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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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动机大致确定，员工们开始设计从底盘、制动装置、传动装置、仪表盘到车顶轮廓线的其他所有东西。埃兹尔也积极参与其中，在福特汽车公司迄今为止的所有单个项目中，这是他最为投入的一个。他所设定的车身长度要比雪佛兰K型车长上几英寸，而且他坚持要让A型车的底盘低于T型车，因为到1927年，美国的大多数道路都已铺砌平整了。此外，埃兹尔在A型车采用三速排档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福特的要求是，A型车不光要在性能和舒适度上超过T型车，在耐用性上也不能低于T型车。虽然行星式传动系统摩擦小、零部件少，它在长距离行驶中更加可靠。然而，1927年的那些新消费者不管这些，他们不喜欢行星式传动系统的汽车，因为它驾驶起来要多费不少劲儿。亨利·福特曾想过实现行星式驱动的自动化，无须驾驶员操作传动系统。但下属们费尽口舌让他明白已经没有时间琢磨这个研究，于是这个想法被放弃了。但亨利实际上是对的。到今天，自动传动系统配合行星式驱动已经实现了。最终，亨利·福特同意把林肯汽车那样的三速排档用在A型车中。
为了保持对吸引公众兴趣至关重要的神秘性，只有12个人从头至尾参与了A型车的设计工作。其中有T型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约瑟夫·加拉姆（Joseph Galamb）和尤金·法卡斯，法卡斯专门负责弹簧、底盘以及当时非常少见的四轮刹车系统。还有两名机械师对福特汽车来说完全是新人：从林肯汽车公司租来的弗兰克·约翰逊（Frank Johnson），他是林肯的首席机械师；劳伦斯·谢尔德里克（Laurence Sheldrick），他是公司刚刚招募的，负责完善A型车的发动机。
一天，亨利·福特在一片空地上试驾了A型车。返回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把林肯汽车里的那种水压减震器用在A型车中。在1927年，只有豪华汽车和A型车有水压减震器，尽管其他厂商最终也将顺应潮流。
在另一次测试中，A型车高速撞上了其他东西，车上的哈罗德·希克斯和另一名机械师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身受重伤。所有的伤几乎都是玻璃碎片导致的。于是，A型车又一次借鉴了林肯汽车的设计，成为当时唯一装有防碎安全玻璃的非豪华型汽车。
事实上，A型车带有浓重的林肯痕迹。利用自己在林肯公司学到的知识，埃兹尔·福特把豪华型林肯汽车的许多特征移植到了A型车身上，使A型车具有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对林肯汽车公司，亨利·福特从不多管闲事，儿子与机械师们共事的能力以及对设计工作的独到见解让他非常满意。埃兹尔对汽车的技术层面有很深的理解，但是他更像是一个出色的设计指挥者。最终，A型车提供了9种样式，有时髦漂亮的单排敞篷车，有威风凛凛的“福德尔”（Fordor）轿车，也有双排活顶轿车。
当可行的设计于1927年7月准备就绪，亨利·福特转向了一件同最终产品本身至少同样重要的事情：规划生产方式。福特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点：汽车上的任何部分都不能用冲轧方式制造。因为可以被切割的金属也可以被击碎。“所有东西都得铸造，”威廉·皮奥克说，“当然，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发动机上的许多冲压件都得变成铸件。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正确，换句话说，他想要一种比竞争者们的汽车好很多的汽车。”铸件的制造是复杂的，但是通过大量使用原始的点焊方法，福特汽车公司使A型车成为耐用性最强的汽车之一。
那年夏天，荣格工厂安装了价值8 000万美元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这座庞大工厂中的几乎每一个设备都被改进或彻底更换。发电厂曾因125000马力的功率而被誉为工业奇迹，而现在，扩建后的发电厂能达到250000马力。荣格工厂第一次能够从头到尾生产完整的汽车，事实上，所有的A型车都是在这里生产的。旧机器都被转移到了高地公园，那里将会继续制造T型车的备用零部件。6月，一个月前刚刚被解雇的工人们开始返回工厂。10月，全部183313名所需员工召集完毕，总地算起来，生产方式的改进让25000人失去了工作。尽管来自高地公园的人和荣格工厂的员工仍然像以前一样相互憎恨，焕然一新的A型车工厂毕竟可以开工了。
