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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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很像典型的布隆维斯特历险记的序曲，克里斯特从来不敢肯定他是天生偏执，或是天赋异禀。自从哥塞柏加事件发生后，布隆维斯特的确变得自闭且难以沟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只不过每当布隆维斯特在写一则复杂的新闻时，就会变得特别明显——温纳斯壮事件爆发前几个星期，克里斯特便曾见过同样异常而神秘的行为。

但话说回来，克里斯特自己也看见了，布隆维斯特确实遭人跟踪。他隐约感到忧虑，不知又有什么新的噩梦正在酝酿。而不管是什么，都会吸光《千禧年》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此时杂志社的总编辑才刚脱队投奔大报社，《千禧年》好不容易重建的安稳状态转眼间又再度变得混沌不明，克里斯特觉得布隆维斯特实在不应该展开什么疯狂的计划。

但克里斯特已经至少十年没有参加游行——除了同志光荣游行之外。反正这个五一节的星期日也无事可做，还不如迁就一下任性的发行人。尽管没有接到进一步跟踪的指示，他还是悠哉地跟在尾随布隆维斯特那人的身后，但到了长岛街却忽然不见人影。

布隆维斯特发现自己的手机被监听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柯特兹去买几只二手机子。柯特兹以极低价格买了一大堆爱立信T10s，布隆维斯特又买了一些Comviq电信公司的预付卡，再将手机分发给玛琳、柯特兹、安妮卡、克里斯特、阿曼斯基，另外自己也保留一只。这些手机只有在进行需要绝对保密的对话时才使用，至于日常话题，可以也应该用原本的手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随身携带两只手机。

周末轮到柯特兹值班，因此傍晚进办公室时，布隆维斯特又看见他。自从札拉千科遭杀害后，布隆维斯特便排出二十四小时的班表，让办公室随时有人在，每晚也会有人在里头过夜。值勤名单包括他自己、柯特兹、玛琳和克里斯特。罗塔是出了名的怕黑，死也不肯独自在办公室过夜。莫妮卡不怕黑，但她工作得太卖力，所以让她下班后回家休息。桑尼已经有点年纪，而且身为营销主任与编辑工作无关。他也快去度假了。

“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什么特别的，”柯特兹回答：“今天全是五一的新闻，再自然不过。”

“我会在这里待几个小时，”布隆维斯特告诉他：“你去休息一下，九点左右再回来。”

柯特兹离开后，布隆维斯特拿出匿名手机打给哥德堡的特约记者丹尼尔·欧森。这些年来，《千禧年》刊登过他的几篇文章，布隆维斯特对他搜集背景资料的能力很有信心。

“欧森，我是布隆维斯特，你方便说话吗？”

“当然。”

“我想找人作个调查。我们可以付你五天的劳务费，而且调查结束不必写报告。当然，你愿意的话还是可以用它写一篇文章，我们会刊登，但主要是调查的部分。”

“好，说吧。”

“这很敏感，除了我你不能和任何人讨论，而且只能透过热邮和我联络。你甚至不能提到你正在替《千禧年》调查事情。”

“听起来很有趣。你想知道什么？”

“我要你到索格恩斯卡医院做一份工作场所报告。我们就把报告简称为‘ER’，目的是观察真实场所与电视剧之间的差异。我要你到医院的急诊室与加护病房观察几天，和医生、护士、清洁工……总之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谈谈。问问他们的工作情形，问他们确实都做了些什么等等。当然还要拍照。”

“加护病房？”欧森问道。

“没错。我要你把焦点放在针对重伤病人进行后续护理的一一C病房区。我要知道整个区的规划格局、有谁在那里工作，还有他们的长相与背景。”

“除非我记错了，不然一一C区应该有个病人叫莉丝·莎兰德。”

欧森果然不是刚出道的菜鸟。

“那可有趣了。”布隆维斯特说：“找出她住哪间病房、隔壁住了什么人、那一区的例行公事为何。”

“我觉得这应该完全不是这则报道的重点。”欧森说。

“我说过了……我要的只是你调查的结果。”

于是他们交换了热邮信箱。

护士玛莉安进来的时候，莎兰德正仰躺在地板上。

她“咦”了一声，对患者在加护病房的这类行为是否恰当表达质疑。但她也承认，这是病人唯一的运动空间。

莎兰德汗流浃背。她听从理疗师的建议，花了三十分钟做举臂、伸展与仰卧起坐。其实她每天都有一长串的动作要做，以强化三星期前动过手术的肩膀与臀部肌肉。她呼吸粗重，只觉得身体状况奇惨无比。虽然很容易疲倦，左肩很紧，而且稍一用力就痛，但确实正在逐渐复原。手术后不断折磨她的头痛已经减缓不少，现在只偶尔才会发作。

她认为自己已经好了八九成，有可能的话，应该可以大步——或至少一拐一拐地——走出医院，但实际上却不然。首先医生尚未宣布她痊愈，其次她的房门始终都上锁，门外走廊上还坐了一个安保公司派来的该死打手看守着。

以她的健康状况其实可以转入普通康复病房，但经过反复讨论后，警方与院方一致同意让莎兰德暂时留在十八号病房。这个房间看守较容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附近走动，而且是位于L型走廊的尽头。札拉千科命案发生后，一一C病房区的人员都提高警觉，加上对莎兰德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最好不要让她搬进以新程序运作的新病房。

