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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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忙碌但刺激，”早期，麦克纳马拉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很多方面，这里都会让我想起我在空军部队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们没有可用做决策依据的信息，也没有组织模式，每一个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福特汽车公司必须从零开始重建，这个企业已经腐朽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沟通渠道少得可怜，缺乏控制，不存在组织方式，计划是闻所未闻的事，个人问题严重得让人难以置信。”

福特汽车公司的改革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泰克斯·桑顿开始飘飘然地相信他是拯救这家公司的最佳人选。他的野心影响了他的判断，仅仅两年之后，他就被解雇了。在一个竭力提倡团队协作的公司中，他是一个过分自负的人。不管亨利二世多么欢迎10个“神童”的到来，他永远也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的顶尖管理队伍。1945~1955年间公司所雇用的大批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中，他们仅是一小部分。“神童这个词实际上代表了福特汽车公司实现更高效率的理想，”菲利普·考德威尔回忆说，“它是公司表明自己怀有远见的一种方式。”但通过雇用“神童”，亨利二世展现了他天生的大胆领导风格。“对年轻的福特来说，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策。但在公司历史上的那个黯淡时期，他除此之外找不到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哈伯斯塔姆写道，“他突破了通常封闭的汽车行业的边界线，雇用了一些非汽车人，这些人的经验不在于战争的失败和愚蠢，而在于战争的技术——确切地说是技术在战争中的成功。”

亨利二世公开承认他对通用汽车公司有成见。当有人要求他解释福特汽车公司的目标时，他露齿一笑，只说了5个字：“击败雪佛兰。”他的办公桌通常很整洁，没有其他报纸，但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一个他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放有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张组织管理图。他暗中委派他人研究通用，对这个竞争对手可能比它们自己的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或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还要了解。多年的竞争已经演化为福特紧追通用的局面。当通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发起变革时，它高高兴兴地把包括威廉·克努森和诺弗尔·霍金斯在内的一些“福特男校友”挖到了公司手中。其他一些人也随他们加入了通用。而现在，福特汽车公司第一次开始打算逆转这一趋势。

在表舅欧内斯特·坎兹勒的强烈建议下，亨利·二世将厄尼·布里奇（Ernest Breech）召入麾下，希望他能给福特汽车公司带来一种组织感。自詹姆斯·卡曾斯在1916年厌恶了与亨利·福特的争吵并拂袖而去之后，公司就再也没有组织感了。布里奇是一个矮小但身强力壮的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两撇漂亮的小胡子。他的外表会让人联想起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作为一个生于1897年的人，他的年龄够做福特新总裁的父亲了——他的大儿子比亨利二世大一岁。而且从背景上看，他与亨利二世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布里奇成长于密苏里州的黎巴嫩，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奥扎克族小镇。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尽管只有小学6年级的文化水平，却一直在鼓励她的4个孩子好好学习。高中时，厄尼·布里奇成绩优秀，在集体运动项目上也很出色。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德鲁里学院（Dury College）。有一年夏天，他曾经在密苏里乡村地区挨家挨户推销书籍。凭借自己的开朗和自信，他获得了成功，一天赚的钱比他做其他工作时一个星期赚的都多。然而，他很快就退出不干了。他有一颗与他的才智相称的道德心，因此，把东西推销给那些穷人让他很痛苦。

1917年，刚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布里奇离开了德鲁里学院，因为他想加入美军。但他一直没有接到征召令。已婚（因为他原以为自己会参军）的布里奇把校园抛在脑后，在芝加哥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晚间，他还学习会计课程。全凭自学，布里奇于1921年以最高分通过了伊利诺伊州公共会计师从业资格考试。在做了多份工作后，他又成为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审计员。到这家公司被通用汽车公司兼并时，厄尼·布里奇已经对通用的会计程序了如指掌了，因为他早已把这些方法应用到了黄车出租车公司。对布里奇来说，这次兼并是一个幸运的职业机会：他的工作——在这次交易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引起了通用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很快他就被派到了纽约的通用汽车公司总部中，开始与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唐纳森·布朗（Donaldson Brown）、财务副总裁艾伯特·布拉德利（Albert Bradley）和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并肩工作。没多久，这些人就成了布里奇的私人朋友。1933年，布里奇成为北美航空工业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的领导人。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部门，包含三家正江河日下的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TWA）是其中之一。上任后，布里奇成功地重组了北美航空工业公司。4年后，他又入主了通用的另一个陷入麻烦的部门邦迪克斯航空工业公司（Bendix Aviation）。在这个生产汽车和飞机零部件的公司里，他又一次大获成功。公司利润从1938年的435696美元提高到了1940年的1060万美元，在“二战”的最后一年更是达到了5500万美元。他是以典型的通用模式实现这一成就的：先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组织，然后为这个组织配备合适的经理人。

