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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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前略）晚上，明智小五郎大驾光临了。我初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业余侦探。他的形象的确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略有些花白的蓬松卷发。无论怎么说都是个精力十分充沛的美男子。丈夫、S和我都在坐，但说话的主要是丈夫和明智，我和S完全是个旁听者。
我们从小五郎那儿得知村越的朋友，那个古怪的画家在村越被杀的前一天晚上，溺死在于住大桥附近的隅田川至。
这天晚上，小五郎详细地和我们谈了两件事。一件是，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解开了村越房间构成密室的阴谋。有关情节谈得头头是道，并用画图说明。看起来不像是故弄玄虚。而且似乎说得还不够尽兴。
另一件是，他十分详细地谈了村越的画家朋友赞峻住的那奇特的顶楼房间。在那房间里摆着很多破旧的橱柜，橱柜上放着一个又脏又旧的用于服装行业的人体模特儿。这个模特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看到了模特儿的头和胸连结的部分以及两条胳膊和两条腿，没有发现胶和腰的部分。而且在那腿的上部和胸的下部有许多小窟窿。小五郎详细地分析了胸和腿像是用细绳或铜丝之类的东西连接过的情况。
于是，到此为止，他没有再涉及案件的其它情况，也没让我们提供什么破案线索。那么，他如此详细地和我们谈这两件事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能轻而易举地解开密室之谜的小五郎，是不会不知道除此以外的更重要的情况的，他不过是故意不说而已，而把剩下的情况有意留给我们去深思。
实在是一个可恶而又可怕的人物。
他奇妙地看着丈夫微笑，而丈夫也嘲讽般地冲着他微笑。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丈夫也和小五郎一样知道什么吗？他二人的谈话难道是心照不宣？那些我所不知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十二月十七日昨晚丈夫上床后一句话也没说。从明智走后一直到睡觉的这段时间，我们随便谈了几句，可他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变得烦躁起来。似乎我的话引起了他的不快，可我想不出到底是哪一句话冒犯了他。我第一次看到丈夫这种阴沉的脸色。这天晚上，我们没有往常的那种柔情蜜意。上床以后仍是兴致索然。无论是我，还是丈夫都懒得开口谈点什么。只感到有种郁闷和不安在侵袭着，与其说是郁闷倒不如说是恐怖。恐怖的阴影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大。
对于考虑问题，我并非不擅长讲求道理，而是我的直感要先于道理，说是预感也好。我把首先感觉到的事情作慢慢的具体分析，而结果常常是应验了我的预殇。至今还没有自相矛盾的不合乎道理的先例。所以我深信自己的预感。
我的丈夫如此担惊受怕还是第一次。我这种异常的预感决不会错，我一定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然而分折的结果是令人毛骨依然的。很早以前我就有某种预感，而时至今日也没有透露的原因是自己～直在欺骗自己。
我的秘密越是不想让人知道就越想倾诉，于是形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一定要用带锁的日记本。把秘密永远藏在心里是很苦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那会成为疾病的根源。秘密越深痛苦也就越大。伊斯兰教的忏悔台一定是为缓解痛苦而发明的，它偶然地附会了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可是，无论在多么神圣的僧侣面立我都不能坦白自己的秘密。于是，我决定把全部秘密都倾诉在这个带锁的B记上，从员减轻我的烦恼。B记写满了就付之一炬。至今为止共写完了七本日记，都已化为灰烬了，这第八本不久也会被烧掉的。
丈夫从早晨就出去了，佣人们也都静悄悄的，没有人妨碍我。我把昨天晚上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思考的问题逐一地再现在日记上。
昨晚，当我躺在床上瞪大眼睛深思时，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怪物一下子窜到了我的眼前。尽管我被吓得惊恐万状，但仍移不开视线。如果不把隐约的疑虑进行彻底的剖析，心灵上的不安将永远不会消失。我要紧紧抓住那怪物，在强烈的光线下进行解剖。如果把剖析的经过和结果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话是很长的，大概会用去日记的几十页。
