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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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回屋里，脚步轻快而稳健。吉优拉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姆龙整理起手提箱。每隔几秒钟，她的视线会离开电视屏幕，看看他，但并不说话。四十多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等沙姆龙把手提箱整理好后，他挨着她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你会小心的，对吗，阿里？”

“当然，亲爱的。”

“你不会再吸烟了吧，对吗？”

“再也不了！”

“尽早回来。”

沙姆龙上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很快。”

沙姆龙发现扫罗王大街很压抑，这里让他感受到屈辱。他得在大厅的安全处签写出入登记，还得在衬衫口袋上贴个标签。他再也不能利用特权乘坐专梯上楼了，现在，这种特权只属于勒夫。他和一群办公室主任以及档案室的普通男女职工一起挤进了普通员工电梯。

他到了四楼。出于个人恩怨，勒夫想整治他一番，所以沙姆龙还要忍受一番羞辱。没有人给他拿咖啡，他只好自己到餐厅自动售卖机旁买了一杯淡咖啡。他沿着走廊，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屋子，和储藏室差不多大小。里面有一张松木桌，一把钢制的折叠椅，还有一部散发着消毒剂味的破旧电话。

沙姆龙坐了下来，打开手提箱，拿出一张从伦敦发回的跟踪照片，是莫迪凯在皮特·马龙家外面照的。沙姆龙坐在那儿，看了几分钟，胳膊撑着桌子，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人从门边探头往里张望，睁大眼睛盯着他，好像在看一头长相古怪的野兽。他心想，是的，没错，老子又在总部大厅坐冷板发了。沙姆龙装作没看见。他的注意力只在那个男人的照片上。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调查部的分机电话。电话是由一个女孩儿接的，听声音像是刚刚高中毕业。

“我是沙姆龙。”

“谁？”

“沙——姆——龙，”他生气地说道，“我想要塞浦路斯绑票案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86年发生的。可能那时你还没出生。不过，尽量帮我找一下。”

他挂掉了电话，耐心地等着。五分钟后，一个名叫尤西的人来到沙姆龙简陋的办公室。他拿着一捆资料：“对不起，头儿。那个女孩儿是新来的。您想要看这个吗？”

沙姆龙伸出手去，像个乞丐一样。

这件事不值得沙姆龙骄傲。那是1986年的夏天，以色列司法部部长梅尔·本-大卫从特拉维夫出发，乘坐私人远洋快艇，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地中海巡游，其中有十二名陪同人员、五名船员。在假期第九天的时候，他们的远洋快艇在拉纳卡港口被一队自称是代表巴勒斯坦战斗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无法实施营救计划，而塞浦路斯方面想尽快把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解决掉。这让以色列政府别无选择，只好选择谈判，沙姆龙打通了一条和德国发言领导人交流的通道。三天后，问题解决了。人质被放了回来，恐怖分子顺利离开，一个月后，十几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人重犯从以色列监狱获得释放。

公众方面，以色列否认这是一笔交易行动，不过没有人相信。对于沙姆龙来讲，这确实是一次痛苦的回忆。如今，翻看着这些资料，他还是能想起当时的情况。他找到了一张照片，是当初他们抓拍到的那队劫匪的头儿，不过没多大用处，因为这是从很远的距离照的，画面模糊，照片上那个人又戴着太阳镜和帽子，把脸挡住了。

他把照片放到从伦敦发来的那张照片旁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将它们作了对比。是一个人吗？不好说。他拿起电话，再次打给了调查部。这次是尤西接的电话。

“有什么事，头儿？”

“把‘金钱豹’一案的资料给我拿来。”

如果从专业角度给他这个人合理地下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也有人说他是瑞士人。他曾经和沙姆龙用英语进行过一次对话，语言学家听过对话录音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来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金钱豹”这个绰号是西德人给他取的，他在西德杀了很多人，他们最想抓到他。他是个受雇佣的职业恐怖分子。任何组织可以出于任何原因雇用他，只要不违背他的核心信仰：反对西方，反对犹太支持者。据说，就是他在背后操纵了那次劫持案件，也是他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头目阿布·吉哈德，杀害了欧洲的三个以色列人。沙姆龙也想要他的命。不过这种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他翻了翻资料，可惜的是，只有薄薄的几页。有一份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一份法国的国际刑警派遣书，还有一份是针对伊斯坦布尔奇怪现象的谣言。另外还有三张照片，还是不能确定三张之中是否有他。一张是在塞浦路斯远洋快艇上拍的照片，一张是从布加勒斯特跟踪拍摄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戴高乐机场拍的。沙姆龙把从伦敦拍摄的那张和这三张放到一起，然后抬头看了看尤西，他也正看着照片。