汽车业内外的许多观察家都知道，厄尼·布里奇是一个优秀的执行官，对人的直觉就像对数字的感觉一样准确。但不管有多少人说他正在向通用总裁的宝座迈进，他认为他的机会可能已经在1940年失去了。那一年，查尔斯·威尔逊接替了威廉·克努森。一直到1945年，也就是布里奇在邦迪克斯公司的第8个年头，威尔逊依然在位。邦迪克斯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欧内斯特·坎兹勒把布里奇成功地将通用的组织原理应用于北美航空工业公司和邦迪克斯公司的故事告诉了自己的外甥亨利二世。由于亨利二世正希望有个执行官在他的公司里做同样的事情，他向布里奇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根据布里奇所说，他接受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首份工作是因为“我喜欢挑战”。对其他一些潜在加盟者来说，有布里奇这样一位才华过人的管理者坐镇，重建福特汽车公司的前景立刻由黯淡变得有希望了。在近15年的时间里，亨利二世和厄尼·布里奇在福特汽车公司复兴大业中的合作是如此融洽，以至于同事们给他俩起了“暹罗双胎”和“无双之人”这样的雅号。上任后仅一年，亨利二世就成功地改造了福特汽车公司。就像任何“企业再造”工程的关键环节一样，他使用了正确的人，而且向他们提供了易于施展拳脚的工作氛围。

但起初，公司的前景一直不容乐观。布里奇描述了自己在迪尔伯恩的头三个月过后对那里的感觉。“我们的难题看起来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他说，“事情一团糟……那已经是1946年的8月，但福特汽车公司仍然没有做好战后战争的准备。我们估计通用和克莱斯勒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知道史蒂倍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但福特这个自豪的奠基者和曾经的行业领袖甚至还没打算做准备。”

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迹象：位于亚特兰大和圣路易斯的新装配工厂正在建设中；高地公园工厂专心致力于卡车、公共汽车和拖拉机的生产；林肯和墨丘利合并到了一个以迪尔伯恩为总部的部门中，本森·福特是这个部门的主管；销售部门也围绕7000家福特和林肯-墨丘利经销商进行了重组。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公司还需要一种质变。福特汽车公司必须成为一家新公司，必须与从前有根本上的不同。没几个人相信这是可能的。布里奇越了解当时的形势，就越常想到三巨头就要变成两巨头的传言。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亨利二世也没有放弃。

25　死于迪尔伯恩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已经离不开手杖的亨利·福特几乎每天都要和罗伯特·兰金（Robert Rankin）一起开车兜风。兰金是他的王牌司机之一，也是他的忠实伙伴。兰金知道老板讨厌交通信号灯，于是他研究了能避开这些信号灯的路线，并且练就了一身无停顿连续开车的本领。这名技术高超的驾驶员可以一路从迪尔伯恩开到格罗斯·波因特（行程大约20英里）而无须为红灯停车。兰金很了解亨利·福特。“他再也不去过多回忆福特汽车公司的早期岁月，”兰金说，“他回忆更多的是他的少年时代。实际上，我觉得他对福特汽车公司已经不太在意了，这是必然的。”

对亨利·福特这位传奇汽车大王来说，“二战”后的时光是沉闷的时光——他最好的伙伴哈维·费尔斯通、乔治·华盛顿·卡弗和托马斯·爱迪生都已去世，埃兹尔也已不在人世。亨利二世曾把祖父对公司突然失去兴趣归因于健康状况的恶化和对原子能时代的厌恶。“他每天都要开车，走起路来也完全没有问题，”亨利二世回忆说，“但在最后三年，他不行了……他放弃了。”在外部世界的大多数方面，亨利·福特可能确实放弃了，但在晚年，他从未厌倦观看迪尔伯恩的那些休耕的土地和自己年轻时曾生活过的一些重要的地方。“福特先生对这里的过去非常怀念，”迪尔伯恩老居民和福特家的朋友克拉拉·斯诺（Clara Snow）说，“他总是很高兴也很希望和他早年认识的任何人说话。他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东西也一直很有兴趣。”