在事件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白色的手帕飘落到窗外的情景。这件事早就成了经常映入我眼帘的图像。但是如果分析这手帕的含义是可怕的，我深知其中的秘密，但我还是装作一无所知，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现在我不得不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
那时，我和丈夫正在热海别墅的二楼用望远镜观察着自见崎的悬崖。当我看见在松树下有一个人时，就和站在旁边的丈夫说了。于是，丈夫取下了另一架望远镜观看。他有个不惯，每次用望远镜之前一定要用手帕擦镜头。当时他拿出手帕象征性地擦了擦，这之后的一瞬间，手帕从他手中滑落了，飘飞到窗外。于是，当我们再重新对准望远镜观看时，姬田恰好从崖上往下跌落着。
是由于丈夫不慎手帕才落掉的吗？如果是有意的，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我想他是有意的。这种想法很早就在我心里萌生了，但我又不敢认真想下去。因为我感到恐怖、震颤，只要一想此事，那可怕的怪物就将出现在我眼前。
现在，我们假定丈夫是有意识地使手帕落下去的，就会产生一个可怕的结局，即我丈夫就是杀人凶手。而飘落到窗外的白色手帕，只能被认定是给在外边的什么人发的信号。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可能。那么，信号是发给谁的呢？那是发给藏在对面鱼见崎悬崖上的同样用望远镜注视别墅这边的那个人的信号。当然，那个人肯定不是姬田，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人藏在树木丛中，这边的望远镜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说信号不是发给姬田的呢？因为当时站在悬崖上的那人并不是姬田本人。我们用望远镜只看到了有人落下去，一直到后来发现了姬田的尸体，也不知道当时站在悬崖上的人并不是姬田。尽管借助于望远镜，但还是看不清，那漂亮的条纹西装映人望远镜的只是一片灰色。
通过昨晚小五郎的谈话才使我豁然明白了，我们目击到的坠崖者并不是姬田本人。侦探面对被怀疑者，只说了真相的一部分，以激起被怀疑者的恐惧心理，使他措手不及而于惊慌失措中干出意想不到的蠢事来。他们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昨晚的小五郎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段。这是一种心理拷问的方法。那意思分明是说密室之谜不是如此简单地被我们解开了吗，再有那模特儿的秘密不也……所以其它所有情况我们是都知道的。
小五郎谈到模特儿时，情不自禁地把它和手帕的事联系了起来。为什么画家房间里的模特儿没有腹部和腰部呢？因为无论多大的皮包都是装不进去整个模特儿的，上身和腿连结的部分即使切成两段也还是装不进去。而那皮包就是鱼见崎茶店女招待看见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拎的那只。那里面装的就是那个人体模特儿。综合所有的疑点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像玩拼画玩具似的，把它们这样拼摆起来一看正合适。
小五郎耐人寻味地讲述了在模特儿的胸部下端和两条腿的上端有一圈小窟窿的情况。可以用粗钢丝把二者眼儿对眼儿地缝合在一起。于是，胸部和腿部之间的钢丝就像竹帘子似地排列着。这样一来，用它完全可以代替整个模特儿。这样，给模特儿人形穿上和姬田一样的西服，在脖颈上系一条像钓鱼线似的很结实的细绳，绳的长度一定要比从悬崖到海面的距离长些。
鱼见崎茶店女招待看到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把模特儿分解着装在大皮包里，拿到了悬崖上。然后把它藏在从我们别墅二楼的窗口看不见的树木丛中，再把它组合成很像姬田的木偶人形，之后把系在脖颈上的细绳拴在松树枝上，至此，模特儿便成了需要人操纵的木偶站在悬崖上。操纵木偶的男人仍藏在树丛中，他用那根细绳控制木偶活动。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站在悬崖上的人实际是木偶人。
当时，丈夫也拿来了望远镜。而那手帕落到窗外，其实是暗号。藏在悬崖上的男人此时也正看着这边。当他看到飘落的手帕后，马上使木偶从悬崖上坠落下去。于是，这一幕映入了我们二人的望远镜。
为什么要用手帕为暗号呢？这已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这边的两个人在看着，那边是什么也不会发生的。那意思显然是说望远镜可正在看着你那边呢。多么微妙的计划呀！尽管有那么几秒钟的疯狂，但所有的计划都已付诸东流了。啊！那若无其事地弄落手帕伎俩！可怕，多么可怕的企图啊。
仅仅进行一项表演就付出了相当的心血。而赛那么多的辛苦为什么一定要人看到木偶坠落呢？这是在洗刷自己，从而制造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据。当时用望远镜观看鱼见崎的只有我和丈夫，而在司或彦也在场，并且他说用肉眼也看到了一个象豆粒似的东西从屋上落下。这样，就有了三个证人。而且这三个人还是这个案件的首先发现者。正因为我们报的案，警察才发现了姬日的尸体。但真正的凶手既是远离现场的目击者，又是这一事件的发现者。哪还有比这更精心的策划呢？
