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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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哪一年？”

“全部。你呢？”

加百列说：“你觉得明天还值得再来一趟吗？”

“多半不值了。”他伸手搭着加百列的肩膀，“来吧，我给你买杯啤酒。”

女孩将他们的名牌收回，陪他们来到运货电梯。大众西罗科的车窗一直没关，加百列坐在浸湿的座椅上，眼前的挫败让他郁闷。引擎的轰鸣敲碎了整条街的安静。他们一驶出，基娅拉就紧随其后。她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离开档案馆两个街区后，拉米雷兹从衬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卡片，“开心点吧，杜兰先生。”说着，他将卡片递给了加百列，“在阿根廷，有时候县官不如现管，那幢楼里只有一台复印机，那姑娘负责操作。她给我一张拷贝，还会再给她的上级拷贝一张。”

“那么这个奥托·克里布斯，如果他还活着，还在阿根廷，那么很有可能已经接到通知，所以他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没错！”

加百列举起卡片：“在哪一年？”

“1949。我想是齐勒放错了地方。”

加百列低下头，读了起来。奥托·克里布斯于1963年12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搭乘一艘来自雅典的轮船。拉米雷兹指着底部一行手写的数字：245276/62。

“这是他的登岸许可号。很可能是阿根廷驻大马士革领事馆颁发的。‘62’代表他获准入境的年份。”

“现在怎么办？”

“我们知道他来到了阿根廷，”拉米雷兹耸耸宽厚的肩膀，“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他们驱车穿过雨水中的街道，回到圣太摩，在一幢意大利式公寓楼前停下。同布宜诺斯艾利斯许多建筑一样，它也是昔日的美人。如今正面的颜色同拉米雷兹的汽车一样，早已被污染所侵蚀。

他们爬上一段灯光昏暗的楼梯。公寓单元里的空气闷热污浊。

拉米雷兹回手锁上门，打开窗户，引入夜晚的凉风。加百列向街上看去，只见基娅拉把车停在了街对面。

拉米雷兹钻进厨房，出来时拿着两瓶阿根廷啤酒。他递给加百列一瓶，瓶身凝结着露水。加百列一口喝下半瓶。酒精和缓了他的头痛。

拉米雷兹把他带进办公室。这里同加百列预计的一样一一又大又简陋，如同拉米雷兹本人。椅子上堆着书，一张大书桌埋没在纸堆里，似乎随时等待着一把火的销毁。厚窗帘隔蔽了街上的噪音和灯光。趁着加百列坐着喝啤酒的工夫，拉米雷兹去打电话了。

拉米雷兹花了一个小时才拿出了第一条线索：1964年，奥托·克里布斯曾在巴塔哥尼亚北部的巴里洛切向国家警察署办过注册。四十五分钟后，又一块拼图找到了：1972年，在一份办理阿根廷护照的申请中，克里布斯填写的住址是波尔图-布列斯特，那是个距离巴里洛切不远的城镇。只花了十五分钟，又一条线索找到了：1983年，那本护照注销了。

“为什么？”

“因为持照人死了。”

阿根廷人在桌上摊开一张古旧的公路图，隔着雾蒙蒙的老花镜眯着眼察看着，搜索着阿根廷的西部地区。

“就是这儿了，”他说着，戳了一下地图，“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简称巴里洛切，是巴塔哥尼亚的北湖区的一处旅游胜地，是十九世纪由瑞士和德国的定居者建立的。那儿又号称为阿根廷的瑞士，如今是滑雪者的欢聚之地，不过对于纳粹余孽来说，它是个瓦尔哈拉[2]一般的地方。门格勒就很崇拜巴里洛切。”

“我怎么去那儿？”

“最快是坐飞机。那儿有座机场，每小时有一班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他顿了顿，又道，“为了看一座坟墓，走这么一趟，那可够远的。”

“我得亲眼看到才行。”

拉米雷兹点点头：“那就住雪绒花酒店吧。”

“雪绒花？”

“那是个德国人的小天地，”拉米雷兹道，“你不会相信那是在阿根廷的。”

“你为何不一道走一遭？”

“我恐怕自己会成为累赘。我在巴里洛切的某些社区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啊。我在那个地方逛游的时间太长了些，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这张面孔太熟悉了。”阿根廷人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你也得小心，杜兰先生。巴里洛切不是一个可以随口打听事情的地方。他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某些人提问题。你还得知道，你是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来到阿根廷的。”