福特口中有关前工业化时代美德的故事，兰金是听得最多的了。“他总能意识到他正经过格林菲尔德和格兰德河的交界处，”兰金说，“他会对我说，‘那是福特太太出生的地方。’”“我已经赚了很多钱，”福特说，“如果能像过去一样和福特太太一起生活在这里，我愿意马上付出每一分钱。”

无聊的感觉从未纠缠亨利·福特。“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他曾经对《底特律自由新闻》的一名记者说，“就是无事可做的人。”福特经常去荣格工厂，但他几乎从不去谢菲尔路上的行政大楼。他喜欢观察那些正在工作的工具和模具制造工，而且特别喜欢在实验部门闲逛，有时候会和查尔斯·沃里斯这样的一些老朋友聊天，有时候只是观察那些工作中的机械师。他还会参观工厂中的锯木厂，一边看着巨大的锯刃把圆木转变成木板，一边和工人们交谈。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亨利·福特最喜欢那些老朋友，而且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些老朋友成了唯一一些对他还有点儿意义的人。

在“二战”后的头两个冬天里，亨利和克拉拉·福特都会去佐治亚州里士满山的住宅里休养几个月。福特就像一个大地主一样每天“开车”巡游他的数千英亩土地，检阅他的财产。有时候，他还会和罗伯特·兰金在毗邻的土地上开车闲逛。亨利·福特的长年私人秘书欧内斯特·利博尔德认为亨利“根据农民们的农场的条件来判断他们属于哪一类人”。也许福特把自己看成了当地的酋长。每当他看到浓密矮树丛中的私酿酒，他都会上去把酒桶砸个粉碎。多年以来，他经常为免生瘴气而排干沼泽，还为穷人们开办了一个诊所。他还一直关注着农田的状况，琢磨那些正在生长和可能种植的作物。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耕种大豆、桐树、芡欧鼠尾草和紫苏，希望从这些作物中提炼出可用在汽车中的油。

有一次，福特在他的种植园接待了他的忘年交詹姆斯·牛顿。年轻的牛顿曾经在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的爱迪生公园社区工作。福特与爱迪生在迈尔斯堡度过的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当时已前往俄亥俄州阿克伦担任哈维·费尔斯通助手的牛顿与亨利·福特有一种父子式的关系。在佐治亚之旅中，牛顿发现福特处在一种好深思的精神状态中。“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散步和聊天，”牛顿在自己的回忆录《不寻常的朋友》（Uncommon Friends）中写道，“他已经不是我从前所熟悉的那个样子了。”

1938年，福特曾拒绝参加哈维·费尔斯通的葬礼，因为费尔斯通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在福特看来，69岁的费尔斯通“太年轻了，不该去世”。但牛顿参加了葬礼，而现在，福特想知道葬礼的每一个细节。牛顿满足了亨利的要求，也引来了福特的无数追问。“你说一些工人在走过他的棺木时哭了？”忧郁的福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在我的葬礼上会不会有我的工人哭。可能没有。规模和工会已经破坏了老板和工人的关系。费尔斯通可能处理得比我好，但我知道他也受到了这两个东西的伤害。就算没有工会，也很难和工人们有更多的个人接触了。工厂已经变得太大了。”福特希望他最早的那些工人们能尊重他。还留在公司的老员工已经不多了。“你知道，吉米，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福特向詹姆斯·牛顿倾诉说，“是我在1914年把工人的工资上涨到了每天5美元。但我却让我的大多数同事和银行家们心烦。”

当然，正日渐衰弱的亨利·福特仍然是一个巨人。他的帝国由6家美国工厂、9家加拿大工厂和其他国家的20家工厂组成。他还在密歇根州和佐治亚州拥有庞大的农业试验站，在密歇根州和肯塔基州拥有近500000英亩的林地，在五大湖拥有无数的汽船。另外，他还有一个玻璃制品厂、散布于阿巴拉契亚各处的16个矿场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产业。荣格工厂也仍然是全世界最受人关注的工业设施。但亨利·福特是孤独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他还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人——一个将随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本在绿野村展出的19世纪老古董。福特汽车公司不再需要他了。而且他还担心UAW会让他的工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残酷的亿万资本家，一个阻碍他们获得幸福的人。

