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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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离开,安娜对我说:“我真的必须见凯特。”

我一手揽着她:“你当然可以。”

我们走进去,病房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安娜坐到凯特的床边。“嘿。”凯特睁开眼睛。

安娜摇头,她想了想才终于说:“我试过了。”她的声音哽咽,像棉花插着刺,凯特捏捏她的手。

杰西坐到病床的另一边。他们三个齐聚一处,让我想到每年十月,我们拍圣诞卡片的照片,他们按高矮排在枫树旁或石墙上拍照,留下那一刻,让大家以后都记得他们。

“脱口秀主持人艾尔富或爱德先生[28]?”杰西说。

凯特的嘴角往上弯:“马。第八回合。”

“赌了。”

布莱恩弯身亲吻凯特的额头。“宝贝,今晚好好地睡一觉。”安娜和杰西溜到走廊去,他也给我一个告别吻。“有事就打电话给我。”他低语。

然后,等他们都离开,我坐到女儿旁边。她的手臂细得当她的手移动时,我可以看到骨头在牵移。她的眼睛看起来比我的还老。

“我猜你有问题要问。”

“或许晚一点吧。”我的回答令我自己惊讶。我爬上床,把她搂进我怀里。

我顿悟到我们从来不曾拥有小孩,我们只是接受他们。

有时候我们能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如我们预期或希望的长,可是还是比从来没有过这些小孩好得多。“凯特,”我承认,“我很遗憾。”

她推开我一点,以便看着我的眼睛。“不用遗憾,”她强硬地说,“因为我并不遗憾。”她试着笑,好努力地试。“这是个蛮好的案子,妈,是不是?”

我咬着嘴唇,感觉泪水潸潸流淌。“非常好。”我回答。

星期四

旧火熄灭新火续燃,

遭受巨痛旧痛减轻。

——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坎贝尔

在下雨。

我走出房间,来到客厅,法官的鼻子压在相当于我公寓里的一整面墙厚的玻璃板上,对一只掉下来经过它身边的壁虎低吠。“你抓不到它。”我说着轻拍它的头,“你不会爬墙。”

我坐到它旁边的地毯上。我知道,我必须起身换衣服去法院,我知道我应该再复习我的结案陈词,而不是懒散地坐在这里。可是这种天气似乎有催眠的力量。我小时候常坐在我老爸的捷豹汽车前座,看着雨滴自挡风玻璃的上缘,执行神风特攻队的自杀任务,直到它们被雨刷消灭。老爸喜欢将雨刷的速度设为“间歇”,所以一路上由我这边的挡风玻璃看出去,是雨水奔流的世界。那令我很生气。我每次抱怨,老爸都说:“开车的人是老大,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要先冲澡吗?”

茱莉亚站在卧室的门口问,她穿着一件我的运动衫,长度到她的大腿中央。她弯起来的脚趾头陷进长毛地毯里。

“你先洗。”我告诉她,“我随时都可以去阳台淋浴。”

她往窗外望去:“天气很糟,是不是?”

“待在法庭里的好日子。”我回答,可是没什么说服力。我今天不想面对狄沙罗法官的判决,而这是第一次与害怕输掉官司无关。我已经尽力了,尽力给安娜作证的机会,我非常希望我也能使她对她自己的作为感觉好一点。她不再像是个优柔寡断的小孩。她并不自私,她只是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试着想搞清楚她到底是谁,想了解她的角色。

事实是,就像安娜曾经告诉过我的,没有人会赢。我们要提出结案陈词,聆听法官的意见,即使到那个时候,事情也还没有结束。

茱莉亚没有转身进浴室而接近我。她盘腿坐到我身边,抚着玻璃墙。“坎贝尔,”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的五脏六腑似乎全僵住了。“快说。”我建议。

“我讨厌你的公寓。”

我追随她的目光,从灰色的地毯看到黑色的沙发,再看到镜面墙和涂了亮光漆的书架。它充满了尖锐的边缘和昂贵的艺术品。它有最先进的电子玩意儿和别具特色的装饰品。这是个梦幻住所,但不像是任何人的家。

“你知道吗?”我说,“我也讨厌它。”

杰西

在下雨。

我走到外面,开始走路。我朝坡下的街道走去,经过小学,再经过两个十字路口。大约五分钟整,我就从里到外都湿透了。这个时候,我开始跑。我跑得很快,跑得肺开始痛,腿也像在燃烧,我终于再也跑不动了,冲进高中的足球场,躺到球场中央。

有一次在一个像这样的雷雨天里,我拿迷幻药来这里,躺着看雨从空中落下。我想象雨滴在我的皮肤上融化。我等待一道闪电像箭一般穿透我的心脏,让我在这段充满不幸的人生里,第一次百分之百感受到我活着。

