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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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阴谋4：维也纳死亡事件》作者：[美]丹尼尔·席尔瓦

内容简介

“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 ——《国家阴谋4：维也纳死亡事件》奥斯威辛解放前夕，纳粹留下最后一批犹太活口，逼迫他们掩盖集中营的真相。

“把这段话背出来，犹太人，不然我就扣下扳机。就说你们被转移去了东线，有吃有喝还有工作。毒气室是编造出来的！”纳粹大队长吼道。

“我做不到。”

正在调查二战遗留问题的好友遭遇神秘爆炸袭击，命悬一线；母亲生前的亲笔见证录被揭开，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遭遇的奴役、凌虐与谎言一幕幕呈现在眼前；六十年前在奥斯威辛犯下血案的纳粹军官，至今依然悠闲地坐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等待着儿子成为新一任的国家元首……以色列特工加百列·艾隆，再一次踏上了惊险的追凶之旅。

第一部 中央咖啡馆的男人

1

维也纳

这是一间很难找的办公室一一其设计意图也正是如此。在维也纳，它所在的街区因为夜生活而闻名，于是，其悲剧的过去就显得不为人知了。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尽头，它的入口处仅有一块小小的铜质标牌——“战争索赔及调查”。它的保安系统森严而醒目，是由一家位于特拉维夫的隐晦而神秘的公司负责安装的。一个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就设在大门的上方。来访者必须事先预约，而且要出具介绍信，访客还必须通过一道精密电磁计量仪。那里有两位女孩，一个叫蕾芙卡，一个叫萨拉，其中一位负责检查客人的手袋和公文包。她们的美艳令人如沐春风，作风却又不苟言笑、公事公办。

进屋后，访客要走过一条幽深恐怖的过道，穿过夹道的青灰色文件箱，然后会走进一间典型维也纳格调的房间。屋内铺着淡色地板，头顶是高高的天花板，一座座书架被数不尽的书籍、文件夹压弯了隔板。凌乱之中散发着学究气，倒也引人入胜。不过有些人却会在这里心生恐惧，因为暗绿色的防弹玻璃俯临着忧郁的庭院。

在这里坐镇的，是一名不修边幅又很不起眼的男士。这也正是他的特殊天赋所在。如果你走进房间，有时会看到他站在图书馆的梯子顶端，正找寻着某一本书籍。通常情况下他会坐在书桌后，在香烟的笼罩下瞥望着成堆的文件和卷宗。访客到来之际，他会抽空写完一句话，或是在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做一段笔记，然后站起身，伸出他的小手，用敏捷的眼光迅速地打量着你，“在下伊莱·拉冯。”他一边谦恭地说着，一边和你握手。不过在维也纳，不消介绍，人人也都知道“战争索赔及调查”的主持者是何许人也。

如果不是拉冯的声名素著，单看他的外表，或许并不怎么受欢迎——衬衫的前襟长年沾着烟灰，外套是一件破旧的酒红色羊毛开衫，手肘上打着补丁，下摆也破了。有人怀疑他经济拮据，还有人猜想他是个禁欲主义者，甚至还有点疯癫。有位妇女曾来此求助，希望要回瑞士银行的存款，依据她观察得来的结论，拉冯一定是为了感情而伤透了心。若非如此，他从未结婚成家又该作何解释呢？在他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又为何会露出一脸惨淡、如丧考妣呢？不管访客们作何猜想，结果往往都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会黏着他，生怕会失去他。

他会请你坐上舒适的沙发。他会请姑娘们替他应付来电，然后将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朝自己嘴唇比划着说道：“上咖啡，麻烦你。”耳边会隐隐传来姑娘们的争吵声，推诿着这次该轮到谁了。蕾芙卡是来自海法的以色列人，橄榄色皮肤，黑色眼睛，性情固执而暴躁。萨拉来自富裕的美国犹太家庭，是波士顿大学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研究项目的研究生。比起蕾芙卡，她更加知性一些，所以也更富有耐心。她认为琐碎的细务不合她的身份，于是不惜耍诈甚至径直撒谎来逃避值日。蕾芙卡是个耿直的姑娘，并总是因此吃亏，所以，往往是她端着银质的托盘，不情愿地把咖啡送到桌上，然后闹着情绪退下来。