从内战到冷战，从马到汽车，从烛光到电灯，亨利·福特83年的生命跨越了一个快速甚至有些疯狂的时代。他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塑造这些变化做了很多事情，他所启动的一些力量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生活。“我们的伟大创举不在于汽车，”福特曾对《星期六晚邮报》说，“而在于实验室、工厂和人类社会更好的集体生活方式。”戴维·L·刘易斯用“T型车是机动时代的小木屋”这样的话描述了亨利·福特史诗般的伟大成就。福特很清楚，他已经用很多方法改变了世界的前进路线，他创造了大众化汽车，把生产率用作增加全人类财富的手段，让生产线为现代化经济设定了速度。亨利·福特唯一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些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逃避现实，收集古董，建立博物馆，最后还在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农场乘车漫游。悲剧性的是，亨利·福特虽然促进了现代化时代的来临，却与这个时代所养育的那些人格格不入。他自己的儿子埃兹尔是典型的20世纪绅士，但却是他眼中的陌生人。他只相信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那些老式的人。

尽管亨利·福特有很多日子记不起人的面孔或一些事情，但他做起事情来却依然是老样子。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接近他的人才会意识到他的精神正在衰退。对一个以前从未见过他的人来说，他仍是一个温和的老绅士，会热情地与人交谈，提出老式的忠告。除了陌生人、家庭成员和家仆，没几个人在福特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中见过他。

在亨利·福特的最后岁月中与他接近的人发现，只有孩子们才会让他真正快乐起来。例如，在1946年12月，亨利在绿野村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中高高兴兴地扮起了圣诞老人。他也出现在了公司专为表彰老员工而举行的一次庆典上。但在迪尔伯恩的冬季严寒中，福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而当他和克拉拉于1947年2月动身前往佐治亚时，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担心他再也回不来了。但他回来了，而且身体状况已经大大好转。在乘坐私人列车返家的途中，他和克拉拉还在纽约停了一下，为即将到来的复活节购买了一些礼物。在为曾孙、曾孙女和其他一些人挑选特别礼物时，亨利特别快乐。

在亨利夫妇回到费尔莱恩后的头几个星期内，暴风雨和春季融雪共同导致了荣格河的水位上涨——不是荣格工厂，而是径直穿过福特豪宅的那条荣格河。有些地方完全被淹没了。在4月6日那个星期天，也就是复活节，出生在苏格兰的费尔莱恩总管约翰·麦金太尔一整天都在忙着收拾发电站里的发电机。由于地板被水淹了，他发现很难让发电机继续工作，但他还是想办法为主楼中的电灯提供了足够的能量。害怕断电的麦金太尔建议福特夫妇去迪尔伯恩旅馆（Dearborn Inn）过夜。“我的天，我们不是有壁炉吗？”福特笑着说。尽职尽责的服务员们立刻就开始照管费尔莱恩不计其数的壁炉以便整个住宅能保持温暖。没一会儿，电话线失灵了。查尔斯·沃里斯被从汽车工厂召唤到费尔莱恩，帮着维护发电厂。但由于雨一直在下，积水越来越高。星期一的早晨，发电机已经不能为烹饪供电，于是司机兰金的妻子从自己的家里为福特夫妇带来了燕麦早餐。

这天早上的稍晚些时候，沃里斯来到主楼内，建议亨利和克拉拉到迪尔伯恩旅馆吃饭。福特夫妇在这家旅馆吃了午餐，午后，亨利想乘车在迪尔伯恩逛逛，看看洪水的影响。他和兰金在下午1点30分离开，由兰金选择路线。那辆1942年福特V-8型汽车是路上寥寥无几的车辆之一，在一片片湿地和一条条绵延流向荣格河的小溪中，它能走的路也寥寥无几。福特和兰金先是去了爱迪生学院的发电站，后又去达林格尔的迪尔伯恩办公室拜访了他。

