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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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瓦是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一耸肩膀,随便从列夫手上抽出一张牌,看了看。
列夫说:“把牌放在凳子上,正面朝下。”
杜瓦把牌放在粗糙的木台子上。
列夫从他衣袋里掏出一张一个卢布的纸币,放在牌上。“现在你把一块美元放在上面。”这种把戏只能跟有钱的游客玩。
格雷戈里知道列夫已经把扑克牌换掉了。他把另一张牌藏在他的手心里,用卢布遮着。这种技巧列夫练习了四个钟头,关键在于要在放下卢布和那张新牌后快速拿起第一张牌,马上把它藏在手心里。
“你确定你能输得起一块钱吗,杜瓦先生?”列夫说。
杜瓦笑了,就像所有被骗的人:“我觉得可以。”
“你还记得你的牌吗?”列夫重复着死记下来的句子。他还可以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说这句话。
“黑桃5。”杜瓦说。
“错了。”
“我敢肯定。”
“翻过来。”
杜瓦把牌翻过来。是一张梅花皇后。
列夫收起一美元的钞票,也拿走了自己的一个卢布。
格雷戈里屏住了呼吸。这是个危险的时刻。美国人会不会嚷着说他被人抢劫了,说列夫是强盗?
杜瓦沮丧地笑了笑,说:“算你厉害。”
“我还会玩另一种。”列夫说。
这已经够了。可列夫还想再碰碰运气。尽管他已经二十岁了,可格雷戈里还得时时保护他。“别跟我弟弟玩,”格雷戈里用俄语对杜瓦说,“他总是赢。”
杜瓦面带微笑,用不流利的俄语回答:“这建议不错。”
杜瓦是那一小拨参观普梯洛夫机械厂的游客中第一个来这边的。这是圣彼得堡最大的工厂,雇佣了三万工人,有男有女,还有不少孩子。格雷戈里的任务是带他们游览自己的工作区,一个虽小但十分重要的部门。工厂生产机车车头等大型钢材构件。格雷戈里是车间领班,他们负责加工机车车轮。
格雷戈里一心想跟杜瓦谈谈布法罗的事。他还没来得及提什么问题,铸造部的监察员卡宁就出现了。这人是个有执照的工程师,又高又瘦,前额上方没有几根头发。
跟他一道来的是第二位到访者。格雷戈里从他的衣着上就能看出这人一定是个英国勋爵。他穿得像个俄国贵族,一身燕尾服,头上戴了顶大礼帽。也许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是这种穿戴打扮。
格雷戈里被告知那位贵族的名字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格雷戈里头一次见到如此英俊潇洒的男人,他一头黑发,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制轮车间的女人盯着他,就像见了上帝一般。
卡宁跟菲茨赫伯特说俄语。“我们这里每周能生产两辆机车。”他自豪地说。
“真了不起。”勋爵用英语说。
格雷戈里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他读报,还参加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举办的讲座和讨论会。这里生产的机车对俄国的防卫至关重要。参观者们会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东探西问,实际上却在搜集军事情报。
卡宁介绍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是厂里的国际象棋冠军。”卡宁是管理人员,但他人很不错。
菲茨赫伯特很讨人喜欢。他转身跟一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的女人搭话,她叫瓦莉娅。“让我们参观你们的车间实在太好了。”他乐呵呵地说,流利的俄语带着很重的口音。
瓦莉娅身材高大,十分强壮,胸脯高耸,听了这话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起来。
演示已经准备完毕。格雷戈里把钢锭放入料斗,往炉子里填好煤,金属开始熔化。不过还有一位参观者要来——伯爵的妻子,据说她是俄国人——所以他才会说俄语,这在外国人里头很少见。
格雷戈里本打算向杜瓦打听一下布法罗的事,但不等他找到机会,伯爵的妻子就进了制轮车间。她的拖地长裙像扫帚似的扫过她面前的金属碎屑和灰尘。她在裙装外面穿了一件短外套,身后跟着一个拿皮毛大衣的男仆和一个拿手袋的女佣,还有一位厂里的董事马克拉柯夫伯爵——一个穿着与菲茨赫伯不相上下的年轻人。马克拉柯夫对他的客人十分殷勤,一路面带微笑,低声交谈,毫无必要地挽着她的手臂。她非常漂亮,金色卷发斜向一边,显得十分妖艳迷人。
格雷戈里一眼就认出这人是碧公主。
他的心往下一沉,感到一阵恶心。他使劲压下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回忆。接着,像每次出现紧急情况时那样,他审视地看了看他的弟弟。列夫还记得吗?当时他还只有六岁。列夫正在好奇地看着公主,好像在琢磨着什么。随后格雷戈里看到列夫的脸色变了,他想起来了。他显得苍白,极不自然,紧接着便一下子气得涨红了脸。
格雷戈里见势不妙,立刻走到列夫身边。“冷静点,”他悄声说,“别说话。要记住,我们得去美国,别让其他事搅了!”