拉冯会见客人并无固定程式。他允许客人自己决定流程。如果有人问及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反感，如果被追问得太紧，他就会给人家解释，自己身为以色列最具天才的青年考古学家，为何会选择追查大屠杀所遗留的未了之事，而没有留在饱经祸乱的祖国。不过，他对自己的过去也只会讲这么多，再也不愿意深入了。他不会告诉客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前期，他曾短暂地为恶名昭彰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过；他也不会对他们说，他至今仍被认为是机构中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街巷监控大师；而且，每年两次回以色列探望老母的时候，他都会去特拉维夫以北的一处高度隐秘的场所，向后辈特工人员传授经验。在情报部门内部，他至今仍被称为“幽灵”。而他的导师，也就是那位名叫阿里·沙姆龙的男人总是说，伊莱·拉冯这个人可以一边和你握着手一边消失无踪。这种说法并不算夸张。

他在客人面前很安静，就好像为沙姆龙执行监视任务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安静。他平常烟不离手，不过客人如果不喜欢，他就能克制得住。他通晓多种语言，不管你喜欢用哪一种语言谈话，他都乐意倾听奉陪。虽说他的眼底有时也会滑过迷惑不解，但他的目光却坚定而饱含同情。他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先藏在心里，直到客人将案情从头至尾讲完为止。他的时间是宝贵的，而他的决策也是迅速的。他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自己能帮得上忙，也清楚在哪些情况下不应该去招惹那些陈年旧事。

如果他接下了你的案子，会收取一小笔钱，用于起步阶段的调查工作。他索取费用的时候显然会有些扭扭捏捏，如果你付不起，他就会干脆给你免单。他的大部分运作经费来自捐赠，不过“战争索赔及调查”实在不是家盈利的企业，所以拉冯长期以来都囊中羞涩。在维也纳的某些圈子里，他的经费来源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那些人口中，拉冯被斥为好生事端的不速之客，而且还拿着国际犹太社区的经费，到处探头探脑多管闲事。在奥地利，许多人都巴不得战争索赔处永远关门才好。正因为有这些人，伊莱·拉冯才会将自己深藏在绿色的防弹玻璃后面。

某年的一月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拉冯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埋头应对着成堆的文件和卷宗。今天没有访客。事实上，自从拉冯上一次接待访客至今，已经过去许多天了。在这期间他的大块时间都被同一件案子占据。七点整，蕾芙卡将脑袋探进门里。“我们饿了，”她的话带有典型的以色列人的率直，“给我们弄点吃的吧。”拉冯虽然记忆力出众，却不太会记菜名。于是他一边依旧盯着案头的工作，一边举起手中的笔，在空中比画着，做出写字的样子——给我开个单子，蕾芙卡。

片刻后，他合上了卷宗，站起身。他望向窗外，只见雪花轻柔地飘落在院里的黑色砖地上。接着他穿上大衣，将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给自己头发稀疏的脑袋扣上了一顶帽子。他穿过门厅，来到姑娘们工作的房间。蕾芙卡的桌上堆满了德国军事档案，萨拉则不愧是书卷气永不消退的研究生，她的世界完全被书籍包围了。同往常一样，她们又在争吵。蕾芙卡想点多瑙河对岸的一家印度餐厅的外卖，萨拉想吃的是卡恩特纳大街上那家意大利餐厅的意粉。拉冯浑不在意，兀自端详着萨拉桌上的新电脑。

“这是什么时候买来的？”他打断了她们的争论。

“今天早上。”