在达林格尔的办公室里，亨利·福特试着给本森打电话，但他得知他的孙子正在纽约。于是，他和兰金先到绿野村逛了一圈，又来到了谢菲尔路的福特行政大楼看望亨利二世。当时，兰金是从大楼的出口进去的。“我让你看看他那天有多生气，”兰金在一段口述史中说，“我停下来说，‘啊哈，我们走错路了。’我刚刚意识到走错了门。他说，‘管它呢！我们继续走，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冲过来，大声提醒司机他走错了路——直到他们发现亨利·福特坐在乘客座上。在最后一刻，亨利·福特改变了看望亨利二世的主意。兰金开车离开了露天停车场，一直来到了荣格河的一个码头，公司在五大湖上的两艘船本森号和亨利二世号就泊在这里。福特指着亨利二世号说，“那是我的游艇。”这是亨利很喜欢开也经常开的一个玩笑。在返回费尔莱恩的途中，兰金驾车驶过了天主教公墓，福特的一些母系亲属就葬在这里。亨利讲了几个有关这些亲戚的故事，然后告诉兰金他想去另一个公墓看看。“那天他所说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乔伊路上的小公墓的，”兰金说，“他停在那里。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返家途中最后一次停车了……”福特一分钱也没带，他口袋里的东西都是一些小男孩可能喜欢带的最简单的小玩意儿：一个口琴、一把梳子和一把折刀。“当我们停在乔伊路上的那座小公墓时，”兰金继续说，“他对我说，‘兰金，这就是我死后埋葬的地方。你是我在这里的亲人之一，’他问我，‘你会照看我的墓地吗？’”兰金说他会，但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在回家的路上，福特又让兰金把车停在了费尔莱恩的发电站旁。“福特先生和他的司机兰金走了过来，”沃里斯回忆说，“他看起来比之前的几个月都要有活力。他问我，‘你怎么来了？’”沃里斯解释说他想让发电机恢复运转，就在那一刻，灯亮了。沃里斯还记得福特当时的反应。“‘呵呵，’他说，‘我要去跟福特太太说是我到这里修好了发电机。这不会让你生气，对吧。’”沃里斯说那完全没问题。

兰金继续开车向主楼驶去，亨利·福特则兴高采烈地跟他谈着兰金太太做的燕麦早餐。他说那是他吃过的味道最好的燕麦。兰金回忆说，“在他下车之前，那些话，那些有关早餐的话，就是他最后所说的话。那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那天的福特恢复了往昔的样子。”

晚餐时间过后，费尔莱恩发电站中的水已经漫过了发电机的火炉。麦金太尔不惜脚力走到主楼，告诉那里的男管家福特夫妇有可能要度过一个没有灯光的夜晚。麦金太尔站在前厅中的时候，福特看到了他。“福特先生从起居室中走了出来，”他说，“来到门厅，然后跟我握了握手。他说，‘你好，苏格兰人。你碰到麻烦了吗？’我感觉，当时的那个福特比此前18个月中的福特更像他自己。”在前一年，福特曾认不出已陪伴他多年的员工。老板又变得如此清醒让麦金太尔无比激动，他告诉福特，费尔莱恩可能在黎明到来之前再次失去电力供应。根据麦金太尔的回忆，福特在听了他的话后说，“‘那没问题，苏格兰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没问题。我知道你会忠于我，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如此。我从不用担心这些事。’”

这是晚上8点50分的事。壁炉为房子提供了足够的热力，在麦金太尔离开后，亨利·福特选择了早早上床休息。为了睡得好一些，他喝了一杯牛奶。但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醒了过来，开始沉重地呼吸。他多年的仆人罗莎·比勒（Rosa Buhler）叫醒了克拉拉。“福特先生看起来很难受。”她哭着说。亨利向克拉拉抱怨说他感到不舒服。她给他倒了一杯水。就在这时，费尔莱恩断电了。克拉拉派罗莎去找罗伯特·兰金，让他离开费尔莱恩，找个地方给医生打电话。

亨利·福特把头靠在克拉拉的肩膀上，克拉拉抚摸着他的前额。福特呼吸困难，克拉拉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亨利，和我说话，求求你。”而他艰难地合起双手，做出祈祷的手势。1947年4月7日晚上11点40分，亨利·福特与世长辞。死因是脑溢血。在他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他深爱的母亲。这个把装配线和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带给世界的人死在一个仅有油灯的房间中，这不禁让人回忆起他出生在密歇根农场小屋的情景，那时候，美国总统还是亚伯拉罕·林肯。

次日，福特的死讯震惊了整个世界。在底特律，这一消息占据了大多数周二报纸的头条。英国的达格南总部立即宣布将为亨利·福特树立一尊同真人同样大小的肖像以使工人们永远铭记他的领导。全球各地的领导人纷纷发表了悼词。由于拍往福特家的电报太多，迪尔伯恩的输入电路不得不改线到其他城市。哈里·杜鲁门、赫伯特·胡佛、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等许多领袖都发表讲话颂扬了这位工业家。然而，福特对这些政治家从没有过特别的了解，而从他们的那些预料之中的悼词也可以看出，他们也从未真正了解亨利·福特。