列夫厌烦地哼了一声。
“你回马厩那边去。”格雷戈里说。列夫是驾矮马车的,工厂里养了不少马。
列夫瞪着眼睛看了看毫无察觉的公主。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走开,危险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
格雷戈里开始做演示。他朝伊萨克点点头,后者与他年龄相仿,是厂里橄榄球队的队长。伊萨克打开模具。然后,他跟瓦莉娅两个抬起一个抛光的木质凸缘车轮模型。这活儿需要娴熟技巧,轮辐的横截面是椭圆的,一共二十根轮辐从轮毂连到辋圈上。车轮是为4-6-4规格的机车准备的,模型几乎跟托举它的人一样高。
他们把模型压入装满潮湿沙质混合物的深槽里。伊萨克摆动着上面铸铁的冷却物,把轮面和凸缘压实,最后是模型的顶部。
他们把沙箱的组件打开,格雷戈里检查着那个用模板塑出来的孔。整个沙模看上去一切正常。他用一种黑色的油状液体往上面喷了喷,然后再次合拢沙箱。“现在请大家往后站。”他对观众们说。伊萨克把料斗的喷嘴移到模具的上方。然后,格雷戈里拉动杠杆,让料斗倾斜下来。
钢水缓缓倒入模具。潮湿的沙子咝咝响着,从小孔里喷出蒸汽。格雷戈里凭着经验,知道何时提起料斗停止浇注。“下一步是对车轮整形,”他说,“因为铁水需要很长时间冷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预先冷却好的车轮。”
轮子已经放在车床上,格雷戈里朝车床工康斯坦丁点点头——他是瓦莉娅的儿子,又瘦又高,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康斯坦丁很有学问,是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也是格雷戈里最亲近的朋友。他开动马达,让轮子快速转动起来,然后开始用锉刀整形。
“请与车床保持适当距离,”格雷戈里对参观者说,提高嗓门以盖过机器的噪音,“如果去触摸的话,一根手指就没了。”他举起自己的左手。“就像我一样,就是在这家工厂弄的,当时我十二岁。”他的中指只剩下一段丑陋的指根。他看到马克拉柯夫伯爵一脸愠怒——他显然不喜欢有人提及他的利润所造成的人员成本。他从碧公主那里得到的一瞥既包含了厌恶又带着某种迷恋,不知她是否对肮脏和痛苦抱有某种古怪的兴趣。一位女士来工厂参观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
他朝康斯坦丁做了一个手势,后者停下车床。“下面,是用卡尺测量车轮的尺寸。”他举起需要使用的工具。“火车轮子大小必须完全一致。直径变化如果超过1.5毫米,也就是铅笔芯那么粗,车轮就必须回炉重造。”
菲茨赫伯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你们每天能造多少个轮子?”
“平均六至七个,不算那些不合格的。”
美国人杜瓦这时问道:“你们工作几个小时?”