闪电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天它没有来访。今天早上也没有出现。

所以我起身,把眼睛上的头发拨开,试着拟定更好的计划。

安娜

在下雨。

这种雨下得又大又急,听起来像是淋浴时的水声,可是你无法把它关掉。这种雨会让你想到水坝、水灾和诺亚的方舟。这种雨叫你爬回床上,窝进还留有你体温的棉被里,假装闹钟比真正的时间快了五分钟。

问任何一个念过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他都会告诉你:水从来都不会停止流动。雨水从山上流进河里,河水流进海洋。它蒸发,像个灵魂,飞到云端。然后,就像每一件事情一样,它又开始循环。

布莱恩

在下雨。

就像安娜出生那天——新年前夜,那天是那个时节特别温暖的一天。本来应该下雪的,却下了倾盆大雨。滑雪区不得不在圣诞节旺季关闭,因为他们的滑雪道都被雨水冲刷掉了。我开车到医院,坐在我旁边的莎拉在阵痛,雨大得我几乎看不透挡风玻璃。

那天晚上没有星星,天上全是降雨云。或许因为那样,当安娜来到人间时,我对莎拉说:“我们给她取名叫安娜,希腊神话中仙女座的安德罗墨达公主的简称。”

“安德罗墨达?”她说,“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名字。”

“像公主的名字。”我更正。我越过我们的女儿小小的头顶,捕捉她的目光。“在天空中,”我解释,“她位于她的爸爸和妈妈之间。”

莎拉

在下雨。

我想,一早就下暴雨,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匆匆拿起桌上的提示卡,希望我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我想骗谁呀?我不是律师,不够内行。我只不过是一个妈妈,而我连妈妈这个工作都做得不够公正。

“费兹杰罗太太。”法官催促我。

我做个深呼吸,低头看我抓着的一叠提示卡上面所记下的混乱字句。我站起来,清清喉咙,开始大声念:“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很长的法律史,允许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做决定。法官们也都认为,那包含在宪法赋予公民的隐私权里。在这个法庭里听到的所有的证词……”蓦地电闪雷鸣,轰然作响,我的卡片全掉到了地上。我跪下去,急忙捡起我的卡片,可是现在它们的顺序已经乱了。我试着重新整理卡片,可是看起来没有一句话有意义。

喔,见鬼了。反正,那些也不是我必须说的话。

“法官大人,”我问,“我可以重来吗?”等他点头,我转身背对他,走向我女儿,她坐在坎贝尔旁边。

“安娜,”我说,“我爱你。在我还没有看到你之前就爱你了。我知道我爱你,因为我是个妈妈。我应该知道所有的答案,可是我不知道。我每天都怀疑我是不是做对了。我怀疑我是否像自认的那么了解我的小孩。我怀疑我是否太忙于照顾凯特,而没有尽到做你妈妈该为你着想的义务。”

我上前几步。“我知道只要有一丝医治凯特的可能性,我就会抓住不放,不过那是我仅知的该如何做的方法。而即使你不同意我的做法,即使凯特不同意,我还是要做那个对你们说‘我早就告诉你了’的妈妈。十年后,我希望能看到你的小孩坐在你的大腿上,或在你怀里,因为到那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做妈妈的心情。我有个姐姐,所以我知道姐妹之间的公平关系:你要你的手足拥有跟你同样的东西——同样数量的玩具;意大利面上面洒着同样多的碎肉;同样分量的爱。可是做一个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你要你的孩子比你曾拥有的还多。你要在她下面生火,看着她高飞。那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我一手按在胸上,“我还是尽量在我心中做到公平。”

我转向狄沙罗法官:“我不想来法庭,但是我必须来。这是法律机制,如果原告采取行动,即使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必须回应。所以我被迫解释、辩论,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我比安娜还清楚什么对她是最好的。当你必须那么做的时候,要解释你认为什么是对的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你说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你指的可能是一两件事——你还是会评估何者可行,或者完全接受事实。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字怎么能有矛盾的解释,可是就情绪上来说,我完全了解。因为有时候我想我做的是对的,但有时候,我会在事后反省自己的每一步是否走错。

“即使今天的判决对我有利,我也不能强迫安娜捐肾。没有人能强迫她。但我会哀求她吗?即使我想阻止自己,我还是会求她吗?我不知道,和凯特谈过后,听过安娜的证词后,我还是不知道。我不确定该相信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知道,没有争辩余地的,只有两件事:这个官司并非关于捐肾……而是关于选择权。没有人真的想完全由自己作决定,即使法官给他们权利去做。”

