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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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注创作。迄移居南非为止，瑞瑙特共写成五部小说，都是当代题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致力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不乏骇俗的性意识。《相好的姑娘们》（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是半自传性的轻喜剧，书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归向夜晚》（Return to Night，1947）赢得米高梅奖金。1948年，这笔钱让玛丽和朱莉踏上远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这个新国度，她和朱莉举办派对，结识了大群的年轻演员和舞蹈家，不少是来自英国的退伍军人，多数是男同性恋者，他们的聚散离合激起玛丽的灵感，写出现代同性恋文学史上的名作——“二战”爱情故事《御者》。书名采自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个意象，喻示灵魂中骚动和驾驭的矛盾。这部以古典烛照现实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创作的分水岭；其后，她沿着历史长河继续回溯，在音声已希的古希腊世界上岸。
第一人称回忆录体的《残酒》（1956）以希腊文明悲剧性的漫长内耗——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 B.C.）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亚的成长故事。他与吕西斯的关系再现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恋习俗：较年长的“爱者”（erastes）要担当他倾慕的少年“所爱”（eromenos）的精神导师。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导向《残酒》。前一本书中，现代同性恋者面临医学、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转入地下生活，难以获得灵肉兼备的满足，而《残酒》的两位男主角则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共同追求光荣的时代：在苏格拉底身边受教，在练身馆竞技，一起参加地峡运动会，为抵抗斯巴达并肩作战。在性议题上，瑞瑙特说她反对“性的部落主义”（sexual tribalism），觉得现代人纠结的性身份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希腊人问的是一个人有何优点，而希腊人是对的。”
《残酒》不仅是个爱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画卷：书中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寡头与暴民轮番上台。在玛丽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赢得大选，随即颁行种族隔离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党利用非理性的民众情绪而控制国家，进一步激化了原已复杂的种族矛盾。尽管她奉历史现实主义（historical realism）为圭臬，从不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写三十僭主操纵雅典社会时，常联想到她的此时此地。“历史并不重复它自己，其韵脚却每每相同。”这句归于马克·吐温名下的话看来有点道理。
《残酒》受到严肃书评人和读者的一致赞赏，奠定了瑞瑙特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成功并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学者出身，拉丁文颇有功底，希腊文却全凭自学，常读的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洛布（Loeb）古典丛书。然而她一丝不苟，研究两年方才动笔，初稿写好后远赴希腊实地旅行，以求细节无误，最终做到“对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真正神入（empathy），这是把想象力，把一种深沉的人道精神，极致地应用到史料知识上，以至它化为本能的结果。”1