“为什么要买新电脑？”

“因为买上一台的时候奥地利还有皇帝呢。”

“我有没有批准过你买新电脑？”

这话问得并不带威胁语气。因为姑娘们负责打理办公室，经常把各类文件都送到他眼皮底下，而他也常常是看也不看就把字签了。

“没有，伊莱，你没有批准过。是我父亲付的钱。”

拉冯微微一笑：“你父亲真慷慨。替我谢谢他。”

二姝继续辩论。同往常一样，萨拉又赢了。蕾芙卡写好单子，威胁着说要把它钉在拉冯的袖子上。其实，她只是稳妥地把菜单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又轻轻推了他一下算是送他出门。“别喝咖啡耽搁了，”她说，“我们饿着呢。”

从战争索赔处往外走，几乎和走进去一样，是件大不容易的事。拉冯往墙上的键盘敲进一串号码。鸣声响起，他拉开了内层的安全门，来到一个安全隔间。内层大门闭合后十秒，外层门才能够打开。拉冯将脸凑近了防弹玻璃，向外窥看着。

街对面的一条窄巷巷口，阴影遮蔽之下站着一个肩宽背厚的身影——头戴呢帽，身披着防水布雨衣。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不仔细查看他的“尾巴”，伊莱·拉冯是没法就此走上维也纳街头的，不管在哪座城市都不行。他非但要审查有没有“尾巴”，而且还得牢牢记住那些面孔，那一张张在不同场合重复出现多次的面孔。这是一种职业本能。此刻，即使距离遥远，即使光线昏暗，他也能看得出来：在过去的几天里，眼前这个身影已经在街对面出现过好几次了。

拉冯检索着自己的记忆，就如同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检索着卡片的索引，终于，他找到了记忆中的画面。是啊，就是他。在犹太人广场，两天前。就是你跟踪我，当时我刚和那位美国记者喝过咖啡。拉冯继续“查阅”着“索引”，又从中找出了第二张“卡片”。那是在斯坦恩加撒大街，在一间酒吧的窗户里。就是他。那一次他没戴呢帽，正不经意地望着自己的啤酒杯。当时，拉冯刚刚在办公室里焦头烂额地忙了一天，正在滚滚人流中匆匆地穿行着。第三条“索引”多花费了他一些时间，因为他需要确定具体地点，不过他还是记起来了。在2路有轨电车上，晚高峰时间。拉冯被人紧紧地挤在车门上——那是个维也纳人，一张红润的脸盘，满嘴酒气和德国香肠的味道。那位戴呢帽的早已找了个位子坐下，正在安静地用车票的票根清理着自己的指甲。这是个很享受做清理工作的男人——拉冯当时这样想。也许他的职业就是清扫什么东西。

拉冯转身按下了对讲器的按钮。没反应。快点啊，姑娘们。他又按了一次，然后回头望了望。戴呢帽穿雨衣的男子已经不见了。

扬声器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是蕾芙卡。

“你是不是已经把菜单丢了，伊莱？”

拉冯再次用大拇指按下按钮。

“快出来，马上！”

几秒钟后，拉冯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隔着一道玻璃墙，两位姑娘出现在他面前。蕾芙卡冷静地输入着密码。萨拉在一旁静静站着，她的双眼紧盯拉冯，一只手扶着玻璃墙。

在他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有过爆炸声。蕾芙卡和萨拉先是被一团火球吞没，接着被气浪卷走了。内层大门向外飞出来。拉冯像一只儿童玩具一样被抛在空中，扭曲着后背，好像一名体操运动员。他如梦境中一般飞腾起来，只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翻转身体。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存在气流和撞击，他只知道他仰面躺在了雪地上，碎玻璃像冰雹一样落下。“我的姑娘们，”他悄声说着，渐渐滑进了沉沉的黑暗，“我美丽的姑娘们啊。”