4月9日星期三，福特的遗体被庄重地陈放在了洛维特礼堂（Lovett Hall）中，这里也被称作娱乐大楼（Recreation Building）。这个礼堂紧靠绿野村的钟塔楼，而钟塔楼是完全仿独立礼堂而建的。正如福特生前所希望的那样，不断有工人来到洛维特礼堂，在开敞的灵柩前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穿的都是蓝领服装：灰色工作服、粗布工装裤、硬头靴子和他们攥在手中的帽子。工会领导人对公司有满腹抱怨，也曾经把亨利·福特看作劳动者的最大敌人，但他们也不得不尊敬这位给世界装上车轮的人。所以他们也来了。根据《底特律新闻》的估算，前来哀悼的人超过了100000人。在大厅开放两小时后，排在外面的两列队伍达到了一英里之长，一直延伸到了奥克伍德大道。其中的许多人都有对亨利·福特的回忆，大多数都只是几个瞬间的回忆而已。也许这是了解这位已故汽车制造者的唯一方法。

队伍中还有一名矿工，他在亨利·福特在20世纪20年代买下的一个西弗吉尼亚矿场中工作。他回忆说，在亨利·福特视察他新收购的矿场时，他把那些戴着大礼帽的监工晾在一边，走到了矿工们中间。他询问为什么许多矿工是驼背的，工人们告诉他那是因为矿井中的通道太低，他们在里面直不起身子来。福特立即要了一套连裤工作服，亲自下矿试了一下。等在悼念队伍中的这位矿工回忆说，在亨利·福特视察矿场之后，矿场的工作条件很快就得到了改善。

在葬礼日，也就是4月10日星期四，底特律各处都降了半旗。全世界所有的福特工厂和展示厅以及底特律地区的一些不必需的政府办公室都关闭了。《生活》杂志刊登了福特装配线暂停生产1947年墨丘利的一张奇异的照片。为了纪念这最后一位最早期的汽车先驱，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帕卡德和其他所有的美国汽车公司都在10日下午2点30分葬礼开始时把工厂停工了几分钟以示默哀。随着学校里的学生、路上的司机和办公室中的工作者都停下手中的事情向亨利·福特致敬，整个国家都在那一刻凝固了。据估计，有700万工人暂停手头事务向亨利·福特致敬。“一个美国商人的死引起这样的反响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历史学家理查德·特德劳说。

那一天是狂风大作、天色黯淡的一天，开始于一周前的暴风雨仍未完全停止。福特的殡葬仪式在底特律圣保罗主教大教堂举行，那些参加了仪式的人还记得笼罩在教堂外20000人头顶的寂静和周边每一条人行道上由数千把伞排成的那种忧郁的黑色长条。克拉拉在孙子亨利二世的搀扶下走进了教堂。教长柯克·B·奥费拉尔（Kirk B.O'Ferrall）宣读了简短的悼词。他说，福特的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吟唱《胜利》赞美诗，读完主祷文之后，仪式就结束了。

福特埋葬在迪尔伯恩乔伊路的阿狄森福特公墓，三天前，福特还来过这里。把他的棺木带到墓地的灵车不是林肯车，而是一辆1942年帕卡德——这是生前的亨利·福特可能会强烈反对的一个细节。“他们把棺木降入潮湿黏土中的一个洞里，”《时代》杂志报道说，“硕大的雨点依然从天而降，警察驱赶着20000名围观者，重新开放了高速公路。无数汽车驶过，夜空中弥漫着汽油的味道。”

在离自己和克拉拉的59周年结婚纪念日仅有4天的时候，亨利·福特离开了人世。“信徒”克拉拉·福特被丈夫的死打垮了。在一个人的日子里，她试图保持快乐，但仍会周期性地陷入沉默，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她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费尔莱恩，直到1950年去世。克拉拉享年84岁。

多年以来，亨利·福特一直是美国梦的一个象征。对费尔莱恩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让人怀念的不是专制的福特，而是他带给那个喧嚣时代的一种不屈服的人格，一种否定范式，坚信任何时间、任何人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顽强精神。尽管他的个人观念中也有一些大小谬误，但最能反映他的生命价值的仍是他中年时期的伟大成就——创建福特汽车公司。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相信汽车只不过是最老式人的一种延伸。在他之前，也没几个人像他那样信奉商业全球化这个概念。他把跨国度的生产和贸易看作最迫切的需要。迪尔伯恩汽车名人堂（Automobile Hall of Fame in Dearborn）正确地指出，亨利·福特并没有发明汽车，只是“给世界装上了车轮”。

亨利·福特死后，他对社会甚至福特汽车公司的贡献仍然是学术圈中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从20世纪前10年的日薪5美元开始，学者们一直在就福特的声望以及现实和自促作用（也就是所谓的福特神话）之间的距离展开争论。美国人的观点似乎总会分化成左翼和右翼两种，因此，随着时间的演进，对福特的看法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每一个有资格提出一种观念的人都憎恨他的反犹太活动。自由主义者把他痛斥为一个反工会分子，保守主义者谴责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和平主义者。然而，福特这个人是不能从某一派的角度来评价的，原因很简单：他自己就是一个藐视传统和派别的人。