希腊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岛，观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复的希腊史前文明遗迹——克诺索斯王宫，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开她眼界的文物，这次是真品。据说，这里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闯迷宫，杀死牛头怪的地点。身临其境，她悸动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据历史学者的理论和考古学的成果，剥除忒修斯传奇中的荒诞之辞，写成两部小说。那神话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于心理深度的诠释。《国王必须死去》（The King Must Die，1958）和《海里来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称的“自述”，早在希腊古典时期已沦为童话的忒修斯，形象从未这样血肉丰满。相传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认为那是后起的附会，而把他写成一个仿若出土的跳牛者壁画中那种细巧灵活的人——祭献给牛头怪弥诺陶弥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在小说中是跳牛者。无独有偶，史载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也不高。亚历山大刚柔相济、泛性恋（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爱恋女子却排斥自身“阿尼玛”（anima）的倾向，恰成对比。2
在南非开普敦，玛丽和朱莉在一栋木屋住了多年，她们命名为“提洛”（Delos），原是爱琴海岛屿，传说中阿波罗的诞生地。“提洛”俯临大海，远眺平顶的桌山（Table Mountain），雄奇壮美。带盐味的轻风、滑翔的海鸥、远远的航船和勇敢的冲浪少年，都跟她笔下的另一个海洋文化——古希腊一样充满生机，不啻是她理想的写作环境。但外面的世界毫不自由，甚至这对伴侣日常散步的海滩，也竖起过“只许白人入内”的牌子（被玛丽用螺丝刀趁夜摘除）。1960年代，瑞瑙特一度卷入政治生活：上街游行反对种族隔离，参加抗议团体，到社区为政党拉票。然而政治讲求集体行动，处处需要妥协，与作家对“个人卓越”的信念相违。因此，她虽然在劝说下出任了国际笔会（P.E.N.）开普敦分会的会长，并跟图书审查长年斗争，但年事的增长、对政治的失望，令她逐渐淡出运动，重投想象世界。
《阿波罗面具》（1966）以一个周游列邦的演员为叙述者，以剧场黄金时代的一件遗物——阿波罗面具——为良知的象征，展现了柏拉图实践治国理念的故事。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强人僭主用密探施行恐怖统治，死后国家陷于混乱，跟瑞瑙特身处的非洲现实若有交集。但作者强调她写的不是影射小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话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永远奔流的人性之河，由于所经过的土地而不断改变，成为浅水、漩涡、瀑布和湖泊。或许历史唯一具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考量这种本质和个案之间的永恒变化的互动。”
瑞瑙特对柏拉图终身保有仰止之情。“在他身上，亚历山大炽热的想象力会找到一个解人、一个向导。”柏拉图两度远赴叙拉古，辅佐不成器的二世僭主做“哲学家国王”而惨淡终局，令人扼腕。他死时，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年约八九岁。假设柏拉图来得及教导亚历山大——假设是他而非亚里士多德做了亚历山大的教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借着《阿波罗面具》叙述者的口吻，作者抒发了自己的怅恨：“一台悲剧……其悲哀在于主角们从未相遇”。
亚历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1970）、《波斯少年》（1972）、《葬礼竞技会》（Funeral Games，1981），加上一部传记《亚历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1975），花费了瑞瑙特最后十几年的大部分时光。历史上，亚历山大是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巨人，在城邦制走到绝路之时横空出世。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马其顿崛起前，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长年争斗，令希腊文明危机四伏，而亚历山大的政策“给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带来四海一家的观念；以往对城邦的忠诚与（在较小程度上）对希腊民族的忠诚看来已不合时宜了。在哲学上，这种世界主义观点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实践上它开始得较早——始自亚历山大”。瑞瑙特对希腊文明的回顾，从《残酒》到《阿波罗面具》再到亚历山大系列小说，写作次序和历史发展恰好一致，各书脉络也相互贯通。1960年代以来西方反战的呼声很是强烈，到瑞瑙特写亚历山大时，她很清楚这位征服者是个逆潮流的题材。然而令她最着迷的大概并非亚历山大的军事才华，而是他无畏无惧、闯荡四方的自由——她自己不是从记事起就渴望“走出去”吗？《天堂之火》中，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情节塑造他那无畏的心性。少年亚历山大首次厮杀前感到胆怯，在晨曦中向赫拉克勒斯申诉，听见神告诉他：“人的不死并非在于永远地活着，那愿望源自恐惧。令人不死的是每一个超脱于恐惧的瞬间。”