“那张和这张很像，头儿。”

沙姆龙把那张抽出来，放在了伦敦那张旁边。同样的轮廓，照的是正脸，下巴有些偏左，导致半边脸有些模糊。

“我不敢确定，尤西，不过我想这两张照片上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确实不好说，头儿，不过电脑也许能够分辨出来。”

沙姆龙说：“拿去用电脑检测一下。”然后，他把剩下的资料收拾起来，“这些我得先留下。”

“您得签张借条。”

沙姆龙透过眼镜看了看尤西。

尤西说道：“我会替您签一张的。”

“嗯，好孩子。”

沙姆龙最后一次拿起电话，拨通了差旅部门的号码。等忙完事先安排好的工作之后，他把那些资料放在了手提箱里，朝楼下走去。他心想，我来了，加百列。可是，老天，你在哪儿啊？

[1]哈加纳（Hagana）：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建立于1920年，以色列建国后，哈加纳成为国家的军队。

22

地中海

清晨时分，已经能看到科西嘉岛的岩石了。基娅拉驾快艇绕着小岛朝西北部驶去。一层黑色的云像火药一样罩在他们头上，夹着雨滴扩散开来。海上的风力又涨了几节，天气突然变得冷起来。基娅拉说：“这是西北风。今天刮得更凶了。恐怕我们剩下来的行程不会那么顺利了。”

他们看见一艘伊尔鲁斯渡轮正朝法国海岸驶去。她说：“那艘船是去尼斯的。我们可以跟在它后面，在快要到达海岸线的时候再转向戛纳。”

“得多长时间？”

“五到六个小时，由于西北风的缘故，可能时间会更长。过来帮我掌一下舵。我下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可以当早餐。”

“看看那个睡美人还在不在。”

“知道了。”

早餐有咖啡、烤面包，还有一块硬奶酪。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吃这些，因为绕过科西嘉角半小时后，暴风雨越逼越近了。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北部刮来的旋风一阵阵地朝快艇袭来，暴雨中的可视范围不到一百米，令他们随时都有偏离航线的危险。庆幸的是，基娅拉可以通过指南针和卫星定位系统来指引航向。

中午的时候，雨停了，不过风力没有减。似乎离海岸越近，风就刮得越猛。暴风过后，就是寒流，最后一小时的行程中，太阳从云层中进进出出，刚照了一分钟，又躲进云里。海水的颜色也跟着改变，一会儿是灰绿色，一会儿又是深蓝色。

最后，粗短的船头终于触碰到了戛纳。克鲁瓦塞特大道两旁，坐落着金光耀眼的酒店和富丽堂皇的公寓。基娅拉顺着克鲁瓦塞特大道朝城市另一端的老港口开去。夏天的时候，很多游客在旧港散步，港口也会停着很多豪华快艇。现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的餐馆饭店都关门了，港口也有很多空位可以供快艇停靠。

基娅拉将加百列留在船上，自己走到几条街外一个名叫昂蒂布的地方去租汽车。那位船长还没有恢复意识，她不在的期间，加百列给他的手脚松了绑。基娅拉在四小时前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所以说，他还得再昏迷几个小时。

加百列回到甲板上，等基娅拉回来。几分钟后，一辆掀背式标致轿车开进了圣皮埃尔大街的一处停车位上。基娅拉从那辆车上下来，朝加百列招了招手，然后坐上旁边的乘客座位。加百列下了船，打开驾驶座的门，坐了进去。

他问道：“有什么情况吗？”

她摇了摇头。

“我们得弄点衣服。”

“嗯，去克鲁瓦塞特大道买吧。在那艘破船上待了一整夜又半天的时间，我得买点急需的东西。是去古驰，还是范思哲店？”