无论如何，再过几星期，她在索格恩斯卡的住院生活就要结束。医生一旦宣布她可以出院，她就会被送往斯德哥尔摩的克鲁努贝里看守所等候审判。而决定这个时机的人正是约纳森医师。

哥塞柏加枪击案发生十天后，约纳森医师才准许警方首度进行正式问讯，依安妮卡之见，这对莎兰德有利。只可惜连安妮卡要见当事人也难如登天，这可就很讨厌了。

经过札拉千科命案与古尔博企图自杀等事件的纷扰后，约纳森评估了莎兰德的状况，并考虑到莎兰德涉嫌三起凶杀案，还几乎受到父亲的攻击致死，想必承受了极大压力。他不知道她是否清白，而身为医生，他对这个答案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断定莎兰德受到压力、被枪击三次，还有一颗子弹射进大脑差点要了她的命。她高烧不退，又有严重的头痛。

他不敢大意。无论是不是嫌犯，她毕竟是他的病人，让她痊愈是他的职责。于是他填了一张“禁止探视”的表格，这与检察官的那张禁止令毫无关系。他开了各种药方，并嘱咐她彻底卧床休息。

但约纳森也明白隔离是一种不人道的处罚方式，事实上几近于刑囚。不得与任何朋友接触，谁也高兴不起来，所以他决定让莎兰德的律师代替朋友的角色。他和安妮卡进行了一番恳谈，解释说她可以每天和莎兰德会面一小时，这段时间内她可以和她说话，也可以只是静静坐着陪她，就是不能谈论莎兰德的问题或是即将展开的法律之战。

“莎兰德头部中弹，伤势非常严重。”他解释道：“我想她已经脱离险境，但随时还是可能出血或出现其他并发症。她需要休息，需要时间复原。只有当她完全康复了，才能开始面对法律问题。”

安妮卡能理解约纳森医师的论点。她会和莎兰德聊一些普通话题，偶尔也会暗示她与布隆维斯特所计划的策略要点，但莎兰德吃了太多药、太疲乏，往往听安妮卡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阿曼斯基端详着克里斯特所拍下从科帕小馆开始跟踪布隆维斯特那两人的照片；焦距调得非常清晰。

“没有，”他说：“从来没见过他们。”

布隆维斯特点了点头。此时是星期一上午，布隆维斯特从车库进入米尔顿大楼后，便和阿曼斯基待在他的办公室。

“年纪较大的是莫天森，沃尔沃的车主。他像是有愧良知似的跟了我至少一个星期，说不定还更久。”

“你认为他是秘密警察？”

布隆维斯特提到莫天森的经历。阿曼斯基犹豫着。

秘密警察老是出糗，这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不只是瑞典秘密警察，全世界的情报单位恐怕都是如此。法国秘密警察甚至派蛙人到新西兰炸毁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老天爷！那肯定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一次情报运作，但也可能排在尼克松总统疯狂地闯入水门大厦的事件之后。有这么白痴的领导人，也难怪屡屡发生丑闻。秘密警察的成功事迹从未被报道过，但一旦做出任何不当或愚蠢之事，媒体就会发挥事后诸葛的本领大加挞伐。

一方面，媒体将秘密警察视为绝佳新闻来源，几乎每一次政府出的政治错误都会上头条：“秘密警察怀疑……”秘密警察的说辞在头条新闻里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各党派的政治人物与媒体一得知有哪个曝光的秘密警察曾监视瑞典公民，总会特别严厉地谴责。阿曼斯基觉得这实在很矛盾。他完全不反对秘密警察的存在。因为总得有人负责看着那些民族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那些读了太多巴枯宁著作的人——其实谁管这些新纳粹读了谁的作品——以免他们用肥料和油拼凑成炸弹，放到罗森巴特外的某辆货车内。秘密警察是必要的，阿曼斯基并不觉得稍为偷偷监视一下有何不妥，只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当然了，问题是被指派监视公民的组织必须受到严格的公共监督，必须遵守高标准的宪法原则。然而，国会议员几乎不可能监督秘密警察，即使首相指派特别调查员，多半也只是名义上可以插手一切。阿曼斯基手上有布隆维斯特复印的黎波姆所著的《一项任务》，他愈看愈感惊讶。假如发生在美国，将会有十来个资深情报员因为妨碍司法而遭到逮捕，并被迫出席国会的公共委员会。但在瑞典，这些人显然碰不得。

莎兰德一案显示该组织内部似乎乱了套。但是当布隆维斯特特地送来一只安全手机时，阿曼斯基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有妄想症。直到听完详细过程，审视了克里斯特的照片后，他才勉强承认布隆维斯特的怀疑有理。这并非好预兆，反而显示出十五年前企图除掉莎兰德的阴谋并非过去式。

若说一切都是巧合，也未免太多了。且不论札拉千科可能是被一个疯子杀死的，命案发生时，布隆维斯特和安妮卡手上要用来举证的最重要文件竟也同时被窃。这已经够惨的了，没想到关键证人毕约克也跟着上吊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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