历史学家霍兰（Tom Holland）指出瑞瑙特亚历山大小说的特色在于她对亚历山大能切身认同（self-identification），这在《天堂之火》中尤其显著。亚历山大跟作者一样，父母的关系剑拔弩张。这种家庭张力是以象征手法烘托的。欧里庇得斯晚年作于马其顿的《酒神女众》（The Bacchae）把人性中文明理智和本能迷狂的两极冲突予以戏剧化，它在小说中有一台演出。这部戏象征着崇拜酒神的奥林匹娅斯对儿子亚历山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他相信自己是“神之子”。另外故事开始时，缠绕五龄童亚历山大腰间的蛇，是母亲捆缚他的、他后来努力挣脱的纽带。小说结束时鹰蛇厮斗，则是借自《伊利亚特》（第十二卷）的意象，小说中蛇代表母亲，鹰（宙斯的神鸟）代表男性因素。3荷马的诗里，大蛇咬伤鹰的胸脯，使之松开脚爪翔离，《天堂之火》的鹰蛇搏击却胜负未定，暗示父母双方的烙印在亚历山大余生中将继续起伏消长，造成他一些悲剧性的过错。
然而《天堂之火》不是悲观的，故事明暗交错，亚历山大始终是希望之光。他是荷马史诗在精神上的最后一个传人，以阿基琉斯为榜样，宁舍长寿而追求光荣，要用战斗来证明自己犹胜乃父。他师从大哲亚里士多德学习治国、伦理和科学，但比亚里士多德更富于想象力和热情，又能在实践中超越老师的种族偏见。他情感细腻，却由于父亲性放纵的反激作用，秉持着近乎禁欲的节制。家庭张力使他从小向外寻求友谊：从卫队的营房、马厩的仆役、波斯流亡者那里增长见识，得到安慰；受《伊利亚特》英雄情谊的熏陶，他与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随的伴侣。正如朱莉陪伴着玛丽度过不少艰难岁月，友情是亚历山大一生的救赎。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频频使用pothos（希腊文“渴求”、“热望”）一词，解释亚历山大为什么永远向前，决心走到世界的尽头。《波斯少年》借叙述者巴勾鄂斯之口，多次点明亚历山大这种不知疲倦的探险家性情。作者又让亚历山大告诉巴勾鄂斯：“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快乐。”我们可拿这书当旅行记来读，追随亚历山大从里海之滨走到今日阿富汗，到印度旁遮普，到沙漠，到伊朗，写实之中又有一种异域奇幻的色彩，令人想起托尔金是瑞瑙特的老师。
《波斯少年》从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视角看待亚历山大远征，这是文学的创举。作者曾说，马其顿人对波斯人充满偏见，是她不想用的视角；同时她希望在书中容纳波斯人对马其顿人怀有的一些偏见，展现亚历山大如何克服它们。叙述者巴勾鄂斯的身份极不寻常，他是被波斯末代君主和亚历山大先后宠幸的宦官。由一个异族的阴柔者说出最勇武的战士的正传，颠覆了两千年来的主流叙述方式，也开阔了读者的眼界。用内廷宦官的观点叙事，代价是亚历山大一生的几场大战都只能用远景镜头或转述来呈现（作者出于和平主义立场，也许本就有意简写战争，而且屡借巴勾鄂斯的眼睛凸显战争的惨象），优势则在于让护士出身、对肉体富有第一手知识的作者，能够无微不至地描写健康和伤病时的身体，因为巴勾鄂斯在亚历山大生命中扮演的常常就是护士角色。当他怜惜地端详亚历山大布满伤疤的肉体，或在战场外遥遥注视国王受伤的过程时，瑞瑙特笔力千钧。巴勾鄂斯和亚历山大的爱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国王的奉献式的爱，令人想起和瑞瑙特年龄相仿的奥登（W.H.Auden）的诗句：“If equal affection cannot be，/Let the more loving one be me.”（若爱情无法平等，/让我做那更深爱的人。）它不同于赫菲斯提昂和亚历山大荷马式的同袍之爱，也不同于《残酒》的雅典男风。但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后短短数月便采取东方化的政策，巴勾鄂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亚历山大的话是：“从爱你开始，我学会了爱你的民族。”瑞瑙特写下这些文字之际，南非正因其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国际社会孤立。作者褒扬亚历山大超前的同时，也对某些现代人倒行逆施作了含蓄的批评。
如果说亚历山大军事才能近乎超凡，他的治国手腕则显出人性的弱点。在《波斯少年》里，他有志建立一个种族平等、选贤举能的帝国，但任用官吏偶尔也所托非人，而马其顿将士们以胜利者自居的骄矜，更多次阻碍他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瑞瑙特暗示他悲剧性的一面既有个人因素，又是其思想超出时代的必然结果。到了三部曲的终篇《葬礼竞技会》，亚历山大便以缺席来显现他的伟大：各怀私利的将军和王族女眷全都缺乏他全面的天才，挽不住帝国分裂的狂澜，也大多难逃血腥的下场。