2

威尼斯

这座土红色的小教堂是为卡纳雷吉欧区一个贫穷的教区而建的。修画师来到侧门前，在造型优美的玄月窗下停步，从自己防雨外套里掏出一套钥匙。他打开装饰繁复的橡木门的锁，悄步溜进门去。一阵寒风挟着沉重的湿气和古旧蜡烛的气味拂过他的面颊。他在半明半暗之中立定了片刻，然后穿过宁静的正十字架中殿，朝着教堂右侧的圣徒哲罗姆礼拜堂走去。

修画师的步态轻盈，略微有些向外侧弯曲的双腿透露出从容和笃定。他生了一张长脸，尖下巴，细巧的鼻子宛如用木头雕刻而成。他的颧骨宽阔，一双绿色的眼珠流露出一抹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气息。一头黑发剪得很短，两鬓处已经变成了灰色。从这样一张脸上，看不出他来自哪个国家；凭这张脸，这位修画师的语言天赋恰好可以自由发挥。在威尼斯，他所用的名字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祭坛装饰画藏在帆布遮盖的脚手架后面。修画师抓住了铝制的管材，悄无声息地攀上了脚手架。他的工作平台同昨天下午离开时一模一样：画笔和调色盘，颜料和调色油，各归各位。他扭亮了一排荧光灯。要修的画是乔凡尼·贝利尼的最后一件大型祭坛画——此刻它正在强烈的灯光下放射着光辉。圣人克里斯托弗站在画面的左侧，幼年基督就骑在他的肩上。他的对面站着图卢兹的圣路易斯，手里拿着权杖。头上戴着主教的冠冕，身披镶金的红色锦缎披风。在他们上方的一块平地上，圣徒哲罗姆面对着一部打开的《诗篇》，背后是色调鲜明的蓝天，配着棕灰色的云朵。每位圣人都彼此分开，单独面对上帝，如此彻底的隔绝感。细看之下几乎令人心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创作如此作品，实在令人惊异。

修画师在高耸的画幅面前静立不动，宛然变成了贝利尼巧手之下的第四位人物。他任凭自己的心神游离于形骸之外，徜徉在画幅中的景物之间。片刻后，他往调色盘里倒了些媒介剂，又加了些颜料，添了些稀释剂，将浓度和强度调至最佳。他再次抬眼望着画面。根据其温暖而丰富的色彩，艺术史专家雷蒙·范·马尔勒认定此作显然出自提香的手笔。虽说修画师对范·马尔勒不敢不敬，可还是认为他犯下了令人遗憾的错误。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修画师都曾经亲手修复过，因而熟谙他们的笔法，就如同熟悉自己眼眶周围的皱纹一般。圣乔凡尼礼拜堂的祭坛画是贝利尼受命创作的，而且接受任务的唯有他一个人。再说，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提香正不遗余力地想取代贝利尼成为威尼斯画坛的翘楚。修画师无论如何不相信乔凡尼能请得动年轻气盛的提香来给他助阵，更何况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作品。范·马尔勒如果功课做到了家，就不会犯下如此荒谬的错误贻笑大方。

修画师戴上一副眼镜式放大镜，瞄准了圣人克里斯托弗的玫瑰色外袍。这幅画一度饱受冷落，几十年来历尽寒暑风霜和香烛的熏烤。克里斯托弗的袍子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色泽，表面的颜色纷纷剥落，露出了里层的斑斑色块。修画师已经得到了授权，允许他修复时采用大胆的手段。他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作品原有的光彩。而艰巨之处在于，既要使它焕发光华，又不能太过做作，以免使之看起来像一件赝品。简言之，他必须不着痕迹，要使这幅画好像是由贝利尼本人修复的一般。