1927年10月，《底特律新闻》上出现了这样的头号大标题：“福特新车蓄势待发”。第一批A型原型车接受了福特执行官们的检阅，它可以轻轻松松地达到50英里的时速，最高时速为60英里。一切都很让人满意，不需要再改变太多了，特别是生产方式。当所有事情都准备就绪，福特并没有急着介绍自己的新车。这时候，没几个人知道A型车是一副什么样子。11月，在神秘的面纱下，生产按部就班地慢慢开始。下线的汽车被储存起来，准备运往主要的经销商。
公众已经迫不及待了。福特并没有去煽动好奇心，但这就是好奇心产生的原因。公司没有急匆匆地把新车推向市场，没有用“优惠广告”制造声势，没有采用任何比完全沉默复杂一些的推广手段。然而到12月初，已经有40万人准备订货——不见产品就订货。12月2日，公司终于结束了顾客们的煎熬等待，A型车在全美各大城市的特别展示会中正式亮相。
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和纽约都出动了防暴警察。在纽约，数千人在展示厅外等了整整一夜，就为了第一时间目睹将要取代T型车的新汽车。《纽约世界报》这样描写当时的气氛，“即便是缅甸大白象帕帕（Pah-Pah）在伍尔沃斯大楼的旗杆上坐上7天，公众也未必会这么激动。”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亨利·福特能创造出这样一种神奇的气氛。让买家们如痴如狂的只是三个字——新福特。
17 A型车和海外产业
1927年的美国是快乐的美国，人们欢迎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衣锦还乡，目睹纽约扬基队的巴布·鲁思步步逼近60个本垒打的纪录。市场繁荣兴旺，五花八门的新产品让人目眩。令人兴奋的事情还有许多。
但说到影响，没有哪一种新产品能与A型车相比，汽车业中没有，其他行业中也没有，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或许只有1964年的福特野马汽车是一个例外。A型车的上市是1927年最后两个月中的最大事件，报道它的大字标题或许只比之后报道珍珠港事件的大字标题小上一两个字号。福特迷们对它翘首企盼，投资者们指望新福特大潮能够给后半年的低迷经济注入强心剂。“新福特是一个奇迹，”11月28日星期一，佐治亚州的一名经销商在《瓦尔德斯塔时报》（Valdosta Times）上刊登广告说：“这个星期五，你可以在我们的展示厅了解到全部细节。”从波士顿到圣迭戈，各个地区的地方报纸上都有类似广告，但没有一个有插图。新汽车的细节，包括外观，仍然是一个秘密。通往荣格工厂的陆桥上排着一长串迫不及待的好奇者，大批摄影师也加入其中，试图捕捉A型车的尊容。报纸上也曾刊登各种各样的“间谍照片”，但福特汽车公司每一次都给予否认，表示照片上的汽车只不过是试验品。人们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解A型车了——它是当时的“国家机密”。
11月的一天，在距底特律45英里远的密歇根州布赖顿镇，一股疯狂打破了平常的宁静。小镇报纸的编辑F·W·奥布赖恩（F.W.O'Brien）急忙出动，想看看是什么事让这么多人这么兴奋地冲向当地银行。“新福特来了，”一个镇民喊道，“它就停在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的北边！”奥布赖恩本以为这只是有关福特的又一个玩笑。但几分钟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同一群目瞪口呆的人站在了一起，一辆双门小轿车真的停在那里，这是当地所有人近20年来所看到的第一款新福特车。奥布赖恩为他的报纸《阿耳戈斯》（Argus）狂拍照片，直到两名福特执行官从一家旅馆餐厅走出，悠闲自得地坐上汽车飞驰而去。奥布赖恩后来说：“不管怎么说，《阿耳戈斯》也算登过独家大新闻了。”
这一次，福特汽车公司没有否认，于是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奥布赖恩的照片。在今天看来，它是一款很普通的汽车：黑色踏板紧靠钢丝车轮，发动机盖又短又宽，前灯和散热器周围经过了镀铬处理；车窗方方正正，垂直向上，大得足以让车舱变成空气清新的玻璃暖房。但在1927年，即便是那些最老练的眼球也会被它吸引，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就像是一首听起来无比熟悉的新歌。它比T型车长，因此比T型车更大的躯体看起来优雅自然。它很结实，同T型车一样；它不臃肿，同许多竞争对手一样。它的特殊吸引力在于一种天生的匀称。此前甚至此后，很少有汽车能像A型车这样以如此精炼的设计实现如此全面的性能。当第一辆A型车于10月21日流出荣格工厂的生产线，每一个人都相信公众将会喜欢新福特。
在A型车推广周即将结束的11月28日，美国有超过2000家报纸刊登了亨利·福特的一封公开信。总的算来，福特汽车公司在那个星期的广告支出为170万美元，对于这家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T型车黄金期内对广告不屑一顾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同时，各地方经销商也给老顾客和未来顾客们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信，为新汽车和新起点大唱赞歌。最后，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尽管在大多数地方经销商那里揭开面纱的都是纸板模型。有“真的”A型车的展示厅很少——生产和分销还要持续几个月才会让全美各地都能见到A型车。小镇顾客们只能去附近的大城市去参观那些展示会，他们也确实去了。纽约市共有11个沙龙，分散在各个区。
