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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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在奥地利，阿戈夫先生。很明显，我们的工作在奥地利社会的许多人群眼里是不受欢迎的，就像以前伊莱的工作也不受欢迎。”她发觉自己说了“以前”，自觉并不妥当，立即说了抱歉，又道，“这个国家的极右派不喜欢我们，他们在警察和安全部门中有不小的势力。”
她伸手抹去一张公园长椅上的冰雪碎屑，他俩都坐了下来。“伊莱大约两个月前找到我。他对我说了克莱恩的事情，还讲了中央咖啡馆里的那个男人：沃格尔先生。我不大相信，不过为了帮伊莱一个忙，我答应至少去查查看。”
“你发现了什么？”
“他名叫路德维格·沃格尔，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名字叫多瑙河谷贸易和投资集团，成立于六十年代初。当时的奥地利刚刚脱离战后被占领的状态。他做的生意就是引进外国产品，为愿意来这里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本地服务，尤其是针对美国和德国公司。七十年代奥地利的经济起飞，沃格尔恰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条件。他的公司为数以百计的项目提供了风险资本。目前，在奥地利许多最盈利的公司里，他都拥有比例可观的股份。”
“他有多大年纪？”
“他是1925年出生的，在上奥地利的一个小村镇里，随后在当地一座天主教堂里受了洗。他的父亲是位普通的劳工，显然当时他的家庭非常贫穷。路德维格十二岁的时候他的一个弟弟死于肺炎。两年后他的母亲死于猩红热。”
“1925年？那么1942年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绝不会这么年轻吧。”
“不错。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他在战争期间并不在党卫军中。”
“什么样的资料？”
她压低了声音，同时俯身靠近他。加百列嗅到了早晨的咖啡味儿和她呼出的气息。“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时候会调阅一些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我至今在里边还有联络人，都是些在适当条件下乐意帮忙的朋友。我同其中一名线人通了电话，他很热心地复印了路德维格·沃格尔在一支国防军服役时的档案。”
“国防军？”
她点点头：“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沃格尔于1944年应征入伍，当时他十九岁，随后被派往德国去保卫第三帝国了。他在柏林战役中同俄国人打过仗，而且侥幸活下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他逃到了西线，向美国人投降。他在柏林南边的一处美军拘押所服过刑，后来成功脱逃，回到了奥地利。他是从美军那里逃出来的，这一点却没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因为从1946年起，直到1955年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为止，沃格尔一直是美军占领当局的非军事雇员。”
加百列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她：“美国当局？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从总部的一个文员做起，最后成了美方和奥地利新建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
“婚否？有子女吗？”
她摇摇头：“一辈子单身。”
“他遇到过什么麻烦吗？比如财务方面的异常、民事诉讼，或者其他？”
“他的底子异常干净。我在联邦警署还有一个明友。我请他调查过沃格尔，他一无所获，这倒是件不寻常的事。你想，每一个有些声望的奥地利人都会在警察那儿留下案底，可是路德维格·沃格尔没有。”
“你对他的政治立场有何了解？”
雷娜特·霍夫曼花了很长时间，仔细查看了四周，这才答道：“我向线人问了同样的问题。这几位联络人都在维也纳比较激进大胆的报纸和杂志社里就职，他们是决不会同政府沆瀣一气的。最后发现路德维格·沃格尔是奥地利国民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事实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竞选经费的源头。”她停顿了一阵子，点上了一支烟，她的手冻得发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关注我们这里的大选，不过只要今后三周内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为奥地利下一届的总理了。”