《葬礼竞技会》类似编年史的结构，似乎打破了作者自《御者》以来始终运用的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模式。比如《波斯少年》就既是亚历山大正传，也是巴勾鄂斯个人的成长史，写出他如何从童年的劫难中解脱出来，长成一个觉醒的、善用生命的强健人物。然而《葬礼竞技会》的一种读法，是把它看成欧律狄刻的成长故事。她是瑞瑙特历史小说中绝无仅有的女主角，生为天潢贵胄，自幼习武，她唯一的moira（希腊文“天命”、“命运”）是像亚历山大一般以武功和权力实现自我；却野心有余，愿景不足，有一时之勇而无亚历山大在严酷的成长教育中炼成的魄力；女性身份也孤立了她，最终从权力高峰坠落。瑞瑙特不回避欧律狄刻的幼稚和自私，但也予以同情。或许她意识到，以她童年要做牛仔的志愿、以她少女时期壮怀激烈的白日梦，倘若生于古代，她本来也可以是欧律狄刻。就事论事，欧律狄刻在历史舞台上的七年只能说是夭折的成长史。《葬礼竞技会》是一支挽歌，角色的明暗呼应像是以对位法（counterpoint）谱成的旋律：亚历山大的贤妻斯塔苔拉对恶妻罗克萨妮；他视若母亲的、情深义重的波斯太后对他毒辣的生母奥林匹娅斯王后；欧律狄刻的怯弱对她傻丈夫的勇敢……使得这暗黑的故事也偶尔闪现人性的高贵。亚历山大的幽光如同一轮午夜太阳投射在战火纷飞的疆域上，连这太阳也快要沉落了。但是全书最后一句却描写亚历山大陵寝的屋顶上月桂叶的金环，它“在地中海的微风中轻轻颤动，栩栩如生”，喻示他生命虽短，他的pothos会活在人类的记忆里。
瑞瑙特晚年写道：“我们走向过去，也许是为了寻回自己，也许是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挣脱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条把我们带到今天此处的崎岖长路之后，我们才可能理解自己。”古希腊文明构成了瑞瑙特小说世界的底色；即使在她那些当代题材的故事中，人物也常被希腊神话和文学的光束所映照。不同于许多文人对古希腊怀有单纯而美好的向往，她的古希腊远非世外桃源，而是和她生活过的时代一样战乱频仍、社会激荡。无论她的主人公是开辟新天地的英雄如忒修斯、亚历山大，抑或流徙不定的士绅、演员、颂诗人，还是平凡的伤兵、医生、护士，几乎每一位都努力在挣脱环境的掣肘，塑造自我，寻求自由，如同他们的创作者从家庭，从英格兰破茧而出，寻求自由一样。希腊人的理想——光荣、自尊、卓越、节制；阿波罗的理性和狄奥尼索斯的沉醉——在玛丽·瑞瑙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御者》里，体验着成长之痛的主人公想起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那篇对话：“现在它不再代表饱满完整的东西了，而是充斥着困惑与不定与痛苦与悲悯，和一团乱麻的倏忽人生。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本书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而写的。”瑞瑙特崇敬地称苏格拉底为“我的主保圣人”；在他看来，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捧读瑞瑙特的日日月月，对于我就是一趟得以审视生活的旅程。
主要角色
（英文字母序）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本书主人公
阿纳克萨卡斯 Anarxarchos 希腊人，亚历山大朝廷里的智术师，主张对国王行跪拜礼
安提帕特罗斯 Antipatros 马其顿摄政
阿瑞奥巴赞内斯 Ariobarzanes 波斯行省的总督
阿瑞斯坦德 Aristander 亚历山大的祭司长
阿瑞斯托布拉斯 Aristoboulos 亚历山大的建筑师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柏拉图弟子，亚历山大少年时的教师
阿塔巴扎斯 Artabazos 波斯将领，曾流亡马其顿
阿特穆巴瑞斯 Artembares 巴勾鄂斯之父
阿瑟斯 Arses 奥库斯之后的波斯国王
阿特罗帕提斯 Atropates 米底总督
巴勾鄂斯 Bagoas 本书叙述者，为亚历山大所宠爱
巴勾鄂斯 Bagoas 宦官，奥库斯王的宫廷总管
贝索斯 Bessos 大流士的亲戚，巴克特利亚总督
波巴克斯 Boubakes 料理大流士家务的大宦官
卡瑞斯 Chares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人管家
大流士 Darius 阿瑟斯之后的波斯国王，史称大流士三世
达提斯 Datis 苏萨珠宝商，巴勾鄂斯的第一个主人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雅典著名辩论家
朵瑞斯可斯 Doriskos 希腊雇佣军士兵，对巴勾鄂斯有情
迪慕努斯 Dymnos 马其顿士兵，计划刺杀亚历山大的主谋
欧迈尼斯 Eumenes 腓力与亚历山大两朝的枢密官
赫菲斯提昂 Hephaistion 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的终生挚友
希斯坦内斯 Histanes 酋长奥克西阿提斯之子，据守巨石山
伊思门尼欧斯 Ismenios 亚历山大寝室的卫兵
卡兰纳斯 Kalanos 印度哲人
卡利斯提尼 Kallisthenes 亚里斯多德侄甥辈的亲戚，亚历山大的史官兼图书馆长
卡桑德罗斯 Kassandros 马其顿摄政安提帕特罗斯之子，与亚历山大有嫌隙
克雷托斯 Kleitos 马其顿将军，菲罗塔斯死后，与赫菲斯提昂同为军队的主帅
科伊诺斯 Koinos 马其顿将军
克拉特鲁斯 Krateros 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逝世前赴马其顿，预备接任马其顿摄政
居鲁士 Kyros 波斯帝国历史上的大帝，为亚历山大所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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