根据福特汽车公司的计算，参观展示会或者到经销商那里欣赏真A型车的人数第一天就达到了10534992人。“1/10的美国人在第一个展示日观赏了新福特。”《福特新闻》（Ford News）宣称。到下一个星期展示会关闭时，已经有25%的美国人在各种地方亲眼看到了A型车。在密尔沃基、夏洛特、圣保罗、达拉斯、辛辛那提和法戈，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大清早爬起来把展览街区挤个水泄不通。丹佛的一家报纸说，这座城市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在美国造币厂被抢的时候。拒绝凑热闹的那75%的人也许可以不看A型车，但是他们躲不开庆祝这种新产品的民间节日。“我刚在奥伦奇看了你的新车，”托马斯·爱迪生在12月初写信给亨利·福特说，“它很不错。超出了我的想象。”
亨利·福特不用再同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或约翰·D·洛克菲勒这样的商业巨人相比较了。他成了一个像P·T·巴纳姆（P.T.Barnum）[1]一样的演出家。不管他对美国施加了什么魔法，总之这个魔法生效了。甚至在上市之前，公司就已接到了超过10万辆汽车的订单。展示会上又成交了50万辆。在底特律展示会，每5分钟就订出一辆。每订一辆要缴25美元的预付款，于是笑话就出现了。在纽约的百老汇展示会，有一个骗子冒充工作人员在大厅中走来走去，专门从饥渴的买主那里收取预付款然后在订货簿上做记录。等一个顾客意识到这人与福特汽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1927~1928年，卖出一辆A型车真的像从一个婴儿手中拿走一块糖那么容易。如果说人们已经屈服于对新福特的某种古怪迷恋，那是因为他们在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成长。汽车主义是随T型车而诞生的，但是A型车让它进入了充满自信的年轻时代。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福特汽车的买主们也是如此。
A型车吸引顾客的不光是短小精湛的外形，还有性能。在1906年K型车的短暂流行之后，性能就不再是福特产品的特征。A型车的最高时速是65英里，在最好的道路限速50英里的那个时代，这个速度已经足够了。
尽管精巧的悬架使A型车具备了出众的驾驶性能，但对大多数顾客来说，它最棒的特征在于价格。最低价的样式（单排敞篷车）仅卖385美元（年中涨到了480美元），几乎与360美元的同样式T型车持平。更重要的是，A型车比雪佛兰便宜，而且吸引力至少与雪佛兰同样大。“我们在乡间道路上躺在老福特底下睡觉的时候，它半夜里会往我们脸上滴油，”1927年12月，一期《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社论说：“这一代人已经失去了满手油污的乐趣，在他们面前，新福特就像一个骄傲的女装模特。”
这位作者想要说明，一种非常人格化的转变正在影响所有关心福特汽车的人（明显有超过25%的美国人关心福特汽车）。像大多数在展示厅第一次看到并思考A型车的人一样，社论作者的目光穿越了它的漂亮线条，投向了它作为一个公路伙伴的角色上。“新福特是在宾馆舞厅里由身着礼服的商人们揭开面纱的。新福特确实新，但它不是福特……它是一台出色的机器。因为福特不光是机器，还是一个教育机构。老福特，黑色、生锈、任性、倔强、噼啪作响的福特，把智能带给许多傻瓜，让许多聪明人深深着迷。但这辆山谷百合一般的新福特不能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看起来似乎能不加抱怨地无限奔跑，这全错了；它宁静而又舒适，这全错了。油箱在哪里？就在前面你能触得到的地方；分电器在哪里？就在头顶上一个不会再擦破你指节的地方；制动闸带在哪里？就在一个暴露在外的荒谬位置。在这里，它作为品格和语言导师的价值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在堕落，”社论作者哀叹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罗马式奢华的时期。回到在风扇皮带下撒沙子、用一角硬币塞紧喇叭的开拓时期！”然而，开拓时期已经结束了。
