冯和麦克斯·克莱恩下了手。拉德克不希望儿子被自己从前的生活泼上污水,事实证明,他会不惜任何手段去保护儿子。要想实现这项计划,他们不得不先忍辱负重——要同一个根本没资格讨价还价的人做个交易。不过在道义上,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它最终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将埃瑞克·拉德克送上法庭,让他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时间是个关键的因素。离大选之期还有不到三周时间,在奥地利开始第一轮投票之前,拉德克就必须掌握在以色列人手里,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先机。
黎明将近,卡特尔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从加百列的案子提出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咬啮着他:为什么?为什么加百列,一名谍报机构里的杀手,时隔这么多年后,还会如此坚决地要将拉德克绳之以法?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阿德里安。”加百列说着,语气和目光都突然变得深沉悠远,“不过,还是让她自己说给你听,会更好些。”
他将自己母亲见证录的一份拷贝递给了卡特尔。卡特尔坐在行将熄灭的炉火边,一语不发,将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罢,他抬起头,双眼湿润了。
“艾琳·艾隆是你的母亲吧?”
“她的确是我母亲,她许多年前就去世了。”
“你凭什么确信树林里的那个党卫军就是拉德克?”
加百列向他讲述了母亲的那张画。
“所以,想必你会去做那个同拉德克谈判的人咯?如果他拒绝合作,那又该怎么办,加百列?”
“他没的选,阿德里安。无论选哪条路,埃瑞克·拉德克不能再踏足维也纳了。”
卡特尔将见证录递还给加百列。“这是个漂亮的计划,”他说,“不过,你们的总理会放手去做吗?”
“我敢肯定会有反对的声音。”沙姆龙说道。
“勒夫?”
沙姆龙点点头:“由于我参与其中,无论如何他都会行使否决权的。不过我相信,加百列一定能让总理理解我们的思路。”
“我?是谁说我要向总理汇报的?”
“我说的。”沙姆龙说道,“而且,既然你能说服卡特尔把拉德克装进盘子,当然也能说服总理来享用盘中餐。他这个人,胃口好得很。
卡特尔站起来伸懒腰,随后又缓缓走到窗前,他的神态犹如一名医生,做了一夜手术,却只得到一个可疑的结果。他拉开窗帘。昏暗的光线泻进室内。
“动身去以色列之前,咱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项目需要讨论了。”
沙姆龙说道。
卡特尔转过身,他的剪影映在了玻璃窗前:“钱的问题?你究竟要用它来做什么?”
“我们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
“我有主意。那二十五亿美元等于是你们付给埃瑞克·拉德克的,因为当时你们明明知道他就是个屠杀犯、战争罪犯。这钱是从走向毒气室的犹太人身上抢劫来的,我要求把它归还给犹太人。”
卡特尔再次转过身,望着冰雪覆盖的牧草地。
“你这个卑鄙的勒索犯,阿里·沙姆龙。”
沙姆龙站起来,披上外套:“同你做生意很高兴,阿德里安。如果耶路撒冷的一切都顺利进行,那么我们四十八小时后在苏黎世再见。”
[1]指美国反间谍兵团(Counteruntelligence Coprs)单独制定的逃亡路线。上文中提到的“梵蒂冈路线”指德国情报机构制定的“老鼠路线”逃亡计划。
29
耶路撒冷
会议于当晚十点召开。沙姆龙、加百列、基娅拉由于气候原因受了延误。他们从本·古里安机场匆匆忙忙地乘车赶来,到达的时候只剩下两分钟休整的时间。此时一位副官却告诉他们,总理先生要迟到了。显然,他那脆弱的政党联盟又发生危机了。因为,他办公室外接待室里的气氛,犹如灾难过后的临时营房。加百列在里面找到了至少五名内阁官员,每一位都被扈从和爪牙包围着。他们互相吆喝着,犹如婚礼上吵闹争执的七大姑八大舅,空气里弥漫着香烟的雾霭。
那位副官陪着他们来到一间保安和情报人员专用的房间里,然后关上门出去了。加百列摇着头。
“以色列正在行使民主啊。”
“相信我,今晚还算清静的。往常更糟。”
加百列一屁股坐倒在一张椅子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两天没洗澡换衣服,他的裤子已经被波尔图-布列斯特墓地的尘土弄脏了。他把这事告诉沙姆龙,老头儿一笑。“阿根廷的泥土只能让你的消息更为可信。”沙姆龙说道,“总理这个人就吃这一套。”
“我以前从没向总理汇报过,阿里。我最起码应该先洗个澡。”
“你还真紧张了。”沙姆龙似乎被逗乐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你为什么事情紧张过呢。你到底还是个俗人。”
“我当然会紧张。他可是个疯子。”
“其实,我和他的脾气很像。”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我能给你个忠告吗?”