加百列静静地坐着，消化着刚刚听来的讯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烟，随即将香烟丢进了污浊的雪堆里。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种天气还要出来散步，阿戈夫先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她毫无征兆地突然站起来，迈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来，跟着她。你得稳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后情节也容易引人联想，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佐证，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铁证。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路德维格·沃格尔绝不可能是麦克斯·克莱恩所说的那个大队长。
“有没有可能沃格尔知道伊莱正在调查他的过去？”
“我考虑过这一点，”雷娜特·霍夫曼说，“我猜想国家档案馆或是联邦警察把我在调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就算路德维格·沃格尔就是麦克斯·克莱恩在奥斯威辛看到的那个人，距离犯罪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了，现在能把他怎么样呢？”
“在奥地利？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处理战犯的问题上奥地利的历史记录乏善可陈。我的看法是，这里其实已经成了纳粹战犯的避难所。你有没有听说过海因里希·格罗斯医生？”
加百列摇摇头。海因里希·格罗斯，她说，是位医生，就职于斯珀格朗地的一家专治残障儿童的诊所。战争期间，这家诊所成了一间安乐死中心。在这里，纳粹的主张得到了实践——带有所谓“病理性遗传基因”的人都要在这里予以“斩草除根”。有接近八百名儿童在这里遇害。战后，格罗斯成了声名显赫的儿童神经科专家。而他的研究所用的脑组织，许多都来自斯珀格朗地诊所的受害者。一直以来，他将这些组织存放在一处庞大的“脑库”里。2000年的时候，奥地利联邦检察官终于决定将格罗斯绳之以法。他受控参与九项斯珀格朗地诊所的谋杀罪，被带到了被告席。
“开庭一个小时后，法官认定他患有轻度痴呆，不具备当庭受审的条件。”雷娜特说道，“他的案子被无限期地搁置了。格罗斯医生对他的律师露出了微笑，走出了法庭。在法院楼梯上，他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官司。很明显，格罗斯医生当时的神志非常清楚。”
“你的重点是？”
“德国人喜欢说，只有奥地利能让世界相信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我们最喜欢假装自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而并非心甘情愿做了他的盟友。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奥地利人加入纳粹党的比例同我们的德国表亲一样高，忘记了奥地利人在党卫军中的百分比高得异乎寻常。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阿道夫·艾希曼就是个奥地利人，忘记了他的属下有百分之八十也是奥地利人，忘记了在他的死亡集中营里，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官也都是奥地利人。”她压低了声音，“数十年来，格罗斯医生受到了奥地利政治精英和司法系统的保护。他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他甚至有资格为法院充当精神科法医。整个维也纳医学界都知道所谓的‘脑库’是怎么来的，人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像路德维格·沃格尔这类的人，即使摆明了就是个骗子，到头来可能也就是‘无限期休庭’的结果。这种人在奥地利受审获刑的可能性是零。”
“假定他知道了伊莱的调查又怎么样呢？他有什么可害怕的？”
“没有，不过是有点尴尬而已。”
“你知不知道他住哪里？”
雷娜特·霍夫曼将几绺头发塞进她贝雷帽的带子里，然后认真地看着他：“你不会是想会会他吧，阿戈夫先生？现在这种条件下，那可是个极其愚蠢的想法。”
“我只是想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在第一区有一所住宅，在维也纳森林还有一所。根据房地产交易记录，他在上奥地利还有数百英亩的地产和一幢木屋。”
加百列回头望了望身后，随后又问雷娜特·霍夫曼，自己是否可以要一份她收集的这些文档的副本。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要求。
“给我也透露点情况，阿戈夫先生。我和伊莱合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听他提过战争索赔处在耶路撒冷还有分支。”
“是最近才开设的。”
“那可太凑巧了，”她的语气充满了讽刺，“我持有的这些文件是非法的。如果我把它们交给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工，我的处境就更加危如累卵了。如果我把它们给了你，是不是意味着交给了一名外国特工呢？”
加百列认定，雷娜特·霍夫曼是位聪颖过人的精明女性：“你把它们交给了一个朋友，霍夫曼小姐，一个绝对不会损害到您的朋友。”