“我觉得普通的店比较好。比如卡诺大街上一般消费者经常光顾的那些店铺。”

“嗯，是挺普通的。”

加百列驾车穿过这座老城。几分钟后他们北上，朝卡诺大街开去。卡诺大街是连接戛纳海滨和内陆城市的主要干道。大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几个胆大的行人在外面游逛，弯着腰，手捂着头上的帽子。天空中，灰尘废纸漫天飞舞。过了几条街后，加百列发现汽车站旁有一家百货商店。基娅拉皱了皱眉。他把车开进一处空车位，给了她一沓现金，告诉她自己衣服的尺码。基娅拉从车上下来，朝百货商店走去。

加百列没有熄掉引擎，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还是没有发现刺杀教皇凶手的行踪。意大利警方已经在国际机场以及边境地区加派了安保警力。他关掉收音机。

二十分钟后，基娅拉从店里出来了，拎着满满两袋衣服。大风从她身后刮来，把头发吹得满脸都是。由于两只手里都拎着袋子，她只好忍着。

她把两个袋子扔进了车后座上，然后上了车。加百列开车继续往卡诺大街赶。十分钟后，他碰到了一个大交叉路口，然后按照通往格拉斯的指示标开了过去。他驶上一条四行车道的高速公路，沿着山坡起起伏伏，一直延伸到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脚。基娅拉靠着座椅，脱掉了羊毛衫和重重的防水裤。加百列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的路。她把手伸进袋子里翻找着，直到找到了给自己买的内裤和胸罩。

“不许看。”

“我可不想看。”

“真的吗？为什么不想？”

“请你快点把衣服穿好。”

“第一次有男人这么对我说。”

“嗯，可以想象得到。”

她狠劲拍了一下他的胳膊，然后迅速地换上了一条牛仔裤、一件厚领毛衣、一双方头厚跟的黑色时尚皮靴。她看起来很像他第一次在威尼斯犹太人区看到的那个迷人的少女。她坐了起来：“该你了。先把车停到一边，然后我来开车，你换衣服。”

加百列照着她说的做了。单从时尚角度来看，她为他选的这身确实不怎么样：一条配有腰带的宽松肥大的蓝色棉料裤子、一件渔民穿的厚毛衣、一双挤脚的古铜色帆布便鞋。活像一个闲来无事在城市广场上玩滚木球的家伙。

“这身衣服看起来很滑稽。”

“我倒是觉得挺帅气的。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普罗旺斯的任何地方随便转悠，人们只会觉得你是个本地人，不会想到别的。”

十分钟里，基娅拉在大风中驾着车行驶在两旁种着橄榄树和桉树的路上。他们来到中世纪城市瓦勒堡。加百列指挥她朝北走，先去一个名叫奥宝的镇子，然后再从那儿赶往浩海镇。她在一家烟草店外把车停下，加百列进了店里，她在车里等他。一个长相具有阿尔及利亚人特征的人站在柜台后面，黑色的皮肤，头发微卷。加百列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名叫卡尔卡西的女人，他耸了耸肩，然后建议加百列去问问隔壁啤酒店的男招待马科。

加百列找到马科时，他正在用一块脏兮兮的毛巾擦玻璃杯。加百列问了他同样的问题，男招待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村子里有叫卡尔卡西的女人，不过，在通往自然公园的那条马路上倒是住着一个意大利女人。他把毛巾往肩上一搭，走出店来，告诉加百列去那里的方向。加百列谢过他，回到车上。

“那条路。”他说，“过了那条主道，再通过一道宪兵队岗哨，然后再上山。”

路很窄，和单行路差不多，山坡陡峭。道旁的橄榄树和胡椒树中间有些住房。有些是本地人住的普通房子，剩下的都是些装修华丽。维护得当的房子，外面建有护栏和高高的石墙。

他们要找的那个意大利女人住在第二种房子里。这是一栋华丽的老式住宅，主要入口处建有高耸的角楼。花园呈梯田式布局，外面围着石墙。那道庄严的大铁门上没有标注住户的名字。