“想说就说吧。”
“他喜欢听故事。给他讲个好听的故事。”
基娅拉坐在了加百列的椅子扶手上。“就用你在罗马给我讲故事的调子,讲给总理听。”她用低回的音调说着。
“当时你躺在我臂弯里,”加百列应道,“据我看来,今晚的汇报还是比较正式的。”他微笑着又补上一句,“至少我希望是。”
直到午夜将近,总理的副官才把头探进屋里,宣布总理老爷终于要见他们了。加百列和沙姆龙站起来,朝打开的房门走去。基娅拉依然坐着没动。沙姆龙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
“你在等什么?总理要见我们了。”
基娅拉睁大着眼睛。“我只是个假情侣、女特工,”她抗议道,“我可不会去向总理汇报。上帝啊,我连以色列人都不是。”
“你冒着生命危险保卫过这个国家,”沙姆龙平静地说,“你完全有权利站在他面前。”
他们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房间很大,出人意料的朴素,除了写字台周围的一小块地方亮着灯,其他地方都很昏暗。勒夫不知怎么比他们先到了一步。他那骨骼嶙峋的秃顶在昏暗的灯下闪着光,长长的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托住了充满挑衅的下颚。他不情愿地站起来,毫无热情地同他们握了手。接着,沙姆龙、加百列、基娅拉都坐了下来。破旧的皮椅上依旧存着别人的体温。
总理只穿着件衬衫。经过漫漫长夜的政治斗争,他看起来很疲倦。他同沙姆龙一样,是位不知妥协的斗士。在以色列这么个又千流万派又桀骜不驯的弹丸之地,他竟能施展统治手段,这实在是个奇迹。他的目光立即盯上了加百列。沙姆龙对此很习惯一一也恰是加百列的外表打动了沙姆龙,使他下决心招募加百列加入了“天谴”的行动。加百列是个很惹眼的人物。
总理同加百列曾经见过一次,尽管当时的情形大不相同。1988年4月,当时的总理正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那天,加百列和一群突击队员闯进了突尼斯的一幢别墅,就在阿布·吉哈德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刺杀了他。此人正是巴解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当时总理就坐在一架特殊的通讯飞机上,飞行在地中海上空,而沙姆龙就坐在他旁边。通过加百列唇边的麦克风,他听见了刺杀的全过程。刺杀完成后,他还听见加百列利用珍贵的几秒钟时间安慰着阿布·吉哈德的妻子和女儿——当时她们已经歇斯底里了。加百列后来还拒绝了授予他的嘉奖。此刻,总理想知道那是为什么。
“我认为接受嘉奖是不合适的,总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阿布·吉哈德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血。他该死。”
“没错,但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而言不是这样。”
“他选择了他的生活方式,”总理说道,“他的家人本来就不该在那里和他在一起。”接着,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踩进了雷区,于是意图踮着脚尖走出来。然而莽撞的天性又不容他从容优雅地退出,于是他选择了迅速转变话题。“好吧,沙姆龙告诉我你们打算绑架一名纳粹。”总理说。
“是的,总理。”
他举起了双掌,示意——咱们听听吧。
加百列,或许真的紧张了,可他没有表露出来。他的解说干脆精简,充满自信。总理对汇报工作的人一向粗暴,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此刻他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听到有人在罗马想要了加百列的命,他向前欠身,面色紧张;听说阿德里安·卡特尔坦白了美国人参与其中,他又怒形于色。加百列为了展示他的书面证据而站到了总理旁边,一件一件地把材料摆在灯光下的写字台上。沙姆龙静静地坐着,双手紧紧捏住椅子扶手,似乎是在努力严守着保持沉默的誓言。勒夫死死盯着挂在总理办公桌后面的画像,似乎在和画上的西奥多·赫茨尔比赛瞪眼睛。他时不时用一支金笔做做笔记,还用沉思的眼光看过一次自己的手表。
“我们能逮住他吗?”总理说着,又补上一句,“而且不要弄得沸反盈天的。”
“能,先生,我相信我们能行。”
“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做。”
加百列将细节和盘托出。总理肥厚的双手交叠在写字台上,静静地听着。加百列说完后,总理点了点头,又转头注视着勒夫一一我料想你的不同意见该登场了吧?