围绕新福特的公众狂热自然而然地创造了市场需求。但就在新车上市被誉为劝诱消费者上的辉煌胜利时，它却转化成了履行合同上的灾难。在许多商业分析家们看来，福特汽车公司扩张过度了。除了推出A型车，公司还开始在迪尔伯恩谢菲尔路的东侧修建一座庞大的新行政办公楼。临近荣格工厂的这座新办公楼高220英尺，许多办公室都是用橡木、胡桃木和意大利大理石装衬起来的。至于生产，荣格工厂仍然在学习如何制造A型车，学习不计其数的先进、复杂的步骤。在机器和人经过足够长时间的相互适应之后，A型车的生产才可能顺利进行。结果，在1927~1928年，尽管每一个顾客都急于购买，每一个经销商都急于销售，但几乎每一个都必须等待。
A型车以大约每天300辆的速度流入市场，但需求大约比这高20倍。曾有几个月，拥有一辆A型车像拥有一辆希斯巴诺·苏莎（Hispano-Suiza）或劳斯莱斯一样荣耀。马萨诸塞州林恩市市长是第一批拿到新福特的人，他宣布他将优先使用这辆车而不是他的大型高级轿车。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当然想为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买一辆，他请埃兹尔·福特及时安排装运，在1927年圣诞节之前送到。埃兹尔做到了。托马斯·爱迪生和威尔·罗杰斯也早早收到了他们的A型车。身在华盛顿的詹姆斯·卡曾斯，当时的进步主义共和党参议员，对将要取代T型车的新福特像其他人一样感兴趣。在一家华盛顿经销商那里看到A型车后，他称赞它是“第一流的”，并且请求经销商让他拥有首都第一个A型车买主的荣誉。他得到了荣格河生产的第35辆A型车，这是老雇主给他的礼物。
电影明星和其他名人或许是好顾客，但是在1928年1月亨利·福特主持附属于纽约汽车展示会的福特工业博览会（Ford Industrial Exposition）时，还有600000名顾客在等待他们的A型车。他们不得不保持耐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福特博览会第一天就迎来了223000名参观者。在6天的展期内，超过100万人参观了福特的展览，其中就有托马斯·爱迪生。白发苍苍、体质渐弱的八旬老人可能是专程来给亨利·福特捧场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展品。
竞争者们竭尽全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威利斯·奥夫兰多公司把自己的小灵犬（Whippet）削价1/4，这样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汽车比福特汽车便宜了。威廉·杜兰特也来了，离开通用汽车之后，他重整旗鼓，又在2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企业集团，生产出了低价的明星（Star）汽车。
在另一边，通用汽车公司仍然目中无人。事实上，在纽约汽车展示会中，斯隆的营销副总裁理查德·格兰特（Richard Grant）在对经销商的演讲中情绪激动，直言不讳。他回忆了雪佛兰如何在1926年最终超越福特，又在下一年以100万以上的销量把福特彻底挫败，让它关闭了自己的工厂。
有些人说，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只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没有开工。这是它们的借口。但是我想说，如果它们没有停产，而是用所有人展开全面生产，我们的销量将会更大！另外，我预测我们将是1928年世界上最伟大的汽车制造商。
但同样，它们还有借口。有些人会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工厂的变化而不能在本年早期生产和装运汽车。那好，我们来说1929年，这一年它们不会有借口。在这一年，在它们没有借口的这一年，我敢说我们仍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汽车制造商。
格兰特把1927年和1928年（雪佛兰领先）看作两公司整个竞赛期内情况特殊的两年是对的。1927年，福特在新车市场上还没有立足之地，雪佛兰与福特的销量之比是170万辆比35.6万辆。次年，雪佛兰的经销商全都存货充足，但福特做不到，雪佛兰仍然保持领先，双方是888000辆对633000辆（小灵犬在这一年有优异的表现，排在第三）。但随着福特汽车公司700000辆A型车订单的最终兑现，1929年成了福特年，虽然雪佛兰的进步同样达到了最快速度。福特A型车总共卖了150万辆，雪佛兰大约是福特的2/3。事实上，全美所出售的汽车中有34%是福特汽车。也许相比公司控制2/3市场的1923~1924年度这也不算惊人，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市场已经大不相同了，狡猾、财力雄厚的竞争者们左右夹击，物有所值的二手车也分了一杯羹。能够力压群雄，福特汽车公司已经算是成功复位了。
商业观察家们多年以来一直在嘲笑1927年福特汽车公司把价值2.5亿美元的工厂关闭5个月的窘境。但正是这段整顿期让公司，特别是亨利·福特，做出了一件很难做出的事情——改变方向。两种从前被排斥的东西，设计多样化和广告宣传，从此成为公司的坚定理念。10年以前就已成为公司保守主义的垂直合并也已开始渐渐瓦解。