从海里打捞上来的不是模特儿人形，而却是真正的姬田。不言而喻。在我们目击到这场假坠落之前，姬田已经被人在同一悬崖上推下去了。这以后才又演出了这场木偶坠崖戏。至此，杀人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完毕。而当我们离开别墅二楼的窗户时，那个穿灰色大农的男人用系在模特儿脖颈上的细绳把它从崖下拉上来，分解以后装回那个大皮包，悄悄地溜走了。
分析到这儿，那些细微的情况渐渐地也弄清了。那男人拎着皮包返回热海站的时候，茶店已经关门。茶店一般在五点左右关门，那天晚上一直开到五点二十几分。而拎皮包的男人是比那还晚才回来的，所以茶店的女招待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回来。
那么，那个叫依田的农村青年看见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又是谁呢？那个男人不是和姬田一起向悬崖方向走了吗？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疏忽。乡下的青年没有手表，因此他不知道那两个人走过时的确切时间。而调查者也没有留意这一点，他们误把穿同样灰色大衣的两个男人看作是一个人了。青年看到的那个人没有拎皮包，如果解释为此时皮包被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了也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事实上茶店女招待和乡下青年看见的戴礼帽、穿大衣、戴眼镜、留小胡子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用的是同一种装束和打扮。如果不认为是两个人就不合乎清理了。那么，乡下青年看到的是谁呢？那就是真正的凶手大河原义明，也就是我的丈夫。
仅有那一天，丈夫是自己开车去的高尔夫球场。在回来的时候，他把车停放在距鱼见崎较远的森林中，去见预先约好的姬田，并一同到悬崖上散步。丈夫的替换衣物中有灰色大衣和礼帽，他把这些衣物带在车上更换是可能的。胡子和眼镜也一定是事先准备好的。
姬田爱我但也很尊敬丈夫，这事对他来说一点也不矛盾。他把丈夫看作是超越一切的伟大人物。所以只要是丈夫说的事，无论什么他都肯干。如果丈夫约地傍晚在鱼见崎会面，他一定会如约前往。假设丈夫让他不要把约会之事对任何人讲，他会连我也不告诉的。于是，丈夫在与他谈笑之中把他带到那棵松树下，又于谈笑之中抓住机会把他推下悬崖。然后自己返回停车处，若无其事地驾车回到了别墅。
从丈夫回到别墅到在二楼窗前看望远镜，大约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差。所以真正的杀人事件应该是在五点十分前的五十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大约在四点二十分左右进行的。乡下青年看到两个人走过去的时间一定是在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几分钟的时候。无论是乡下青年还是调查者都搞错了时间，忽略了这五十分钟的间隔。而在头脑中同样的灰色大衣和礼帽这一概念过强，所以疏忽了时间差。
这样，我丈夫就成了从远处目击此案的目击者。若把远离现场的目击者看作是杀入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形成了物理上的不可能。昨晚我一夜未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这些事。当我最终得出丈夫就是杀人凶手这一结论时，惊恐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同时，更为我的推断而惊叹。
躺在身边的丈夫背对着我，像是睡着了。也许根本没睡，正在担心害怕。也许和我一样处于极度的思虑之中。可是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喘息也很平稳。因此，我的深思熟虑没有受到丝毫妨碍。夜渐渐地深了，可我的大脑却越发清醒。一个个设想不断地涌上心头。
如果丈夫平日不是侦探小说通，不是犯罪学者，而我也不受其影响狂热地沉醉在丈夫的那些藏书中，决不会产生如此推断的。丈夫也就不会受到如此可怕的嫌疑了。不幸的是丈夫具备策划出如此复杂阴谋的心术，而我也具备推断这种阴谋的能力。
那么，这场可怕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在我这儿。姬田夺去了丈夫所爱的妻子，他要复仇。他对我依然如故，看不出有丝毫的不满，他只惩罚他的情敌姬田。我认为丈夫是高深莫测的了不起人物，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对我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却以钢铁般的意志巧妙地把情敌杀掉。他竟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我现在的内心世界，我的整个人生都忽然间变得畸形了。我无时不被惊恐冲击着。