“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七点,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允许我们去教堂。”
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跑进了制轮车间,后面一个女人边追边喊,大概是他母亲。格雷戈里想抓住他,不让他靠近炉子。男孩闪身一躲,直直地朝碧公主撞了过去,他那颗头发短短的脑袋扑通一声撞在她的肋骨上。她喘息了几下,显然很疼。男孩收住脚步,撞蒙了。公主怒气冲冲挥起手臂,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打得他脚底不稳,连晃了几下,格雷戈里以为他会摔倒。那个美国人突然用英语说了句什么,似乎感到惊讶和气愤。紧接着,做母亲的伸出她那结实的手臂一把抓起男孩,转身走了出去。
监察员卡宁一脸惊恐,知道自己难免受到怪罪,连忙对公主说:“尊贵的阁下,你伤着了吗?”
碧公主一脸怒容,但她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什么。”
她的伯爵丈夫走了过来,显出很关切的样子。只有杜瓦站在一边,毫不掩饰脸上的不满和厌恶。刚才那一巴掌让他十分震惊,格雷戈里猜测着,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这样好心肠。打一巴掌算不了什么——格雷戈里和他弟弟小的时候在这家厂里常挨棍子。
访客们陆续离开。格雷戈里担心就此失去一个向布法罗来的游客提问的机会。他大着胆子碰了碰杜瓦的袖子。如果换了俄国贵族,对方会十分生气,推开他,或者因为这无礼的举动而打他,但这个美国人只是转过身来,礼貌地笑了笑。
“你是从纽约州的布法罗来的吗,先生?”格雷戈里说。
“不错。”
“我跟我弟弟正在攒钱准备去美国。我们要住在布法罗。”
“为什么选这个城市呢?”
“在圣彼得堡有一家人能弄到必要的文件,当然是收钱的,还答应让他们在布法罗的亲戚给我们找工作。”
“那是些什么人?”
“他们姓维亚洛夫。”维亚洛夫家族是个犯罪集团,尽管也有合法的生意。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那种人,所以格雷戈里想自己验证一下他们的说辞。“先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维亚洛夫家族真的有钱有势吗?”
“是的,”杜瓦说,“约瑟夫?维亚洛夫的饭店和酒吧有好几百号雇员。”
“谢谢你。”约瑟夫这下放心了,“知道这个就好了。”
格雷戈里最早的记忆始于沙皇来到布罗夫尼尔村的那天。当时他只有六岁。
村里的人几天来都在谈论此事。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尽管沙皇显然要吃完早饭再出发,因此不可能在晌午之前到达。格雷戈里的父亲把桌子从他们那一居室的住宅里搬出来,放在路边。他在桌上摆了一只面包、一束花和一小碟盐,给他的大儿子解释说这是俄国传统上表示欢迎的象征。其他村民大都也这么做。格雷戈里的奶奶换上一条黄色的新头巾。
这是初秋一个干燥的日子,酷寒的严冬尚未到来。农民们一个个蹲坐在那儿等待着。村里的老人走来走去,穿着最好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尊贵体面,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格雷戈里不久就厌烦了,开始在房子旁边的泥地里玩耍。他的弟弟列夫只有一岁,被抱在母亲的怀里。
中午过去了,但是谁也不打算进屋准备午饭,生怕错过见沙皇的机会。格雷戈里想去偷吃桌子上的面包,脑袋上因此挨了一掌,不过母亲还是给他盛了一碗冷粥。
格雷戈里不知道沙皇是什么。教会经常提到他,说他关爱所有农民,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守护他们,他显然跟圣彼得、耶稣和天使加百利不相上下。格雷戈里纳闷他是长着翅膀、戴着荆棘头冠,还是只穿村里长者的那种绣花长外套。不管怎样,很明显,看见他就等于受到了祝福,就像耶稣的追随者一样。
傍晚的时候,一团飞扬的烟尘出现在远处。格雷戈里能感觉到毡靴下的地面在不停震动,很快他就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村民们纷纷下跪。格雷戈里跪在他祖母身旁。年长的人匍匐在大路上,额头贴着泥土,跟他们迎候安德烈王子与碧公主时一样。
最先出现的是骑马的侍从,然后是一辆封闭的马车,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格雷戈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马,跑得飞快,肋腹闪着汗水,马嚼子上还有白沫。长者们意识到马车不会停下来,便匆匆闪开避让,免得被马蹄踩踏。格雷戈里吓得尖叫,但他的叫声没人在意。马车呼啦啦经过,他父亲喊道:“臣民之父沙皇万岁!”