修画师独自工作了整整两个小时。其间一派静寂，唯有街上窸窣的脚步声和店铺卷帘门升起的声音。十点整，威尼斯著名的圣坛清洗师阿德里安娜·齐内蒂来了，搅扰了修画师的清净。她从帆布后面探头进来，向修画师问候早安。虽然不胜其烦，他还是将放大镜片推到头顶，朝工作平台下方瞥了一眼。阿德里安娜所处的位置，让人无法回避她衬衫里汹涌的乳房。修画师庄重地点头致意，然后望着她轻盈地滑上脚手架，好似一只自信满满的猫。阿德里安娜知道他与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那是个来自老犹太区的犹太女子。不过她还是一有机会就挑逗他，似乎只消一个媚眼，或是一次“偶然”的触碰，她就能瓦解他的防线。他始终羡慕她，居然还能用如此单纯的眼光看世界。阿德里安娜爱艺术，爱威尼斯美食，爱享受男人们的追捧。其他的事情，她才不在乎呢。

随后到来的是位年轻的修画师，名叫安东尼奥·波利蒂。他戴着太阳镜，一副宿醉模样。那德性好像他是个摇滚明星，正在老大不情愿地接受媒体采访。安东尼奥根本不屑给修画师道个早安。他们之间的厌恶是双向的。为了完成圣乔凡尼礼拜堂的修复项目，安东尼奥受命修复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的主装饰画。修画师认为这后生还不够格，每天晚上离开教堂前，他会暗中查看安东尼奥的工作平台，审视他的进展如何。

最后一个到来的是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他是圣乔凡尼礼拜堂项目的负责人，是位步履蹒跚的大胡子，身穿一件丝滑的白衬衣，粗脖子上围着一条真丝围巾。在威尼斯的大街上，游客们会错把他当作帕瓦罗蒂。威尼斯本地人则极少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经营着全威尼斯最成功的艺术品修复公司。在威尼斯的艺术圈，他可是典范。

“早——安——”他的嗓音带着歌剧般的共鸣回响在中央大殿。他伸出一只巨手抓住修画师的工作台，猛力地摇晃了一下。修画师像滴水嘴怪兽一样倾向一侧，瞥望着他。

“你差点就把一个早晨的辛苦工夫都破坏了，弗朗西斯科。”

“听以我们才需要使用隔离漆，”提埃坡罗举了举手里的白色纸袋，“要不要羊角面包？”

“上来吧。”

提埃坡罗抬脚踩上了脚手架的横杠向上攀去。修画师能听得出来，铝制管材在提埃坡罗超重的身躯下绷得紧紧的。提埃坡罗打开纸袋，将袋里的杏仁面包递给修画师，又自己取了一个，一口便吞下了一半。修画师坐在平台一边，双脚在边缘以外晃荡着。提埃坡罗站在祭坛画面前，审视着他的工作成果。

“要不是事先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会以为乔凡尼老先生半夜里溜进来自己替自己修了画。”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弗朗西斯科。”

“是啊，可惜有这份天才的人太少了。”此刻，剩下的羊角面包也没入了他的口中。他抹去胡子上的糖霜：“何时能完工？”

“三个月，也许四个月。”

“依着我的短浅目光，三个月总好过四个月。不过我可不逼你，要是把咱们的大天才马里奥·德尔韦基奥给逼急了，上天都不答应啊。有什么旅行计划吗？”

修画师隔着面包盯着提埃坡罗，缓缓摇头。一年前，他曾被迫向提埃坡罗承认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职业。而这位意大利人则一直信守承诺，没有把他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不过有时候，他会在他们单独相处时请修画师说两句希伯来语，为的是提醒自己：这位传奇人物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其实是来自以色列耶斯列谷地的加百列·艾隆。

一阵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砸在教堂的屋顶。在工作台的上空，高高的礼拜堂顶端，那雨声如同阵阵擂鼓。提埃坡罗向天举起双手，做了一个哀告上苍的动作。

“又来暴风雨了，上帝帮帮忙吧。他们说最高积水位可能达到五英尺，上一回的积水我还没完全排干净呢。我喜欢这地方，可连我都不知道还能忍受多久。”