我敬畏我的丈夫。我把他作为伟大的人物敬爱着。我对他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尽管其中伴随着与人私通的不贞，但我对丈夫的爱情却丝毫没有改变。男女间的爱情有两种，一是超越了一切的永恒的爱；一是肉体的瞬间的爱。这两种爱情是有区别的。我认为瞬间的爱是无法破坏永恒的爱的。
我自认为丈夫那含蓄而深沉的爱，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因此而淡薄。我坚信这种超越万物的博大的爱。当然，我是瞒着丈夫爱这些青年的，但在我的内心一直认为即使是丈夫知道了这一切，也不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从未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丈夫总是高人一等，我深信他不会因为爱情上的纠葛而走下那高高的台阶，与我一般见识。
的确，丈夫对我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淡漠。他知道的也许不只是一个姬田，我和村越、庄司的情事他也早有察觉。虽然他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但对我的爱情仍是一如既往。从这一点来看我所深信的事情还没有错。然而，丈夫尽管强烈地爱着我，却一点也不宽容我所爱的人。在这点上我原来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也是无法挽回的失算。尽管如此。无论说丈夫是怎样的犯罪通，又是如何精心安排了这次杀人事件。但是，这样恐怖的计谋要想不让人怀疑是痴心妄想的。
在悬崖上操纵木偶的男人是谁呢？那就是村越。如果不是他，在他的那位画家朋友的房间里就不会出现带针眼儿的模特儿人形。
丈夫一定查明了村越和我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一把柄来威胁村越，迫使他充当了杀人帮凶。如果村越违抗丈夫的意志就会身败名裂，从而毁掉自己的一生。丈夫一定把我和姬田的关系也告诉了他。他无路可走，以致参与了致姬田于死地的阴谋也是不无道理的。在姬田死后，村越很不愿意与我约会的理由也因此而得到了证明。我曾三次约他都被拒绝了，偶尔见面他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曾走嘴说出“我也许被杀”的话来，而且，他所担心的事果然成了现实。他也被人杀掉了。
村越在丈夫的胁迫下履行完操纵木偶人形的任务后，急忙把分解了的木偶及木偶穿的西装和望远镜等装回那个大皮包，然后仍化着妆回到了东京。而且多半是直接到画家那里去了。他在那儿换了衣服，卸了装，把皮包和灰色大衣的处理委托绘画家，他则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公寓。
然而，村越有在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姬田事件发生的当时他正在歌舞伎茶座，和我们家里的种田富婆婆见过面，有确切的证人。但这些都是制造证据的名手。我的丈夫亲自筹划出来的。那是假证，我想是那个画家受到了村越的委托，穿着村越的衣服去了歌舞厅茶座。而在人群嘈杂的走廊上和种田富婆婆打了招呼，这会很容易地蒙混过视力不佳的种田富婆婆。丈夫在事先一定已了解到婆婆那天要去看歌舞伎表演的。丈夫那可怕的狡黠会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的。
画家大概把村越放到他那儿的灰色大衣，礼帽和皮包等都拿到了卡住的旧物市场，卖给了旧物“店。皮包中那件很像姬田穿的西服可能也在那儿卖掉了。只剩下模特儿是卖不掉的，所以索性把它放在了根柜上做装饰品。一定是认为把它摆在破旧的石膏像等物品当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么为什么不把模特地扔掉呢。如果扔掉了，小五郎没有发现它，木偶替身的秘密也许永远保住了。但不拆掉反而当作装饰品摆在家里，也许不光是画家的聪明，更多的是村越的狡黠。村越读过一些侦探小说。因此，这是他在仿效前人的智谋，认为最好的隐藏方法就是放在明处。而且，这种手段如果不是明智侦探这样的智慧过入的人，也许是发现不了的。
模特儿本来是干净的，是从悬崖上落到水里以后才变得脏乎乎，残缺不全的。那模特儿一定是画家从千住的旧物市场上买来的。两条腿是后来从根部给切断的，针眼也是后来才扎上的，进行了一番布置。
昨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所想的大致就是这些情况。一边把它写在日记上一边进行整理，新想到的情况也随着加了进来。尽管这样，仍会有很多疏漏，但今天就写这些了。
追忆有关姬田的事件的同时，他使我想起了村越事件。尤其在姬田事件的各种关系得到了理顺和证实以后，不由得更加激励我去思考村越事件。
一直到黎明前我也没睡上一觉。大脑像计算机似的只是不停地想啊想，一个接一个地入情入理的推断浮现在眼前。思考的速度竟有趣地加快了。
早晨我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小时。在送走了丈夫以后，我便拿出日记一直写到现在。一边想一边写得费时间，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决定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写。
第15章由美子的推理（二）