“如果你在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的时候被联邦警察抓获，你知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会面临一场漫长的官司。”她逼视着他的眼睛，“如果他们知道了你是从哪里得来的，那我也会牵连进去。”
“我没打算让联邦警察逮捕我。”
“谁也没有这种打算，不过这是在奥地利，阿戈夫先生，我们的警察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们遵守的可不是同一套游戏规则。”
她伸手摸进自己的手袋，取出一个吕宋纸信封，递给加百列。信封悄然滑进了他的夹克口袋，他们继续往前走着。
“我不相信你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葛迪恩·阿戈夫，所以我才会把文件给你。在我这里它们已经派不上更大用场了，至少眼下这种政治气候是不行了。不过你得给我保证，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我的联盟和同事们遭遇战争索赔处那样的灾难。”她停下脚步，略一转身，面对着他，“还有一件事，阿戈夫先生。请不要再给我来电话了。”
一辆监控车就停在奥加敦公园边缘的瓦斯纳格索大街上。摄影师坐在后座上，躲藏在单向透光玻璃后面。趁着目标中的两个人分开的一刹那，他抓拍了最后一张，然后将照片下载到一台笔记本电脑里，回放着一张张图像。信封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照片是从后面抓拍的。取景不错，光线良好，活儿干得漂亮。
7
维也纳
一个小时之后，在环城大道的一幢不知名的新巴罗克式建筑里，照片递送到了一间办公室中。办公室的主人名叫曼弗雷德·克鲁兹。照片装在马尼拉纸信封里，由克鲁兹的貌美秘书无言地交给了他，没有半句解释。同往常一样，他身穿深色正装，白衬衫。他有一张沉静的脸，一对尖锐的颧骨，配上一身庄重的服色，越发显得形容枯槁，令下属一见之下就会惴惴不安。他的容貌是典型的地中海式一一接近黑色的头发、橄榄色皮肤、咖啡色的眼睛，于是在警界就有传言，说他有吉普赛人甚至犹太人的血统。这完全是来自敌对势力的诽谤，克鲁玆一点也不觉得它好笑。他在同侪中不大受欢迎，不过他对此并不在乎。克鲁兹的人脉很广：每周都要和部长共进午餐一次，朋友里也多是富豪和政治精英。谁要是敢和克鲁兹为敌，他就等着被发配到卡林西亚的蛮荒之地，负责看停车场、开罚单吧。
他的单位正式名称是“第五处”，不过资深的联邦警官以及内政部的上司们都称它为“克鲁帮”。有些时候，他会沉浸在自我膨胀中，而且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膨胀，他会把自己想象成全奥地利的庇护者。克鲁兹的工作正是确保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要漫过边境，进入堂堂的大奥地利地界。第五处的职责是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反间谍。曼弗雷德·克鲁兹拥有特权，可以监听他人的办公室，在电话上装窃听器，有权拆开邮件，有权实施人身监视。外国人如果到奥地利来找麻烦，克鲁兹的手下就会找上门去。政治活动越过了底线的奥地利本地人也会被如此处理。国境线以内发生的事情，极少有他不知道的，所以他当然也知道，维也纳最近出现了一个以色列人，此人还自称是伊莱·拉冯在战争索赔处的同事。
克鲁兹与生俱来的多疑延伸到了他对贴身秘书的态度上。他一直等到她离开了房间，这才打开信封，将照片抖了出来，正面朝下摔在他的记事簿上。他将它翻转过来，在卤光灯的白色灯光下，他仔细地审视着图像。克鲁兹对雷娜特·霍夫曼不感兴趣。她是第五处的常规监视对象，克鲁兹为她花去了太多时间，早已没兴趣研究她的监控照片和“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大楼里采集来的监听录音了。是啊，克鲁兹更感兴趣的是她身边那个深色皮肤的结实身影，也就是那位自称是葛迪恩·阿戈夫的男人。
过了一阵子，他站起身，转到写字台后面，打开了嵌在墙上的保险柜。柜子里，是成堆的卷宗和财务处一个女孩子写给他的一摞情书，在它们中间嵌着一盘审讯实况的录像带。克鲁兹瞥了一眼不干胶标签——1991年1月，接着他将磁带插入机器，按下了播放键。
带子向前走了几帧，然后才进入正题。摄像机安置在审讯室天花板的一角，从斜上方对准审讯的现场。图像有些模糊，毕竟是上一代的技术手段。画面上的青年版克鲁兹正在房间里缓缓踱步，他的姿态充满了压迫感。坐在桌前受审的是个以色列人，他的双手被火烧焦了，眼光暗淡，透出死亡的气息。克鲁兹可以肯定，此人正是眼下这位自称葛迪恩·阿戈夫的人。不同一般的是，首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的是这位以色列人而不是克鲁兹。此刻，同当初一样，他的一口柏林腔德语特色鲜明，再次令克鲁兹不由得一惊。
“我儿子在哪里？”
“我恐怕他是死了。”
“我妻子呢？”
“你的妻子受了重伤：她需要立即接受治疗”
“那还等什么呢？”
“她在接受治疗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她现在为什么没有接受治疗？她在哪儿？”
“别担心。她没事，有人照顾她的。我们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不妨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谁？拜托，不要再对我们说谎了。你的妻子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耽搁。”
“我的姓名已经被问过一百次了！你知道我叫什么！上帝啊，赶快给她治疗吧！”