今年，这个季节的积水问题尤其棘手。威尼斯已经遭了五十多次洪水，而持续三个月的冬季仍未过去。加百列的家已经泛滥多次，所以他把家里一楼的所有东西都搬空了，又在门窗周围都装上了隔水的屏障。

“你会在威尼斯终老的，就像贝利尼一样，”加百列说道，“我会把你葬在圣米凯莱的一棵丝柏树下，修一座巨大的墓室，让它配得上你的巨大成就。”

提埃坡罗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描绘，尽管他心里清楚，同大多数威尼斯人一样，到时候他也只能落得一场有失体面的大陆式葬礼。

“那你呢，马里奥？你会死在哪里？”

“要是运气好，我会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死去。这大概是我这种人最大的福分。”

“你只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

提埃坡罗凝视着受了伤损的画作：“在你死之前把祭坛画修好。这是你欠乔凡尼的。”

四点钟过后，圣马可教堂上空的洪水警笛拉响了几分钟。加百列急忙清理了画笔和调色盘，可是当他爬下脚手架，穿过中央大殿，来到了正门口时，街上已经积了几英寸高的洪水。

他回到室内。同大多数威尼斯人一样，他也有几双橡胶防水靴，分别存放在各个关键的地点，以备不时之需。放在教堂里的这双是他的一号主力，是翁贝托·孔蒂借给他的。孔蒂是威尼斯的修画巨匠，加百列的学徒生涯就是随他度过的。加百列无数次想把靴子还给他，但是翁贝托一直没有收。留着吧，马里奥，把它和我传你的技艺都好好留着，它们会派上大用场的，我保证。

他穿上翁贝托那双褪了色的旧靴子，又套上一件绿色的雨披。片刻后，他蹚过洪水没过小腿的圣乔凡尼教堂街，好像一只土褐色的鬼魅。在新星街，城市清洁工今天没有铺设一种叫作“步行板”的木质踏板一一这是个不好的征兆，加百列知道。那是因为人们预计洪水会非常猛烈，“步行板”必定会被冲走。

当他来到圣莱昂纳多大街的时候，洪水已经快没过他的靴筒了。他转进一条巷子，这里很安静，唯一能听到的是水花溅起的声音。他沿着巷子来到新犹太区，那里横跨着一座临时搭建的木质行人桥。一组没有灯光的公寓楼渐渐升起，进入他的视野，它们比威尼斯的其他建筑更高大，因而颇为引人注目。他涉水穿过一条已经淹没的甬道，来到一座大广场上。两个留着胡须的犹太教学生从他面前走过，踮着脚穿过洪水弥漫的广场，朝犹太教堂走去。他们披着犹太教的大披巾，披巾的流苏垂落在他们的裤腿上。他向左转，朝2899号的大门走去。一块铜质小标牌上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写着：威尼斯犹太人社区。他按响了门铃，迎接他的是对讲机里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我是马里奥。”

“她不在。”

“她去哪儿了？”

“在书店帮忙。有个姑娘病了。”

他走进了几步之外的一道玻璃门，摘下了雨衣的兜帽。他左侧的入口通往社区内最低调的博物馆，右侧门里是一间引人驻足的小书店，店堂里透出温暖而明亮的光线。一个金色短发女孩正端坐在柜台后面的高凳上，趁着日落前急急忙忙地点数着收银机里的钱。这女孩名叫瓦伦蒂娜。她朝加百列微微一笑，用铅笔尖指了指俯瞰运河的落地窗。窗缝里的衬垫号称是密封的，不过洪水还是渗进屋里，一个女人正跪在地上吸干渗水。她的美丽，令人震撼。

“我告诉过他们，这些封条挡不住水，”加百列说，“那些钱白花了。”