拉米雷兹在一堆纸张中一阵翻找，然后取出了他要的东西——一份两个月前的国际版《新闻周刊》杂志。他把它递给加百列，说道：“我的故事在第三十六页。”接着他走进厨房，又取来两瓶啤酒。

第一个死去的是一名叫作茵里克·卡尔德隆的男子。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奇科区被发现的，就死在自家房子的卧室里。头部中四枪，很专业。像加百列这样的人，每听到一起谋杀，都会在心里勾画出一幅作案场景。他凝视拉米雷兹良久，随后把头转开，问道：“第二个呢？”

“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两周后在出差途中于墨西哥城被杀。他有一天早餐会时没有出席，随后别人就在酒店房间里发现了尸体。又是头部中四枪。”拉米雷兹顿了顿，“这故事不赖吧，啊？两位杰出的商人，如此惊人相似地连续被杀，前后不过两周。这种扯淡的故事阿根廷人可喜欢呢。有好一阵子，许多人心思都被转移了，连自己身家利益都不关心了。”

“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知晓了，不过我觉得他们有。茵里克·卡尔德隆和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彼此并不熟悉，可他们二位的父亲很相熟。亚历山德罗·卡尔德隆是胡安·庇隆的贴身副官，马丁·埃斯特拉达是二战后那些年的阿根廷国家警察总长。”

“他们的儿子为何被杀？”

“实话实说，我全无线索。事实上，我压根儿想不出一个说得通的理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责难之词在德国人社区里满天飞，人们精神高度紧张。”拉米雷兹喝了一大口啤酒，“我再说一遍，在巴里洛切要自己小心，杜兰先生。”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夜幕降下来，车辆涉水往来的声音从街上飘进来。加百列对于工作中的许多人都不太喜欢，不过阿尔方索·拉米雷兹是个例外。加百列却不得不欺骗了他，对此，加百列心里唯有歉然。

他们谈到了巴里洛切，阿根廷，还有过去的事。拉米雷兹问及埃瑞克·拉德克的罪行，加百列将他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这番述说引来了阿根廷人长久的静默，他似乎是感到了切身的痛苦，因为像埃瑞克这样的人有可能曾经在他所爱的国土上找到了庇护所。

他们约好了等加百列从巴里洛切回来后再好好聊聊，接着就在昏暗的楼道里分别了。圣太摩区夜晚的寒气升腾起来，加百列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走了一阵子。随后是一位骑着红色摩托车的女郎在他身边停下，伸手拍着屁股后面的后座，示意他上车。

[1]发生于1976~1983年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国家恐怖主义时期，针对异议人士与游击队所发动的镇压行动。

[2]瓦尔哈拉（Valhalla）：北欧神话中的天堂。

25

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维也纳

这台精密的电子设备是德国造的。藏在监控目标公寓里的电话和发射机是最高质量的——在冷战高峰时，由西德情报部门设计制造，用于监控东边的敌对一方。设备的操作者是一位出生于阿根廷的本地人，不过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奥地利的因河畔布劳瑙。由于这个地方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地，于是他在同僚们中间也有了某种地位。当那位犹太人在公寓楼前停下脚步的时候，监控员用摄远镜头迅速拍下了照片。片刻后，摩托女孩从马路边开出的时候，他也摄下了她的影像。不过她的脸藏在黑色头盔后面，所以照片的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他花了点时间，回放了追踪目标公寓内的谈话录音，接着，他满意地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一个维也纳的号码。他听到一个说德语的声音，带着维也纳口音。在他听来，这声音犹如音乐。

在罗马的圣玛利亚灵魂之母堂，一位神学院见习修士匆匆走过宿舍楼的二楼楼道，在维也纳来客的房间门口停下来。他略一犹豫，然后敲响了门，获得允许之后，这才进了房间。一束楔形的灯光罩在一张狭窄的小床上，床上四肢摊开躺着一具健硕的身体。他的双眼在昏暗中闪着光，犹如两孔黑色的油井。

“有电话找你，”男孩说话时躲开了他的目光，神学院里每一个人都听说了前一天晚上大门口发生的事，“你可以去院长办公室接听。”

那男子双脚一荡干脆利索地踩上了地面，双肩结实的肌肉在光亮的皮肤下面起伏。他略微抚摸了一下肩上的绷带，然后穿上了圆领套头衫。

神学院见习修士引着来客走下一道石楼梯，随后穿过一座小庭院。院长办公室里没有人，书桌上亮着一盏小灯，电话听筒撂在一本记事簿上。不速之客拿起听筒，男孩悄悄退出去。

“我们找到他了。”