午饭后我稍睡了一会儿，现在已经两点了。我又打开了日记，开始写起来。
是谁杀死村越的呢？作为姬田事件的继续，不用说，只能考虑是同一凶手所为。也就是说，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义明亲手杀害的。其动机不言而喻，是对情敌的复仇。加上村越还是他前次杀人阴谋的帮凶，他知道村越已经被刑警跟踪上了，不干掉就可能坏事。为保住秘密，只有杀人灭口。村越曾说“我可能被杀”，这是因为他有了某种预感。
曾先后两次发给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插在了村越的尸体上，我想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结社的犯罪假象。但这更是在魔术上常常虚设的附属品的。丈夫是魔术名师，他是需要些附属品的。这种用舞台魔术的杀人法进行杀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种喜欢夸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这次我们首先知道了凶手，并得出了结论。现在来分析一下他是怎样进行策划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样为自己制造了天衣无缝的证据，证明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庄公寓里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结束后，九点报时刚过的一刹那，枪声响了。村越邻室的人听到声响，马上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发现村越被人用手枪击中致死。而正在这时，丈夫。我、庄司都在家里的客厅收听广播，听到了相同的场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点报时。村越的公寓在涩谷站附近，我们的宅院位于港区的青山高树街。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姬田事件有距离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时间上的不可能。乍一看，这证据实在是再确凿不过了。凶手凭着他那精彩的魔术手法，使这种不可能成为了现实。如果说姬田事件中具有距离上的不可能，凶手使之成为了可能的话，那么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可能，凶手也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能。
那么，他究竟是靠什么样的魔术手法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呢？
我的大脑病态一样的灵敏，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带皮套的小箱——录音机。录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台美国制的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当时只高兴了一阵，不久就玩腻了，后来一直放在丈夫书房的书架上，大约有二年没有听过了。
我仍有一种直感，尽管前后的时间顺序还搞不太清，但录音机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疑问，我就要立刻进行核实。我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隔壁的丈夫书房。我们住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墙壁，即使弄出一点声音，也不用担。心丈夫会在卧室里听见。我打开书房的灯，拉开书架上的拉门，看到手提式录音机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贴近，仔细察看着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录音机也已经放在那儿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和没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说，似乎有人动过录音机，后来没有完全放回原来的位置。错位有二公分左右，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过录音机的证据。而且，录音机的外套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打开外套，只见里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过的样子。
证实了这些情况后，我关上灯，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脑转得更加灵活了。