基娅拉猛一抬头。她的头发乌黑蜷曲，反射着褐色和栗色的光泽。虽然后颈有一枚宽松的发箍约束着，然而一头生命力旺盛的秀发还是漫过肩颈，垂散在前面。她的眼珠是褐色的，又杂糅了金色。它们的颜色似乎会随着她情绪的变化而变化。

“别光傻站着。过来帮我。”

“难道你指望我这样的天才男人帮你……”

一条白色的吸水毛巾抛了过来，力道和准头都很惊人，正好砸在他的胸口。加百列把水拧进桶里，在她的身边跪下来。“维也纳刚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基娅拉悄声说道，她的嘴唇贴近了加百列的脖子，“他来了。他要见你。”

洪水围困了这座临河建筑。加百列开门出来的时候，大理石正厅里已经水波荡漾。他察看着灾情，然后疲倦地跟着基娅拉走上楼梯。起居室被沉沉阴影笼罩着，一位老者站在雨水敲打的窗前，俯瞰着运河，一动不动，犹如贝利尼画作中的某个人物。他穿着一身深色商务套装，系着银色领结。他的秃顶形如一颗子弹，晒得黝黑的脸上布满了沟沟坎坎的皱纹，犹如沙漠中饱经风化的石头。加百列走到他身边，老人也不招呼他，只是自顾自地凝视着洪水漫涨的运河。他眉头深锁，一脸嗟叹命运般的愁容，似乎他正在见证着上古的洪荒，无情地摧残着脆弱的人类。加百列知道，阿里·沙姆龙又要向他传递噩耗了。当初，是死亡的噩耗将他们连在一起，而死讯则一直是他们之间的纽带。

3

威尼斯

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走廊和会议室里，阿里·沙姆龙都是一个传奇人物。事实上他的生命和血肉就是由机构打造的。他曾打入过皇室的宫廷，窃取过大独裁者的机密，刺杀过以色列的国家敌人。他毕生成就的巅峰是在1960年5月的那个雨夜。那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肮脏的北郊，当时他一跃跳下车，逮住了阿道夫·艾希曼。

1972年9月，果尔达·梅厄总理曾下令，要他刺杀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绑架并杀害十一名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当时的加百列是耶路撒冷贝扎雷艺术学院的一名高材生，他不太情愿地加入了沙姆龙的冒险行动，那次行动应景地化名为“天谴”。根据机构内部的规定，加百列在特工行动中的头衔是“刺客”。他凭借手里唯一的武器——一支点二二口径的伯莱塔手枪，迅速刺杀了六名男子。

沙姆龙的职业生涯也并非一路上升、尽享荣耀的。他曾深陷于低谷，也曾误入歧途，使特工行动陷于困境。他曾以做事不计后果而闻名。他有一副古怪飘忽的脾气——这也成了他最大的财富，因为朋友和敌人同样为之胆寒。对于有些政治家来说，沙姆龙的反复无常太过分了，实在难以忍受。拉宾总是不肯接他的电话，怕他又带来什么出格的消息。佩雷斯认为他是个粗人，于是将他遣送到犹大旷野，让他过上了退休生活。情报局的机构刚创立时，巴拉克重新启用了沙姆龙，请他为机构掌舵。

名义上，他应该已经退休了，他所热爱的机构掌握在一个叫作勒夫的人手里。此人诡计多端，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技术官僚。然而在许多领域，沙姆龙才是首脑，是掌控局面的人。现任总理和沙姆龙是同一个战壕里的老朋友。他给了沙姆龙一个含糊的头衔，又赋予他足够的权力，足以使他到处惹人嫌。扫罗王大道的机构总部里，早有人在赌咒，说勒夫一定暗地里盼着沙姆龙快快死去；还有人说，这位意志如钢的老顽固沙姆龙之所以还活蹦乱跳的，就是为了好好地折磨勒夫。