在亨利·福特的那些决策大逆转中，维持时间最长的可能是付款方式上的。亨利·福特声称他在T型车时代从未使用过分期付款销售方式，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垄断低价市场的。提供信用带有银行业的色彩，而银行是他永远也不会赞同的机构。他相信，分期付款计划“只不过是审判日的延期”。然而，正如审判日一样，分期付款是不可避免的。1924年，当福特汽车公司“一战”后第一次向德国推广产品时，为了制造影响，它采用了先付1/6，剩余货款分期支付的方式。同样，在必要的时候，福特也很乐意在美国市场上转向分期付款销售方式。虽然新A型车可以与雪佛兰在展示厅中竞争，但福特汽车公司如果不能对GMAC做出回应，它还是无法击败通用的经销办公室。
为了组建一个负责信贷工作的独立部门，埃兹尔·福特开始与以欧内斯特·坎兹勒为首的一组底特律经理人合作，坎兹勒这时候已经成了瓜迪安底特律银行（Guardian Detroit Bank）的一名官员。根据呈交给亨利·福特的计划，福特汽车公司将同瓜迪安底特律银行共同拥有一家叫作统一信用公司（Universal Credit Corporation）的新机构。这家公司既提供经销商存货采购贷款，也提供消费者购车贷款。“统一信用”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名字，但公司将成为福特汽车的强大力量。
“为了让美国脱离一种福特车投入另一种福特车，他花了1.5亿美元。”威尔·罗杰斯在《美国杂志》（America Magazine）的文章中下结论说。福特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用这些钱，他也获得了营销胜利，成功地替换了已经过时但却受人爱戴的旧福特。亨利·福特换掉了T型车，但并没有抛弃T型车，也许这是因为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比亨利·福特本人更热爱他的“完美汽车”。
亨利·福特的行为方式（他闯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在其中所发现的逻辑）让人们迷惑。“我不知道有什么理论比福特哲学更有吸引力。”塞缪尔·马奎斯在《亨利·福特：一种解读》中写道。也许克拉拉·福特了解亨利这个人，也许埃兹尔了解，但是还没人说过自己了解福特哲学。“我的行为，”福特在解释自己的时候说，“都是一些以简单化为目的的行为。”
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福特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变得更让人迷惑了，因为他变得更加不可接近了。虽然谈不上是一个隐士，但他与人会谈的时候越来越少，有幸与他交谈的大多是那些跟他很熟也对他很友好的记者，比如塞缪尔·克劳瑟（Samuel Crowther）。从前的那种漫无头绪的奇思怪想可能是被身边的建议者们改变了，比如查尔斯·索伦森和哈里·贝内特，也可能是被年龄改变了——1928年时福特已经65岁了。但给他最终教训的更有可能是他的反犹太战役所造成的长期恶果，尽管他未必对此感到羞愧。
从1903年到亨利·福特去世的1947年，这样或那样的猜测一直围绕在他的身边，因为每一代人都试图弄懂他是如何做出决策的。托马斯·爱迪生在1911年左右刚刚熟识亨利·福特的时候，对他的智力不以为然，但到20世纪20年代两人变得更熟的时候，爱迪生承认“我有点儿怕他，因为我发现他最正确的时候都是我认为他最错误的时候”。当有人问他亨利·福特是凭借什么工作的，他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了他的简短分析：“永不消退的活力、无拘无束的丰富想象力、神奇的机械知识本能和组织才能。这些就是福特先生的核心特征。”
当亨利·福特发表对犹太人的道歉声明时，威尔·罗杰斯写道，“他是唯一一个曾经为某件事情道歉的百万富翁。”他或许应该写成“亿万富翁”。1928年纽约汽车展示会开幕时，曾有人问亨利·福特他有多少钱，他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他不关心，但其他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就盛传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已经有了第一个亿万富翁，那就是亨利·福特。根据其他一些计算，约翰·D·洛克菲勒在巅峰期时已经有10亿美元的身家，但是亨利·福特是第一个在单个企业中轻轻松松创造亿万财富的人。根据1927年的一项调查，福特汽车公司是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10家美国企业之一，不管以总资产还是市值来计算都是如此。