话音刚落,马车已经远远离开了村子。四周尘土弥漫,格雷戈里根本没有看清车上的人。一想到自己没能看见沙皇,也就无法得到祝福,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拿起桌上的面包,从边上掰下一块给他吃,这才让他消停下来。
下午七点,从普梯洛夫机械厂下班后,列夫总是去找人玩牌或跟几个随便交往的女友喝酒,格雷戈里通常要去参加某个聚会——无神论讲座、社会主义讨论小组、展示异国风情的幻灯表演,以及诗歌朗诵会。但今晚他无事可做。他要回家炖上一锅菜,在锅子里留点儿等列夫回来时再吃,自己早早上床睡觉。
工厂坐落在圣彼得堡的南郊,一根根烟囱和厂房覆盖了波罗的海岸边的大片地区。很多工人住在厂里,有的住宿舍,有的就直接躺在机床旁边睡觉。正因如此,厂里才会有那么多到处乱跑的孩子。
格雷戈里算是在厂外有自己家的人。他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住房会在计划兴建厂房的同时加以考虑。但偶然兴起的俄国资本主义让千万人无处安身。格雷戈里的薪水较高,但他住的地方也只是单人间,要走半个钟头才能到工厂。他知道,在布法罗,工人家里有电和自来水。听说有些工人还有自己的电话,不过这似乎有点荒谬可笑,就像说街道是用金子铺的似的。
看见碧公主让他记起了自己的童年。他穿行在冰冷的街道上,极力不让自己陷入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中。但他还是想起了自己住过的木板房,想起那个挂着圣像的神圣角落,对面就是他晚上睡觉的地方,身边常常伴着一只山羊或者小牛犊。他记得最清楚的恰恰是当时毫不在意的东西:气味。那股气味来自炉子、动物和煤油灯散发的黑烟,还有他父亲用报纸卷成的自制烟卷。窗户关得紧紧的,四周的缝隙塞着破布抵挡寒风,屋里的气味十分浓重。他现在也能从想象中闻到那股气息,这让他怀念噩梦来临之前的日子,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让他感到安全的时光。
刚走出工厂不远,眼前的事便让他停下了脚步。路灯下,两个穿黑色绿边制服的警察在盘问一个年轻女子。从她那身土布外套,以及围巾在脖子打结的方式便看得出她是初来城里的乡下人。乍一看也就十六岁左右——正是他跟列夫成了孤儿的年纪。
矮壮的警察说了句什么,拍了拍女孩的脸。她退缩了一下,另一个警察大笑了起来。格雷戈里立即想起自己十六岁成了孤儿时,饱受权贵们的欺凌虐待,心里便有些同情这个脆弱的女孩。他顾不得细想,便朝他们走了过去。为了找点儿话说,他开口道:“如果你要找普梯洛夫机械厂,我可以带路。”
那个矮壮的警察一笑,说:“快把他轰走,伊利亚。”
他的搭档长着一颗小脑袋,面目猥琐。“滚一边儿去,贱种。”
格雷戈里不害怕。他又高又壮,繁重的工作让他浑身的肌肉坚硬有力。他从小就在街上打架,多年来从未输给任何人。列夫也是一样。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招惹警察。“我是车间领班,”他对那女孩说,“如果你想找份工作,我可以帮你。”
女孩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一个工头就了不起了?”那个矮壮的警察说,第一次正眼看了看格雷戈里。借着煤油路灯昏黄的光线,格雷戈里认出了这张愚蠢好斗的圆脸。这人名叫米哈伊尔?平斯基,是当地警察局的区队长。格雷戈里的心往下一沉。跟警察打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过他已经迈出这一步了,无法回头了。