“我们会的，不过首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回，请说出你的真实姓名。不要假名、代号，或是化名。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你妻子的性命禁不起耽搁。”
“我叫加百列，你这个畜生！”
“姓氏还是名字？”
“是我的名字。”
“姓什么？”
“艾隆。”
“艾隆？这是个希伯来姓氏，不是吗？你是犹太人。你还是个——我猜猜，以色列人？”
“是，我是以色列人。”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手持意大利护照来维也纳做什么？显然，你是个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特工。你替哪个上司工作，艾隆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他知道谁是联络人。”
“我们会给你们的大使打电话的，还有你们的外长、总理。不过现在，如果你想让你的妻子得到她最迫切需要的治疗，你就得告诉我们你为谁工作，为什么来到维也纳。”
“给大使打电话！抢救我妻子，该死的！”
“你为谁工作？”
“你明知道还问！救我妻子！别让她死！”
“她的性命在你的手上，艾隆先生。”
“你死定了，妈的！我老婆今晚上要是死了，你也死定了！听见了没？你他妈的死定了！”
画面已经变作银色和黑色的一片模糊。克鲁兹久久地坐着，双眼没法从屏幕上移开。最后，他伸手将电话拨到了保密模式，然后凭记忆拨出了一个号码。他听得出是谁接的电话，他们之间无需寒暄问候。
“我恐怕咱们有麻烦了。”
“什么问题？”
克鲁兹如实说了。
“你为何不逮捕他？他拿着伪造的护照，在一个国家里非法居留，而且违反了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约定。”
“可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交给最高检察官？起诉他？我以为，他就盼着这样的机会，正好借题发挥呢。”
“你有何建议？”
“需要更微妙的手段。”
“这个以色列人是你自己的问题，曼弗雷德，你自己处理吧。”
“那个麦克斯·克莱恩又该怎么办？”
通话中断了。克鲁兹挂上了电话。
在斯蒂芬大教堂北塔的阴影里，有一条仅能通过行人的僻静窄巷。在巷子一端一座呆板的巴罗克式老房子的一楼，有一间小小的商店，专门出售发烧级的古董钟表。门上的招牌制作精细，营业时间却没有写明。有很多天它根本不开门营业。除了店主以外，再没有其他雇员。对于一部分特殊顾客来说，店主名叫格鲁伯先生；在其他人眼里，他就是个修表匠。
他的身材矮小，肌肉发达；他偏爱的衣服是套头衫和宽松的花呢夹克，因为正式的衬衫领带与他本身的气质并不协调；他谢顶了，只剩下一缕修剪过的灰发，眉毛又粗又浓；他戴着圆形玳瑁边眼镜；与其他绝大多数同行相比，他的手显得特别大，却是一双灵巧而技艺高超的手。
他的工作室井井有条，犹如一间手术室。工作台上，在一片通明的灯光下摆放着一台两百年历史的纳沙泰尔挂钟。三折叠的钟盒镶嵌着花草图案的浮雕贝壳，保存得十分完好。罗马数字的珐琅表盘也完整如新。这位钟表匠正在检查这架纳沙泰尔精细的双齿轮系机芯。此时，检查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完工后的挂钟将开价一万美元，一位来自里昂的收藏家买主正在翘首以待。
店堂里的铃声响了，打断了修表匠的工作。他趴在门框上向外张望，只见一人站在门外的街上——是位骑摩托车的快递员。他的皮夹克打湿了，雨水的反光闪闪烁烁，好像一只出水的海豹。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件包裹。修表匠打开了门锁。快递员一语不发递过包裹，随后跨上摩托车，疾驶而去。
修表匠重新把门锁好，带着包裹回到工作台。他缓慢地拆开封套一一不错，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手脚都很慢。接着，他掀开了硬纸盒的盖子。里面盛着一只法王路易十五壁挂钟，相当可爱的物件儿。他除去外壳，露出了机芯。藏在里面的是卷宗和照片。他花了几分钟浏览了文件，然后将它们藏在一本大部头的书里，封皮上印的书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钟》。
给修表匠送来路易十五的是他最重要的客户。修表匠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很富有，而且有政治背景。他的大多数客户也具有这两项特征。不过，这一位有所不同。一年前他给了修表匠一份名单，所列人物来自各地，从欧洲到中东到南美。修表匠一步一个脚印，逐一料理。他在大马士革杀了一个，在开罗又杀了一个。他在波尔图杀了一个法国男人，在马德里杀了个西班牙人。他曾跨越大西洋，为的是杀掉两名富有的阿根廷人。名单上只剩下一个人了——一位身在苏黎世的瑞士银行家。修表匠只等收到最后一条指令，就要去收拾他了。今晚收到的案卷带来了一个新的名字，这次比他预计的离家更近些，并非他偏爱的长途奔袭，不过这只是小菜一碟，不构成挑战……他决定接受任务。
他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壁钟收到了。你什么时候需要它？”
“把它看作紧急项目吧。”
“加急要额外收费的。我料想你是愿意出这笔钱的。”
“加多少钱？”
“老规矩，加一半。”
“就为这么个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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