通过把一种新奇事物变成一种日常必需品，福特树立了一种此后每一个领域中的企业都争相效仿的成功楷模。这就是领导力。在商业世界中，福特仅仅通过比前人更大胆地思考大规模就散发出了前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在仅有一小部分人拥有汽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设想每一个人都拥有汽车的时代。在他看来，这一天不会太遥远。在T型车30000辆的年销量已经称得上丰功伟绩的时候，他正在为年产2000000辆做准备。亨利·福特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他反对那种依赖先例和传统的商业趋势，更喜欢展望人们真正渴望的那种世界。他的影响力使这种争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福特并没有给他的公司带来过人的才智，但他确实有统治天才。更重要的是，他给商业世界带来了想象力。

福特的声誉常常与他的那句名言萦绕在一起：消费者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的T型车，“只要它是黑色的”。这句双关妙语常被用来证明福特的倔强不羁。但它的背后也有一种逻辑：黑漆干得比其他任何颜色的漆都要快，而福特有大量已经延期交货的订单要满足。当市场需要多种颜色的福特汽车时，他顺应了潮流。他继续与通用汽车直面竞争，开发出了A型车和V-8型车。根据形势的需要，他收购了林肯汽车公司。他的酒精燃料、大豆和塑料试验都是未来派且富有远见的。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评价截然相反的是，亨利·福特的思想从不会停滞在某一时刻。他永远是向前看的。“一个认为他的生活已经‘固定’的人是面临危险的，”福特说，“因为这意味着进步车轮的下一次转动将把他甩在后面。”

亨利·福特是公共关系上的一个先驱。他认识到了品牌认知度的力量，早早就开始用电影宣传公司的形象。福特坚信他的公司应该迎合消费者，坚持认为服务同销售一样重要。允许福特专利权的自由使用也是他的思想创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让福特汽车公司在数百家汽车公司破产的同时生存下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或积习成癖的自恋，而是远见和果断行动的勇气。亨利·福特是公司火种的守护者，是他树立并捍卫了福特汽车必须质量最高、价格最低的信念。他希望自己的产品成为最好的产品，这是身为商人的最重要的一条准则。“生产的起点就是产品本身，”福特说，“工厂、组织、销售和财务计划都要以产品为依据。”

亨利·福特也是利用名人推广产品的大师——这种销售策略在今天是司空见惯的。在1955年投入使用的迪尔伯恩12层大厦福特汽车公司世界总部的地下室中保存着一本大部头照片档案。无论是查理·卓别林盯着一辆A型车、美国小姐坐在福特V-8轿车的车顶、英王乔治六世和夫人伊丽莎白女王走下林肯车，还是盖伊·隆巴多（Guy Lombardo）抚摸一辆早期的墨丘利，照片上的这些要人都是一副喜欢福特产品的样子。在这方面，福特还有一种国际性的敏锐认识：西班牙福特公司把产品赠送给著名的斗牛士、英格兰福特公司与足球明星关系融洽。凭借车赛大出风头的早期经历让福特相信，名声——不管是自己的名声还是借他人之名，是缔造商业成功的一个工具。除了与托马斯·爱迪生、威尔·罗杰斯、查尔斯·林德伯格、乔·路易斯（Joe Louis）、杰西·欧文斯、乔治·华盛顿·卡弗、莱特兄弟、卡尔文·柯立芝、埃迪·里肯巴克、巴尼·奥德菲尔德和卢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等人交朋友之外，福特还一直让摄影师（常常是电影摄制组）记录自己与这些要人的交往片段以供后世欣赏。他知道，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拍一张合影相当于广告宣传上的一个小小的成功。

最后，不惧怕失败或破产也是亨利·福特的一个伟大之处。他相信，商业世界中没有绝路，总有办法摆脱财务困境。他还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意味着以更明智的方式重新开始。对福特来说，利润不是财务上的东西，而是社会性的。他会嘲笑那些担心遭遇坏年头或害怕做出错误决策的商人。根据1979~1985年间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考德威尔所说，有一种商业信念是福特从未摒弃而且也从未让福特失望的，那就是“拿起它来就不要放下，直到完成它”。