加百列走上前，按了一下门铃，里面的狗叫了起来。几秒钟后，两条比利时牧羊犬从房子后面跳蹿出来，龇着牙，隔着门栏朝加百列猛吠。他快速往后退了一步，一只手拉着车的门把手。他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狗，不久前他惹上了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结果被它咬伤胳膊，缝了十几针。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挪了一小步，尽量不去进一步激怒那两条狗，然后又按了一下门铃。他听到门铃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狗叫声几乎盖过了她的声音。

“喂？”

“卡尔卡西女士吗？”

“我现在姓胡贝尔了。卡尔卡西是我娘家的姓。”

“您母亲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瑞嘉娜·卡尔卡西吗？”

她稍停了片刻，说道：“请问你是谁？”

听到主人焦虑的声音，那两条狗叫得更凶了。加百列从昨晚起就一直想着自己要如何才能接近瑞嘉娜·卡尔卡西。现在两条凶猛的牧羊犬恨不得咬断他的腿，从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凛冽寒风裹着他，他已经没有耐心再编排故事让瑞嘉娜·卡尔卡西相信他了。他伸出手去又按了一下门铃。

为了盖过狗的声音，他朝着话筒大声喊道：“我叫加百列。我为以色列政府工作。我知道是谁害死了你母亲，而且我相信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电话里没有反应，只有疯狂的狗吠声。加百列有些担心，可能自己这样做有些鲁莽。他刚要再去按门铃，房子的前门开了，一个女人来到了院子里。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黑色的头发在风中飞舞着，两只胳膊叠在胸前。她慢慢地走过院子，透过门栏打量着加百列。她放下心来，低头看了看那两条狗，用流利的法语呵斥了它们两声。狗跑开，消失在了房子后面。她从外衣口袋里拿出开大门的遥控器，用大拇指一按。大门慢慢地打开了，她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进来。

他们来到客厅。她端来了咖啡和煮牛奶。法式房门在大风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加百列看了好几次门，还以为是谁进来了，但只看到精美花园里的植物在风中摇曳。

她现在叫安东内拉·胡贝尔，一个嫁给了德国商人的意大利女人，属于欧洲流动的富裕阶级，对很多国家和很多文化都能随遇而安。她四十多岁，梳着一头齐肩的黑发，暗棕色皮肤，很迷人。她的眼睛接近黑色，发出睿智的光亮。她的眼神直接而坦然。加百列注意到她指甲上粘有黏土。他环视了一下屋子，看到些陶瓷装饰品。安东内拉·胡贝尔是个技艺高超的陶瓷匠。

她说：“关于狗的事我很抱歉。我丈夫出差在外，所以这里大部分时间就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蓝色海岸盗贼泛滥。我们家已经被盗六七次了，养了这些狗之后，就没进过盗贼。”

“我面解。”

她笑了一下。加百列赶紧切入了正题。他从椅子上斜过身子，胳膊肘支着膝盖，给安东内拉·胡贝尔讲述了几个他来这儿的原因。他告诉她，他的一个名叫本杰明·斯特恩的历史学家朋友曾经发现，战时，布冷佐奈的圣心修道院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她母亲放弃当修女之前，就住在那家修道院。他还说，有人不想让他朋友把这件不同寻常的事说出来，就把他杀掉灭口了。他告诉她，除了她母亲以外，两个名叫菲利斯和曼奇尼的教士也几乎同一时间在意大利神秘失踪了。一个名叫阿莱西奥·罗西的意大利警探觉得这几件失踪案之间有所关联，可是梵蒂冈安全局的卡洛·卡萨格兰德给意大利警方施加压力，禁止警探调查此案。在加百列的整个讲述过程中，安东内拉·胡贝尔的表情没有变化，她的眼睛盯着他，手绕在膝盖上。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她知道他所讲述的这些事，或者说，对此并不感到怀疑。

“你母亲不会只因为想结婚才放弃当修女的，对吧？”

她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说道：“是的，她不会。”

“那家修道院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她失去了信仰，才放弃修女一职？”

“是的。”

“她和本杰明·斯特恩说过那件事吗？”

“我求她不要说，可她就是不听，把事情告诉了他。”

“你担心什么呢？”

“我当然是怕她受到伤害。结果呢，被我说中了，不是吗？”