丈夫是怎样利用录音机的呢？不用说，仍是靠着他的智慧。让我来刺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点左右从外面回来的。他洗了澡，和我们一起用过晚饭之后，大约在七点左右到书房看书去了。七点半的时候，我去送了红茶，这已成了惯例。这之后，一直到八点四十分的级口小提琴广播演奏开始，将近一个多小时，丈夫都是一个人待着的。这段时间，我在西洋馆尽头自己的房间里写日记，看书了。
佣人们在晚饭店，做完活计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间，很少有到西洋馆这边来的。晚上单丈夫送红茶、水果的事就由我来做。那天晚上，家里的很多人都不在家。因为有个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里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车去了。这样，司机也不在家。富婆婆他们回来时已过了九点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我的身边女佣菊花的妈妈病了，她回住在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并说好当晚不回来住的。家里剩下的人只有庄司，另一个贴身女拥、两个做杂事的女佣，一个厨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司机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车库后面的房子里单住着。这期间，在西洋馆的只有庄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在这种情况下，七点三十分到八点四十分这中间的一个多小时，没人能证明丈夫是否一直在书房，当然，若从书房出来经过走廊从正门出去，不被人看见也是困难的。那样的话庄司可能会发现，而且，当五即不在的时候，庭院看守是要负责照看大门的。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会发现的。
但是，不走正门也有办法从庭院里出去的。他预先把鞋子拿进书房，然后从书房的窗户跳到院子里。庭院里草坪很多，即使没草的地方，这几天连续晴天，也不用担心会留下脚印。在庭院一面围墙的顶头有一个非常出入口。这个门几乎从不打开，上面锁着一把很大的锁，如果是丈夫，什么时候都能打开的。
他大概又化了装。想想丈夫的性格，姬田事件时穿的那灰色大衣和礼帽也许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还有那假胡须和眼镜。他把小型录音机挟在腋下，从便门出去在近街叫一辆出租车，便来到了涩谷的村越住的公寓。港区和涩谷之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从青山高树街到涩谷站对面的神南庄，只相隔十几条窄街，出租车五、六分钟就能到。即使加上叫车时间，有十二、三分钟也足够了。
这之前，丈夫一定胁迫村越通过那个画家把手枪弄到手了。我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解释他弄枪的用意，但我相信村越决不会想到他可能被自己弄来的手枪给杀掉。倏然间，我像被人用铁鞭抽打着似的，清醒地意识到丈夫那残酷无情的手段。我昏沉沉地盯着石头一样的丈夫的身姿，惊叹，敬畏，如痴如醉。
丈夫当然不会走神南庄公寓的正门。他从公寓后面的竹篱空隙钻进庭院，从窗户跳到村越的房间。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曾到神南庄村越的房间去过。他那古式的洋房是潜入的最佳位置。房间位于整个建筑的东端，南侧是走廊，东侧和北侧对着后院。并不算大的荒芜庭院的四周，用竹篱环绕着，竹子已经破损了很多，很容易进出。竹篱的外面是一条寂静的横街，街对面则是另外宅院的长长的围墙。
村越的房间还有一个潜入的有利条件，北。东、南三方像刚才说的那样，而他房间的西侧，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壁住着另外一家。他邻室的房间门不对着南侧的走廊，而是拐过一个钩形的弯朝着西侧的走廊开的。村越的房门是独处的，在他的房门处直接看不到邻室的房门。不仅如此，村越房间和邻室间隔的那层很厚的墙壁，一直向北延伸着，伸出了村越房间的一半。延伸出的那一部分像是一个放东西的仓房。村越北侧窗户能看到的都是墙壁。因此，钻过竹篱从村越房间北侧的窗户溜进屋内，是不用担心有人会发现的。
十二月初，村越从以前住的地袋公寓搬到这里。搬进如此潜入便利的房间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源于狡猾的凶手的策划。也就是说，村越被蒙在鼓里，在丈夫的命令下搬入这所行凶杀人的最方便的房间。啊！这是多么精细的犯罪准备呀。
凶手轻轻地敲着北侧的窗户，第一次杀人事件的帮凶不能拒绝他这异常的突然来访。村越打开窗户，文天跳了进去。然后，不可思议的演戏开始了。进行以上推测，我认为是适合情理的。
村越的房间里有收音机。突然，来访者把挟在腋下的录音机放在那旁边，按上录音装置。他把录音线接在收音机的扬声器上，并没有接在超短波处。然后，只等着收听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放送了。这时，他对感到莫名其妙的村越大概这样说道：