没人曾说过亨利·福特效仿了其他任何人。不论好坏，他无疑是一个开创者。在《福特新闻》1937年2月刊中，亨利·福特总结了他自己的历史性成就：“福特汽车照亮了汽车工业的前进之路，引发了公路改良运动。它打破了时间和距离的障碍，让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它赋予人们更多的休闲时光，帮助人们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多、更好地完成工作并享受工作。我确信，对国家的成长和进步，它做了很多贡献。”

亨利·福特与众不同的原因很简单：他从不尝试着与别人相同。他是各种坚定思想和偏好的集合体，有些观念令人吃惊，还有一些令人心寒。那种使巨人公司的拥有者也变成巨人的20世纪力量也扩大了所有这些思想的影响力。说出亨利·福特做了些什么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说出亨利·福特是什么很简单——他是一个汽车制造商，是汽车时代的奠基人。

26　人类工程

“二战”结束后，就在亨利二世从病重的祖父那里接过统治权的时候，底特律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福特汽车公司的债务计算方法与众不同，或许是因为人手太少，或许是因为账单太多，财务部门的人不是将欠债权人的钱累加，而是将账单堆起来称重量，每一磅代表着特定数量的钱。这种传言听起来很荒唐，但更荒唐的是，这说的是事实。被亨利二世请来重组公司的厄尼·布里奇后来说：“1946年的福特汽车公司‘不存在’财务控制。”公司暂时还有可支配现金，但由于应付账款称起来明显重于应收账款，差额达每月1000万美元之多，公司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特别是在转向和平时期生产的过程中（许多公司都略有退步，因为它们在1945~1946年间再次遇到了阻力），经济上的损失甚至还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的灾难是，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失去了对自身运营的监控，再也无法搞懂它们了。

由于可用做决策依据的信息太少，执行官们只能根据直觉来判断某个程序会让公司赚钱还是赔钱。他们通常假设某项业务中的更低成本总是对整个企业有利的。这听起来很合逻辑，但并不一定是事实。实际上，除非凭借幸运的正确猜测，战后初期的福特汽车公司执行官们无法做出好的经营决策。企业结构过时和信息匮乏的状况注定要被改变。“随着布里奇先生的到来，”会计师L·E·布里格斯回忆说，“整个新工程按部就班地展开了。第一个变化就是财务系统的变化。”自己就当过会计的布里奇追求的是一种明晰、详细和高度灵敏的会计体系。实现这一点则是另外一回事。“布里奇说他想要一种更完整的会计系统，”布里格斯继续说，“我们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第一，我们可以把福特汽车公司目前的财务系统搞清楚，但身为会计师，我们都知道这个系统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第二，我们可以抛弃目前的系统，建立一个新系统。布里奇先生表示，由于他很熟悉通用汽车公司的系统，他更倾向于第二种选择。”

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系统中，财务——特别是成本控制，是以严格限定的利润中心为基础的。例如，零部件部门有赚钱的义务，即便它们正在为通用自己的汽车部门提供零部件。也就是说，邦迪克斯公司（布里奇过去的公司）以“对整个企业有利”为借口、以让自己赔钱的低价格向别克出售刹车装置的事情不会发生。真正对整个企业有利的是让经理和最高执行官们看清他们本部门的效率和问题。正因如此，邦迪克斯的推销员会像外部供应商的推销员一样拜访别克公司的经理，而别克只关心它自己的盈利状况。

为把福特帝国划分为不同的利润中心，布里奇把刘易斯·克鲁索（Lewis Crusoe）聘为公司的副总裁和财务主任。曾在邦迪克斯公司担任布里奇副手的克鲁索遵循福特汽车公司的自然体系，用复杂成熟的财务原理锁定了它们。他是一个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但不可阻挡的人。

为了福特汽车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和此后的发展，变革很快就在20世纪40年代末来到了。如果没有了解福特汽车公司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无论是亨利·福特二世还是厄尼·布里奇（还是其他任何不具备老亨利·福特那种本能的人）都不可能展望未来。那些愿意为未来而变革的员工都安安稳稳地留在了公司，那些喜欢旧系统的人不是退休就是被解雇了。从1945年开始担任公司财务主管的L·E·布里格斯在1951年所说的话可能是代表留在公司的人说的，“除了我在旧系统中成长起来以外，我对旧系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把它接受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也许只是谁来运行它的问题。让自己重新适应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是相当困难的。我发现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我从未遇到过的限制，但我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简言之，我感觉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来了进步。”管理层把抱怨公开化，敞开接受建议，只有一种建议不受欢迎——回到老亨利·福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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