“你和意大利警方说过这件事吗？”

“如果你对意大利警方有一点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这种事情上，意大利警方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个阿莱西奥·罗西前晚不就在罗马被杀了吗？杀害教皇的刺客？”她慢慢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的天哪，为了守住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你愿意告诉我吗？”

她站起身来，说道：“我还是拿东西给你看比较好。请稍等，我―会儿就回来。”

她离开客厅，走上楼去。加百列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坐在他旁边沙发上的基娅拉把手伸出来，放在他胳膊上。

安东内拉·胡贝尔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已经泛黄的信。她拿起这些信，让加百列和基娅拉看到，然后说道：“在和我父亲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她写了这些。她还把这些信的复印本给了本杰明·斯特恩。这就是你朋友被杀的原因。”

她坐下来，把信纸放在腿上，开始大声念起来：我叫瑞嘉娜·卡尔卡西，出生于奥地利边境附近一座名叫布鲁尼克的山村。家里一共有七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女孩，因此命中注定我要成为一名修女。1937年的时候，我来到修道院，并许下誓言，成为了“圣乌尔苏拉之令”的一员。之后，我被派往圣心修道院，那是位于布冷佐奈加尔达湖边的一家乌尔苏拉会的女修道院，我在一所天主教学校教女孩子们学习。那时，我十八岁。

我当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很满意。修道院是个漂亮的地方，坐落在湖岸边。那里原来是一座城堡。即便是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改变。虽然当时食物短缺，但我们每个月都能收到足够的供给，总是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经常把多余的物资分给布冷佐奈一些贫困的人。我继续履行着教书的职责，给那些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灵魂以慰藉。

1942年3月的一个晚上，晚饭过后，院长向我们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她通知我们，未来的三天里，梵蒂冈权威机构和德国高级代表团将在我们的修道院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他们之所以会选圣心女修道院作为会址，是因为这里很僻静，设备也比较齐全。她说，如此重大的会议在这里举行，我们大家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事实上，我们确实感到很高兴。院长说，这次会议的主旨是下达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教皇精神。然而，上面给我们发了命令，说禁止我们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谈及这次会议。就连我们自己人之间也不能谈论。不必说，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得没有睡觉。大家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很好奇。

因为我在奥地利边境附近长大，所以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还很了解德国的食物和风俗，院长让我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人通知我，那些人要在这里用餐，然后再处理手头的事情。在我看来，在这种场合下，我们那间餐厅太普通了，于是我提出建议，用餐和会议地点应该选在我们的公共休息室。那间屋子很漂亮，有一个大石砌壁炉，在那儿还能欣赏到湖水和多洛米蒂山的美丽景色，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院长同意了我的提议，并允许我在屋子里布置些我觉得妥当的家具。晚餐将摆在一张靠窗的大圆桌上。会议将在壁炉前一张边角打磨光滑的长方形桌子上进行。我想把所有事情都预备到完美。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这间屋子确实漂亮了许多。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和毁灭，一想到我也能为结束战争做些事情，心里真是激动极了。

会议的前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大批食物：火腿和香肠、面包和意大利面、听装鱼子酱、瓶装的优质红酒和香槟，这些是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更别说打仗的时候了。第二天，在其他两名修女的帮助下，晚餐准备好了，我觉得这应该能符合罗马和柏林客人的口味。

本来，按照预定的时间，德国代表团的人应该在晚上六点到达这里，可由于大雪的原因，所有人的行程都延迟了。八点半的时候，第一批到场的是梵蒂冈方面的人，总共有三个人：梵蒂冈教廷国务院的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还有他的两名助手，菲利斯神父和曼奇尼神父。塞巴斯蒂安·洛伦齐先看了一眼将要举行会议的房间，然后带着我们到旁边的小教堂去做了弥撒仪式。做完弥撒之后，在离开小教堂之前，他也和院长一样给我们下命令说，不能把修道院这次会议的事说出去。他还说，如果我们有谁违背他的命令，就会被逐出教会。对于我来说，根本不需要这种警告，因为我们是绝对不会违背一位梵蒂冈高级官员的直接指令的。不过我知道，在保守秘密这方面，罗马元老院的人态度十分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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