“在哪里？”

维也纳一端的男人告诉了他：“一大早他就要动身去巴里洛切。你得在他抵达前就等着他。”

修表匠瞥了一眼手表，计算着时间：“那怎么可能？明天下午之前都不会有从罗马出发的航班了。”

“事实上，几分钟之内就有一班飞机要起飞了。”

“你在说什么？”

“你赶到菲乌米奇诺机场要多久？”

三辆车组成的车队抵达的时候，示威人群就等在帝国酒店门外。车队是为了给自己的党派争取支持而来的。彼得·梅茨勒坐在奔驰豪华车的后座，望着窗外。他接到过警告，不过他以为来的又是那群愁眉苦脸的家伙，而不是手持标语和扩音喇叭的突击部队。这是注定会出现的结果：临近大选，候选人志在必胜。于是奥地利的左翼势力彻底慌了，他们在纽约和耶路撒冷的支持者也慌了。

德艾特·格拉夫坐在梅茨勒对面的弹簧座椅上，看起来很忧虑。怎么能不愁呢？二十年来，他一直辛苦经营，想努力改造奥地利人民阵线，把它从一个垂死挣扎的后法西斯主义和前党卫军军官联盟，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几乎是他一手重塑了这个党派的意识形态，刷新了它的公众形象。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权力共享，使选民的权利为之剥夺。而他精心营造了一番说辞，正好牢牢地吸引了这部分选民。如今，有梅茨勒做他的候选人，他只差一步就要摘取奥地利的终极桂冠一一也就是总理的大位了。格拉夫此时最想避免的事情，就是在大选前的三周里，同那些左派蠢货和犹太人来一场面对面的混战。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德艾特，”梅茨勒说道，“你在想我们应该稳健些，从后门进去，避开那些乌合之众。”

“我确实有这个念头。我们有三个百分点的优势，牢牢握在手里。我可不想因为帝国酒店门前一场难堪的遭遇就损失两点，如果能轻松回避，何乐而不为。”

“那就走后门？”

格拉夫点点头。梅茨勒指指电视摄像师和那些等候的摄影记者。

“你知道明天《记者报》的头条会怎么说吗？梅茨勒在维也纳受挫于示威者！他们会说我是懦夫，可我不是懦夫。”

“没人说过你是懦夫，彼得。只不过是审时度势而已。”

“我们从后门走得太久了。”梅茨勒松了松领带和衬衫领口，“而且，总理是不该走后门的。我们从大门进去，抬头挺胸迎接战斗，否则就干脆别进去。”

“你越来越会说话了，彼得。”

“我有个好老师。”梅茨勒微笑着，伸手搭住了格拉夫的肩膀，“不过我觉得漫长的选战让这位老师消磨了血性。”

“为什么这么说？”

“瞧瞧这帮流氓，他们很多人连奥地利人都不是。一半的标语是英语，而不是德语。显然，这些示威者都被那些境外的挑唆犯给蒙蔽了。我要是有幸和这些人面对面交锋一下，我们的优势明天就扩大为五个百分点了。”

“我可并不这么认为。”

“告诉保安放轻松。要让那些示威者扮演纳粹党徒，而不是我们，这很重要。”

彼得·梅茨勒开门下车。人群里响起了一阵怒吼，一张张标语牌摇晃起来。

纳粹猪！

第三帝国的梅茨勒！

国家总理候选人大步向前，似乎对周围的骚动全无知觉。一个年轻的姑娘手举着浸透了红油漆的破布团，挣脱了阻拦。她将破布掷向了梅茨勒。而他敏捷地避开，脚下却依然大步流星，似乎浑然不觉。破布打中了一名联邦警察，示威人群倒也觉得解恨。女孩被一对警官抓住拖走了。

梅茨勒波澜不惊，走进酒店大堂，直奔舞会大厅，数千名支持者已经在此等候他三个小时了。他在门前略一停顿，振作了一下精神，随即大步走进厅堂，走进了喧嚣的欢呼声中。格拉夫超然事外，望着候选人走进了崇拜者的人群。男人们挤上来，同他握手，或拍拍他的肩背。女性则亲吻他的脸颊。梅茨勒显然把保守派再次变成了奔放派。