最后,我面对坎贝尔:“很久以前我做过律师。可是我已经不是律师。我是个妈妈,过去十八年来,当妈妈所必须要做的,比我曾在法庭里做的困难得多。亚历山大先生,刚开始开庭的时候,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义务进入火场,将某人从正在燃烧的建筑物里救出来。可是你如果是个家长,而陷在火场里的是你的小孩,那么你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跑进去救你的孩子,大家不只都会理解,事实上他们也会对你充满尊敬。”

我做个深呼吸。“我的人生宛如建筑物着火,我的一个孩子在里面,而唯一能救她的机会是派我的另一个孩子上场,因为只有她认识路。我知道我在冒险吗?我当然知道。我明白那可能导致我同时失去两个孩子吗?是的,我明白。我知道要求她去做是不公平的吗?我绝对知道。可是我也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同时保住她们两个的机会。那合法吗?合乎道德吗?那是疯狂的或愚蠢的还是残酷的主意?我不知道。可是我衷心相信那是对的。”

我说完后回座。雨打在我右方的窗子上。我怀疑雨势会不会有减弱的时候。

坎贝尔

我站起来,看看我的记事卡。然后,和莎拉一样,我把它们丢进了纸屑篓里:“如同费兹杰罗太太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不是关于安娜捐肾,也不是关于她捐的是皮肤细胞、单独的血细胞还是一组DNA。是关于一个女孩,渴望成为某个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的辛苦、难过、美好、为难和快乐。一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她现在要什么,可能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可是我们应该给她机会去发现。在我看来,十年后,她很可能会令我们刮目相看。”

我走向法官席:“我们知道费兹杰罗家在被迫做不可能的事——为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作合情合理的医疗决定,但事实上,她们的医疗利益却是背道而驰的。而如果我们——像费兹杰罗一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那么最后必须下决定的这个人,应该是拥有这具躯体的本人……即使她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总结起来,那也是这桩诉讼案的关键:某些时候一个小孩或许比她的父母还明白该怎么做。

“我知道安娜决定提起诉讼时,她作这个决定,不是为了那些你可能会认为的理由——把她当作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十三岁女孩;她作这个决定,不是为了要与她同龄的女孩一样自由,无拘无束;她作这个决定,不是因为厌烦了又被针刺、被针戳;她作这个决定,不是因为她怕痛。”

我转身,对她微笑。“你知道吗?如果最后安娜决定捐肾给她姐姐,我也不会惊讶。可是,我怎么想不重要。狄沙罗法官,恕我冒昧,您怎么想也不重要。莎拉和布莱恩和凯特·费兹杰罗怎么想都不重要。安娜怎么想才重要。”我走向我的椅子,“那是我们唯一应该倾听的声音。”

狄沙罗法官宣布休息十五分钟,等他判决。我利用那个时间去遛狗。我们在法院大楼后面小广场的草坪绕圈子,弗恩警长在旁监视那些等着得知判决结果的记者们。在法官绕第四圈寻找解放的地点时,我对它说:“得了吧,没有人在看你。”

但这并非完全是事实。有一个小孩,不会超过四岁,松开了他妈妈的手冲向我们。“狗狗!”他喊道,张开双手热情地追逐法官,法官向我靠近。

他妈妈过了一会儿才抓住他:“对不起,我儿子正在长犬齿。我们可以爱抚它吗?”

“不行,”我反射性地说,“它是一只看护狗。”

“喔。”那女人站直,把她儿子拉开,“可是你不是瞎子。”

我是个癫痫症患者,它是我发作时的看护狗。我第一次想直截了当地说清楚。可是我又想,你必须能够自嘲,不是吗?“我是个律师,”我对她微笑,“它会为我追救护车。”

我吹着口哨,和法官走开。

当狄沙罗法官回到法官席时,带了一张他死去女儿的照片装在框里,那让我感觉官司打输了。“在交叉询问证人的过程中,有一件打动我的事情,”他说,“在这个法庭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进入对生命品质对抗生命尊严的争论中。费兹杰罗家无疑一直相信让凯特活着、继续做他们家的一分子非常重要——可是在此时,凯特生存的尊严开始完全与安娜的生命品质纠缠在一起,我的工作是看看是否能将两者分开。”

他摇头。“我不确定我们之间任何人有资格来决定这两者哪一个比较重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个父亲。我女儿狄娜十二岁的时候,被一个酒醉开车的人撞死,那天晚上当我赶到医院,我愿意做任何事来换取她多活一天。费兹杰罗家处于那种状况已经十四年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让他们的女儿活久一点。我尊重他们的决定。我钦佩他们的勇气。事实上我羡慕他们有这个机会。可是就像两位律师都指出的,这个案子不仅是关于安娜和一颗肾脏,它是关于这些决定该怎么做,以及我们该如何决定由谁来做决定。”

他清清喉咙:“答案是——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身为家长,身为医生,身为法官,乃至整个社会,我们都在摸索中作能让我们晚上睡得着的决定——因为道德远比伦理重要,爱远比法律重要。”