“我是为赶上听圾口的广播初奏才来的。我们一起听这位有名的音乐家的独奏，不光听我还要把它录下来。这样接上录音机线，我们的谈话和其它声音，无论多么强烈的声响都录不到磁带上，只能录到广播里的声音。
“你可能不理解吧，如果录音在我自己的家里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要跑到你这儿来录呢？其实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其中的原因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丈夫一定是这种口气和腔调，这是他的喜好，我很清楚。
听广播前，丈夫一定拿到了村越通过那个画家弄到手的手枪。那天晚上，录音机和手枪是必不可少的道具。
两人静静地听完饭口的小提琴放进。村越也许多少察觉到丈夫的企图，他是如何忍耐那种恐怖的我不得而知。也许像老鼠见了猫，吓得浑身都筛糠了吧。丈夫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村越虽不能断定他有杀机，却不知为什么怕得要死。他一定在半信半疑中冒出一身冷汗，忍耐着恐怖的煎熬。然而，退一步说，他还难以相信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终于设有下决心寻求救助。
小提琴结束，九点报时响后的刹那间，丈夫举起手枪击倒了村越。对方还没有发出愤怒的叫喊，就一命呜呼了。那么，丈夫是什么时候装上的子弹呢？也许在村越给他手枪对，他就当着被害者的面装上的，也可能是背着村越偷偷地装上的。不管是哪一种，反正开抢时里边是有子弹的。
村越倒下后，他擦掉枪上自己的指纹，按上村越的指纹，然后把枪放在尸体的旁边。他把预先准备好的铜丝缠在窗户的金属钩环上，另一端从玻璃窗上的那个缺口伸到外面，轻轻地推开了窗户。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他又回来把手提式录音机的接线从收音机上拆下来，挟起录音机，跳到窗外。从外面把窗户关上后，只要稍微用力拉一下伸到外面的铜丝。缠到钩环上的那一端就会被拽下来。二、三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这些活动。
丈夫大概从一开始就戴着手套，而且和村越一起听广播时也没有摘下来过。当村越感到奇怪不解的时候，他可能作了些令他生畏的解释。也可能是嘻嘻地笑，而不作任何说明。
仔细想来从外面关窗户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脚踏台才合乎情理。那里正好有一个风吹雨淋的苹果箱，把它作为搭脚，进出窗户或是穿钢丝都是很方便的。他看准窗上的两个约环已经合上，拽掉了钢丝，又从竹篱残缺处溜出来，很快来到大街上，叫了出租车回到家里。
密闭房间的阴谋虽然被小五即不费吹灰之力地识破了，但一般来说轻而易举是看不到漏洞的，人们也许会相信村越是自杀的。和制造模特儿的圈套一样，凶手在这儿也是绞尽了脑汁的，认为万无一失。明智轻松地最先突破了凶手认为是最难解的疑点，目的是让凶手措手不及。密闭房间和模特儿人形上的针眼儿，是这场犯罪中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秘密。这些最后的秘密名侦探反而先查明了，这对凶手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可怕打击。
丈夫由于和我约好一起听八点四十分的广播，所以他从村越的公寓回来，一定要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出现在客厅里。如果是一般情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从听完九点报时，开枪杀死村越到回到家里，再快也需要十五分钟，他回到家里已是九点十五分了。卸掉化装也需要二、三分钟，除此以外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那就是到广播放送开始还要留出一些余地，这也需要六、七分钟。所以说，当丈夫出现在客厅，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应该是九点二十五分。
也就是说，在我们家里圾口的小提琴演奏开始的确切时间是九点二十五分，而我们看到的时候却是八点四十分。这中间有四十五分钟的间隔。为消除间隔，把在村越公寓里听到的八点四十分的放送再变成我们家里的八点四十分，而实际上的九点二十五分钟的放送，是要做一番手脚的。
凶手是怎么克服时间上的差距呢？关于收音机是不难作手脚的。在我们家里只是偶尔听听广播，这给凶手带来了很方便的条件。平时，女佣们有时听放在日式住宅茶室里的收音机，可是事件发生的当天，茶室的收音机突然出了故障，午后开始就不响了。一直到次日的上午拿到收音机修理店去修这段时间，都是不响的。
西洋馆里的收音机有一周多没有听了，这次听级口的小提琴演奏是例外的。在这之前谁也没听过，是可以肯定的。我不大喜欢听收音机，庄司也从不前客厅的收音机，因此不用担心听收音机会暴露时间。
丈夫从村越的公寓回来后，又从窗户跳进书房。在卸掉化装之前，他是溜进黑暗的客厅，纪录好的录音机放在装饰柜上的收音机后面。橱柜上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这个手提式录音机。这个装饰根柜是个欧式的收音机根，上面有搁板、小门儿、抽屉，整个橱柜上刻有精制的手工花纹。放收音机的那一格，宽度有二尺五寸左右。收音机在中间的那一捆板上，他可以把录音机藏在它的后面。在拥板旁边摆放的大影集后面，也可以藏。