整整五分钟，他才走到了大厅的一端。梅茨勒登上讲坛，一位美丽的女孩子身穿邓德尔裙，递给他一只巨大的啤酒杯。他将它举过头顶，随即引来一阵狂热的欢呼。他吞了一大口啤酒——不是摆摆样子的喝一口，而是奥地利式的牛饮，接着上前一步凑近了麦克风。

“我要感谢你们每一位的光临。同时，我还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和支持者，感谢他们在酒店外如此热情的欢迎。”一阵哄笑扫过大厅，“这些人似乎不太懂，奥地利是属于奥地利人的，我们，要用奥地利的道德标准和规范来选择自己的未来。那些外国人、海外的批评家是没有资格对这片神圣的土地说三道四的。我们的未来我们自己打造，奥地利的未来，从三个星期后开始！”

喧声大作。

26

阿根廷，巴里洛切

加百列进门之后加大了步伐，巴里洛切日报社的前台接待员颇有兴致地打量着他。她留一头深色短发，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脸上的皮肤晒成了诱人的古铜色。“需要帮忙吗？”她用德语问道。这不奇怪，日报的名字就是德语的，报纸当然也是德语报纸。

加百列以同样的语言应答，不过他巧妙地掩藏了一个真相：他的德语其实说得跟这位女郎一样流利。他说自己来到巴里洛切是为了做一项基因学研究。他自称来找一名男子，他认为是他的舅舅，名字叫奥托·克里布斯，他有证据相信克里布斯先生于1982年10月死于巴里洛切。他问能否允许他查阅一下当时的旧报纸，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讣告或是死亡通告呢？

接待员向他微笑着，露出两行莹亮齐整的牙齿，随即拿起电话拨出一个三位数的分机号。她用语速很快的德语将加百列的请求转述给了一名上级。接着那女郎沉默了几秒钟，挂上电话，站了起来。

“跟我来。”

她引着他穿过一间小小的阅览室，她的鞋跟将破旧的地毡敲打得嗒嗒作响。有五六名雇员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享受着悠闲，有的抽烟，有的喝咖啡，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有客人来访。档案室的门虚掩着。接待员伸手扭亮了灯。

“如今我们都无纸化了。所有的文章都自动存入数据库，可以全文检索。不过我恐怕最早只能查到1998年。你刚才说他是哪一年去世的？”

“我想是1982年。”

“你还算运气好。所有的讣告都编了索引一一当然是手工的，传统的老办法。”

她走到一张桌前，掀开一本厚重的皮革记事簿的封面。印有格界的簿子上手工写满了字体微小的记录。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奥托·克里布斯。”

“克里布斯，奥托，”她说着，翻到了K字的页面，“克里布斯，奥托……啊，在这儿。根据这上面的记录，时间是1983年11月。还有兴趣读一读讣告么？”

加百列点点头。那女郎写下了一个检索号码，朝对面的一堆卡片盒走去。她伸出食指，划过一张张标签，最终在她要找的卡片盒上停下来，又要求加百列帮她将堆在上面的其他卡片盒移开。她掀开盒盖，灰尘和腐纸的气味从里面散发出来。剪报都夹在发黄变脆的纸夹里。奥托·克里布斯的讣告已经撕破了。她用一张透明胶带将页面修复，然后拿给加百列看。

“这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我不知道。”他如实回答。

她将剪报从加百列手上拿过来，迅速读了一遍。“这里说他是个独生子。”她看着加百列，“这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许多人都不得不掩藏过去的历史，为的是保护他们还在欧洲的家人。我的祖父是幸运的，他至少还保留了自己的姓名。”

她看着加百列，观察着他的目光。“他是克罗地亚人，”她说道，语气里略带一种与同谋者交流的意味，“战后，共产党人想审判他，然后处以绞刑。所幸，这里的庇隆政府愿意接受他。”

她拿着剪报走到复印机前，复印了三份。接着她将原件归回原处，将复印件交给了加百列。他一边读，一边同她一道往外走。

“根据讣告，他葬在波尔图-布列斯特的一座天主教墓地。”接待员点点头，“就在湖对岸，距离智利边境只有几英里。当初他在那里经营一座大农庄。这个在讣告里也写了。”

“我怎么去那里？”

“出了巴里洛切沿高速公路向西，用不了多久就要离开高速路。我认为你得开一辆好车才行。沿着环湖公路开，然后折向北，就进入波尔图-布列斯特了。如果你现在出发，天黑前就能到。”

他们在大堂握手道别。她祝他好运。

“我希望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她说，“不过也许我不该这样希望。我猜像这种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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