狄沙罗法官的注意力转向安娜,她不安地更换姿势。“凯特不想死,”他温柔地说,“可是她也不想像这样活着。我了解整个情况,也了解法律,我能做的真正的决定只有一个。唯一应该能够被允许作那个选择的人,正是这整件争端的核心人物。”

我重重地吐气。

“我所指的人不是凯特,而是安娜。”

我旁边的安娜深吸一口气。“过去几天来的争论焦点之一,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有没有能力作像这样如此重大的决定。事实上,这里有些成年人似乎忘了最简单的儿童规则:你不能没取得别人的同意就拿走他的东西。安娜,”他说,“请你站起来好吗?”

她看着我,我点头,和她一起站起来。“在此,”狄沙罗法官说,“我要宣布你,而不是你父母,拥有你的医疗决定权。意思是,虽然你会继续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他们可以叫你何时去睡觉,规定你不能看什么电视节目,你是不是该吃完你的花椰菜,但是关于任何医疗行为,你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他转向莎拉,“费兹杰罗太太,费兹杰罗先生,我要命令你们带安娜去见她的小儿科医生,告知本庭的裁决,让医生明白他必须直接跟安娜讨论。如此一来,她需要一个额外的监护人。我要求亚历山大先生担任她的医疗监护权律师,直到她十八岁,让他来协助她做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并不是说这些决定不能和她父母一起讨论,但是最后的决定应该由安娜自己来作。”法官盯着我看,“亚历山大先生,你愿意接受这个责任吗?”

除了法官之外,我以前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任何事。而现在我有了茱莉亚,还加上安娜。“这是我的荣幸。”我对她微笑。

“在你们今天离开法院之前,你们要签署正式的监护权文件。”法官命令,“安娜,祝你好运。你可以不时来法院找我,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他敲法槌,我们都站起来,目送他离开法庭。

“安娜,”我说,她还在我旁边坐得直挺挺的,显然相当震惊,“你成功了。”

茱莉亚第一个走近我们,她倾身越过围栏拥抱安娜。“你非常勇敢。”她越过安娜的肩膀对我微笑,“你也是。”

接着安娜退开,发现自己正面对她的父母。他们之间隔了一英尺,还有一个宇宙的时间与安慰。直到这一刻我才了解,我早就以为安娜比她的生理年龄成熟,然而现在她缺乏自信,无法迎视他们的目光。“嘿。”布莱恩跨过鸿沟,将他的女儿拉进怀里。“没关系。”然后莎拉加入,和他们抱成一团,她的手臂分别环绕他们父女,他们的肩膀形成一道坚实的围墙,他们必须重新制订他们的游戏规则。

安娜

能见度好差。雨下得可能比早上还大。我有个短暂的幻象,看到自己把车子当成空的可乐罐那样,捏得它吱吱嘎嘎地缩成一团,那使得我更加难以呼吸。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这和讨厌的天气或幽闭恐惧症无关,但事实是我的喉头只打开了平常的一半,泪水使得喉咙硬得像动脉,所以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都要比平常多花两倍的力气。

到现在,我拥有医疗决定权已经整整半个钟头了。坎贝尔说感谢这场超大暴雨把记者都赶跑了。或许他们会去医院找我,或许不会,可是那时候我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没什么关系。我爸妈比我们先离开法院,我们必须留下来签署啰唆的公文。坎贝尔说等我们办完事,他会载我去医院。他很体贴,我知道他迫不及待地想和茱莉亚独处,他们还以为他们搞得很隐秘,以为别人不清楚他们的关系,其实不然,任谁都可以从他们暧昧的眉来眼去中猜出端倪。我在想,当他们浓情蜜意地黏在一起时,法官会不会觉得被排挤?

“坎贝尔,”我突然问,“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他没有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审讯期间非常卖力地为你争取选择权,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我怎么想。”

“太好了,”我往我的座位沉下去一点,“我甚至不知道真正的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整个普罗维登斯殖民地的首位擦门把童工。你有一张聪明的嘴巴,你选择Chex Mix牌的饼干,你讨厌数学和……”

这样挺酷的,看着坎贝尔试着把所有的空白填满。

“……你喜欢男孩吗?”他的结语竟是个问题。

“他们有些还可以,”我承认,“可是他们长大后可能都像你。”

他微笑:“千万不要。”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坎贝尔耸肩:“我可能必须接个会付钱给我的案子。”

“让你可以继续供养茱莉亚,过她过惯了的有品位的生活?”

“没错,”他笑道,“差不多。”

车内安静了一会儿,我只听得到雨刷的嘎嘎声。我双手塞到大腿下面,坐上去。“你在审讯的时候说过……你真的以为我十年后会令人刮目相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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