凶手把录音机藏在那儿以后，又于了些什么呢？我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分析了一下。
丈夫对客厅了如指掌，他用不着开灯，摸索着在一、二、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在收听时，若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又要听后面的录音机放进，是要另接一个绝缘线的。可是，真的这样安装起来既浪费时间，摘除时也很麻烦，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做这种费力无益的工作。在级口的小提琴放送开始的时候，只要丈夫亲自去拧开关，事情就简单多了。当时，客厅里的灯光很暗，对收听音乐是很适合的，所以不显出有丝毫的不自然，在微睛之中，丈夫背对着我们挡住收音机，把手伸向收音机的后面，打开了录音机的开关。于是，录到磁带上的级口的小提琴演奏响了起来，完全像从收音机放送出来的一样。清晰度、音质也许稍有些不好，可幸运的是我们对音乐都不十分敏感。
为使广播的接收机不能太暗，蒙骗过这一环节而不出漏洞，他也许把调谐度盘拧到哪个波段都收不到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使打开收音机的开关，也保准没问题。接收机的电压显示处也就出现了微弱的光亮，指示调谐程度的电眼也亮了。按说收音机开着，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声音，但我们都坐在离收音机较远的地方，是听不出有其它杂音的。不管调谐拧到什么位置，能听到演奏谁都不会产生怀疑。更何况，在收听时大家都是微闭着双眼，懒散地倚在安乐椅上的，谁还有心去注意收音机是什么样子。
我们听了二十分钟的演奏后，又听到了九点报时。大家都不想听以后的节目了，丈夫起身关上收音机，同时也关掉了录音机。当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丈夫又返回幽暗的客厅，把放在装饰柜上的录音机放回书架上原来的位置。
谁会料到，出色的凶手竟在这儿留下了一个漏洞。他疏忽了书架搁板上有薄薄的灰尘这一情况。录音机原来放的位置没有灰，而四个角上是落了灰的，凶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大致把录音机放回原来的位置，他没有留意是否与原来的无灰处吻合。录音机所放的位置与原来的位置相差大约两公分，这引起了我的怀疑。这里若是没有差错，我也不会展开想象的翅膀。
他用录音机克服了收听上的问题，但还必须使收听时间与整体时间一致。我们家里有很多表，表上的时间如果和收音机放送的时间不一致，整个阴谋就全落空了。凶手是如何处理这难中之难的，让我仍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分析一下吧。
我考虑了许久。丈夫在村越的公寓里听演奏的准确时间是八点四十分到九点。听完后他马上从窗户出来，回到家里的书房，把这段时间假定为十五分钟。坐出租车也就需要五、六分钟，即使加上等车和上下车这些时间也不过如此。在客厅藏录音机，卸装，若无其事地在广播放送前的三、五分钟回到书房，这中间如果用了十分钟，打开录音机时，最早也有九点二十五分钟左右。二十分钟的广播结束已是九点四十五分了。
真正的小提琴广播时间是八点四十分到九点，为了使九点二十五分到九点四十五分的磁带放送时间与真正的广播放送时间一致，必须把家里所有的钟表拨慢了四十五分钟，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一行动，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丈夫这样的人能使常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
先从外部方面谈起。如果能听到外面表示时间的声音，如汽笛、电笛等，把家里的表怎样弄慢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外面根本就没有这种定时的声音。我们的宅院很大，就连来卖东西的喇叭声和铃声在厨房都听不到。推销物品的人也没有在一定的时间里来的。尽管可能担心女佣们外出看到街上的钟表时间会产生怀疑。可是，傍晚五点过后，是没有人再出去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许会产生麻烦。可丈夫有个不惯，如果不是预先打电话或写信与他约好的客人，他从不接待。在那天，这样的约会像是一个也没有。公司里的年轻职员们，有时不打招呼也常来玩，可奇怪的是那天也没有人来。
这样，就只有家里表示时间的东西了，除了钟表还有茶室的收音机。那天，丈夫在早饭后就出去了。临走前，他偷偷地来到茶室，把收音机的真空管或是某个连接线弄坏，弄到外行根本无法维修的程度是不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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