女孩说话了,听她的嗓音,格雷戈里觉得她不止十六,估计快二十了。“谢谢你,我跟你走吧,先生。”她对格雷戈里说。他发现她很漂亮,五官精致,大嘴性感。
格雷戈里向四周看了看。不幸的是,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自己是在七点钟下工的人潮消失之后才离开工厂的。他明白自己应该作罢,但不能丢下这个女孩不管。“那我带你去工厂办公室。”他说。事实上办公室早已关门了。
“她要跟我走——对吧,卡捷琳娜?”平斯基说着,便伸手去抓她,隔着薄薄的外套去捏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往她的两腿之间摸去。
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你的脏手拿开。”
平斯基又快又准,一拳打在她嘴上。
她大叫一声,血从嘴里涌了出来。
格雷戈里一下子被激怒了。他把不要惹是生非的念头抛在脑后,上前一步,伸手搭住平斯基的肩,使劲一推,那家伙身子一歪,一条腿跪了下去。格雷戈里扭头对哭泣的卡捷琳娜喊:“快跑!”接着便觉得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击。格雷戈里没料到那个叫伊利亚的警察这么快便抽出了警棍。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但并没有晕厥。
卡捷琳娜转身要跑,还没跑出几步。平斯基往前一扑,就抓住了她的一只脚,让她仰面朝天摔在了地上。
格雷戈里转过身,看见警棍又抡了下来。他闪身躲过一击,站稳脚跟。伊利亚再次挥棍,又落空了。格雷戈里使出全身气力,照准这家伙的半边脸狠狠打了一拳。伊利亚应声倒地。
格雷戈里扭头看见平斯基正用他沉重的靴子,不停地踢打卡捷琳娜。
从工厂的方向驶来一辆汽车。经过时,司机一个急刹车,汽车尖叫着停在了路灯下。
格雷戈里两步跨到平斯基身后,两只胳膊紧紧箍住这位区队长,让他双脚离地。平斯基徒劳地乱蹬着,张牙舞爪挥着胳膊,但全都无济于事。
车门打开,让格雷戈里惊讶的是,那个从布法罗来的美国人走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路灯照着他年轻的面孔,他气愤地对着使劲扭动的平斯基:“你为什么要踢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运气太好了,格雷戈里想。只有外国人会反对警察踢打农民。
从杜瓦身后的车里出现了监察员卡宁瘦长的身影。“把警察放开,别斯科夫。”他对格雷戈里说。
格雷戈里把平斯基放下来,松开了他。平斯基猛地转身,格雷戈里正准备躲闪他的一击,不曾想平斯基克制住了自己。他用十分阴狠的声音说:“我会记着你的,别斯科夫。”格雷戈里暗暗叫苦——这家伙知道我的名字了。
卡捷琳娜跪在地上,呻吟着。杜瓦关切地扶她起来,说:“你伤得厉害吗,小姐?”
卡宁显得十分尴尬。俄国人从不会对一个乡下人如此客气。
伊利亚坐了起来,一脸茫然。
车里传出碧公主的声音,她说的是英语,听上去很不耐烦。
格雷戈里对杜瓦说:“如果你允许的话,阁下,我会带这个女人去附近找个医生。”
杜瓦看着卡捷琳娜:“你愿意这样吗?”
“是的,先生。”她说,嘴上都是血。
“好吧。”
格雷戈里拉起她的胳膊,在别人提出异议前带她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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