曾经身为技术人员的勒夫,答话之前先花了片刻时间整理了自己的思路。他的回应不带情感,井井有条。如果有条件让他把想法展示在流程图或是精算统计表上,勒夫一定会手持教鞭,站着解说,一直讲到天明。不过限于场合,他坐在原地,很快就让他的听众陷入了厌倦。他的讲话停顿了若干次,每次他都会用双手食指摆成一个金字塔的塔尖,然后压在他没有血色的嘴唇上。
这是一次颇有意味的调查工作——勒夫用反讽的语气夸奖了加百列,他又说,不过现在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和政治资本去收拾一个纳粹老头儿,现在不是时候。当初,对于追捕大屠杀战犯一事,本部门的创始人是抵触的——艾希曼的那桩案子除外一一因为他们知道,谍报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而追捕任务会分散有限的精力。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今天。在维也纳逮捕拉德克会给整个欧洲造成负面影响,那里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会变得危如累卵。对于那些弱小的奥地利犹太社区来说,这样的行动也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因为那里的反犹主义树大根深而且暗流汹涌。如果犹太人在街头遭到了袭击,我们怎么应对呢?你认为奥地利当局会动一根手指去阻止吗?最后,他摊牌了:为什么起诉拉德克就该是以色列的义务呢?让奥地利人去干嘛。至于美国人,让他们管好自己的事吧。只要揭露拉德克和梅茨勒的身份,然后任由事情发展就好了。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的,那样一来,我们也不必搞出绑架行动那样夸张的动作了。
总理静静地沉思片刻,然后抬头看着加百列:“能够确信这个路德维格·沃格尔就是拉德克吗?”
“确信无疑,总理阁下。”
他转向沙姆龙:“我们确定美国人不会临阵退缩?”
“美国人也非常渴望给这个问题作个了断。”
总理低头又看了看桌上的文档,然后作出了决定。
“上个月我在欧洲巡回访问,”他说,“在巴黎的时候,我访问了一座几周前遭人焚烧的犹太教堂。第二天就有家法国报纸刊登社论,批评我专门选择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的余孽,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罢了。现在,也许是时候了,该提醒一下世人,让全世界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定居在弹丸之地,被强敌环伺,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战。把拉德克抓来,让他来告诉世界,为了掩盖大屠杀的真相,他都犯下了什么罪行。也许这样会让有些人闭上嘴,一时的也好永远的也好,别让他们再说大屠杀是编造出来的,是我和阿里这种人设计的大阴谋。让那些人正视我和阿里的存在吧。”
加百列清了清嗓子:“这不是为了政治,总理。仅仅是为了正义。
总理对突如其来的反驳露出了浅笑:“不错,加百列,这的确是为了正义。但正义和政治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当正义能够为政治服务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勒夫输掉了第一回合,力图掌握行动的控制权,从而赢得第二轮的胜利。沙姆龙知道他的目的还是一样:扼杀这个行动。总理也知道他的心思,这对于勒夫来说真是不幸。
“是加百列给我们带来的点子。让加百列好人做到底吧。”
“恕我直言,总理,加百列只是名‘刺刀’特工,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位,但他不是行动规划者,所以不是合格的人选。”
“他的行动规划我听着就不错。”
“是的,可他能做好筹备和执行工作吗?”
“沙姆龙会全程支持他。”
“这正是我担心的。”勒夫酸酸地说。
总理站起来,其余的人也跟着起身。
“把拉德克逮回来。但是不管你们怎么做,都千万不能在维也纳搞出乱子,绝对不行。逮住他,手脚要干净,别伤着他,别弄得他心脏病发作。”他转向勒夫,“为了完成使命,要确保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别以为你投了反对票,就能够置身事外了。就算加百列和沙姆龙引火上身,你也得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别来官僚主义那一套,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就这样。”
出门的时候,总理抓住沙姆龙的手肘,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他一只手撑住墙,挡在沙姆龙的肩膀上方,不许他逃走。
“这小子准备好了吗,阿里?”
“他不是小子,总理,他再也不是小伙子了。”
“我知道,我是说他能行吗?他真能说服拉德克,让他到这里来吗?”
“你读过他母亲的见证录吗?”
“我读了,而且我知道换了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估计我会一颗子弹打进那个王八蛋脑袋里,就像拉德克对许多人做的那样,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照您的意见,这样的行为合乎正义吗?”
“有一种正义是给文明人的,通过那些穿长袍的法官大人得到伸张;还有一种正义,是先知的正义,上帝的正义。这么巨大的罪恶,谁能宣判它,谁承担得起?什么样的惩罚才最得当?无期徒刑?人道毁灭?”
“真相,总理,有时候,昭示真相就是最好的报复。”
“如果拉德克不接受这宗交易呢?”
沙姆龙耸耸肩:“您有什么指示吗?”
“我不需要另一个德米扬鲁克[1]。我不要把昭示屠杀真相的审判变成国际媒体的马戏场。拉德克如果能默默地消失,会比较好。”
“默默地消失,总理,您的意思是?”
总理重重地往沙姆龙脸上呼了口气。
“你能确定就是他吗,阿里?”
“这一回,毫无疑问。”
“那么,如果必要,做了他。”
沙姆龙低头望自己的脚,却只看见总理膨胀的腹部:“咱们的加百列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从1972年开始就压在他身上了。他不适合再做刺杀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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