此刻，沙姆龙站在窗前，平静地向加百列叙说了他所知道的维也纳事件始末。昨天晚上，有人在“战争索赔及调查”的内部引爆了一颗炸弹。伊莱·拉冯正在维也纳总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存活的几率最多只有五成。他的两名研究助理，蕾芙卡·加奇特和萨拉·格林伯格已经在爆炸中丧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宣称对此事件负责，他们自称为伊斯兰战斗小组，是本·拉登“基地组织”的一个支派。沙姆龙对加百列说着口音极重的英语。在威尼斯的这座临河建筑里，希伯来语是禁止的。

基娅拉端着咖啡和犹太酥卷来到客厅，然后在加百列和沙姆龙之间坐下来。三人当中，只有基娅拉仍受机构的管辖。作为一名女特工，她需要在工作中假扮某位特工的伴侣或情人。同所有情报机构的人员一样，她接受过搏击格斗训练，学习过如何使用武器。她在射击项目的期终测试中，成绩居然超过了传奇人物加百列·艾隆。由于这个原因，她的存在为机构带来了某种紧张的气氛。由于地下工作的性质，她往往需要同自己的搭档保持某种亲密的关系，比如，在餐厅或夜总会扮亲热，或者在酒店和公寓共枕而眠。饰演伴侣的女特工同专案特工发生恋情，这是明令禁止的。不过加百列清楚，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再加上第一线工作的巨大压力，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让他们走得更近。其实，他自己曾经同一位女特工在突尼斯发生过恋情。对方是位美丽的犹太女郎，来自法国马赛，名叫杰奎琳·德拉克罗瓦。那段恋情几乎断送了他的婚姻。基娅拉不在的时候，加百列总会想象着她正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尽管他并非善妒之人，却还是暗暗盼望扫罗王大道能够尽早明白一个道理：她的美艳太过显山露水了，还是将她撤离谍战第一线为妙。

“伊斯兰战斗小组究竟是些什么人？”

沙姆龙做了个鬼脸：“他们都是些小打小闹的角色，主要活跃在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他们热衷于在犹太教堂搞搞纵火案，或是亵渎一下犹太人的公墓，再不然就是在巴黎大街上殴打几个犹太人家的儿童。”

“他们宣称对此事负责，这其中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沙姆龙摇摇头：“他们说的全是老一套的胡言乱语，什么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什么摧毁锡安主义的组织。他们威胁说，要继续攻击欧洲的犹太人目标，直到巴勒斯坦获得解放为止。”

“拉冯的办公室是一座装备齐全的要塞。一群只会扔燃烧弹和摇涂鸦罐的宵小，怎么会有本事把炸弹装置在战争索赔处的内部？”

沙姆龙接过了基娅拉递过的咖啡：“奥地利国家警察还不能确定，不过他们认为炸弹可能藏在一台电脑里。电脑是爆炸当天早些时候送进办公室的。”

“在维也纳，伊斯兰战斗小组难道有能力把炸弹藏进电脑，然后瞒天过海把它送进戒备森严的办公楼？我们能相信吗？”

沙姆龙狠狠地搅拌着咖啡里的糖，缓缓摇摇头。

“那是谁干的？”

“显然，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沙姆龙脱下外套，卷起了衬衫袖子。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加百列避开沙姆龙的凝视，回想起这个老头儿上一次派自己去维也纳的情形。那是1991年的1月，机构得到情报，一名在维也纳活动的伊拉克特工正在策划一系列恐怖活动，袭击以色列目标，以配合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沙姆龙命加百列监视这个伊拉克人，如果必要，可以采取行动，先发制人。加百列不愿再一次忍受同家人长时间的分离，于是他带上了妻子莉亚和儿子丹尼同行。然而他并不知道，他已经走进了圈套。布置圈套的人是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名字叫作塔里克·阿尔·胡拉尼。

加百列出神地想了一阵子，终于转头看着沙姆龙道：“维也纳是我的人生禁区，难道你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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