1928年1月20日，福特行政大厦正式投入使用。亨利·福特也会在这里办公，但通常一天只有几个小时。费尔赖恩豪宅已经成为他的社交和私人生活核心。亨利和克拉拉在这里享受着宁静的生活，一般只在屋里听听收音机或看看书。福特的书房里藏书量惊人，有许多书是再生说、鸟类学和植物学方面的。克拉拉喜欢查尔斯·狄更斯的书，而亨利·福特的最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作品。此外，两人都爱看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亨利·沃兹沃思·郎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作家和编辑德兰西·弗格森（Delancey Ferguson）曾于1928年拜访费尔赖恩，在克拉拉所收集的文学名著里查到了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所写的一封信。他后来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回忆了这次访问。“福特先生和福特太太正躺在柳条扶手椅上享受夏季之夜，就像其他家中有优雅长廊的美国夫妇一样，”弗格森写道，“亨利·福特穿着浅黑色的夏装和绿色的摩洛哥皮拖鞋。他们很诚恳地欢迎我的到访，然后我们聊了几分钟。我告诉他们，为了编辑伯恩斯的信件，我有必要查一下他的手稿。他们很礼貌地听着，就跟我听量子物理学讲座时一个样子。”
三人走进书房后，克拉拉让弗格森看了伯恩斯的信以及她所收藏几本早期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亨利坐下来，大模大样地打起了哈欠，”弗格森写道，“于是，为了让谈话继续下去，我开始称赞那个放着许多书的漂亮的写字台。亨利站了起来，‘你对古董有兴趣吗？’他问。”当客人表示他有兴趣，亨利说要给他看一些东西。“我感谢了亨利，”弗格森回忆说，“然后跟着他走出前门（他还穿着拖鞋），沿着一条灌木丛中的小道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车库。在门口那个人放我进来之后，我还没看到过一个侍从。亨利和我上了一辆福特双人车——那里全是福特汽车，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在荣格工厂的一座老拖拉机厂，福特向弗格森展示了收藏在一个洞穴状仓库中的古董。“他告诉我，这些东西还没有公开展览过。”弗格森继续说，“他带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陈列室，不停地在说话。我隐约记得那里面有手摇纺织机、烟店印第安人雕像、木马、锡铅合金器皿、玻璃制品和各种机器。就因为我表达了对家具的兴趣，他带我参观了一个摆满17~18世纪的餐桌、书桌和五斗橱的陈列室。”
尽管亨利·福特毫无疑问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20世纪20年代与他相关的潜在疑问仍包括对他智力的怀疑。特别是在商业圈，对福特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傻瓜，他的那种乡下人一样的举动是聪明的表演还是低智商的表现，企业领导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些把福特说成傻瓜的人有一个完美的例证。曾经有一些世界顶尖艺术品经销商在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的倡议下聚集起来，想把“一百张世界上最好的油画”卖给亨利·福特。经过一番争论，商人们选择了伦勃朗（Rembrandts）、透纳（Turner）和戈雅（Goya）的一些作品，然后制作了三本带有艺术评价的画册介绍这些作品。带着这种高雅的销售武器，艺术品商们来到了迪尔伯恩。根据安排，他们前往费尔赖恩会见亨利·福特。
一开始，亨利·福特非常兴奋，也很喜欢那三本精美的画册。但接下来，亨利·福特没做任何表示，他只是说出版这些画册一定花了不少钱，然后就把它们还给了杜维恩。“但是，福特先生，我们不是想把这些书卖给您，”杜维恩迷惑不解地说，“它们是特别为您制作的，只是为了让您看看那些画。它们都是给您的礼物。”“太太，你听到了吗？”福特对克拉拉说，“这些先生想把这些书送给我们。好的，先生们，我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接受陌生人送的这么漂亮这么贵重的礼物。”杜维恩哑口无言。亨利·福特真的这么土老帽吗？或者他在耍人玩儿？急于打破沟通障碍的杜维恩只好开门见山：他解释说这三本书都是特别制作的销售手册，他们来到迪尔伯恩是因为他们相信亨利·福特会买下这100幅名作，从而成为与所罗门·古根海姆（Solomon Guggenheim）、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和底特律本地的查尔斯·弗里尔（Charles Freer）并驾齐驱的收藏家。突然之间，福特脸上的那种迷人的微笑消失了。“先生们，”他一脸不快地说，“这些书里的图片这么漂亮，我还要那些原画干什么？”于是会谈结束了。商人们拿着画册，带着疑惑和恼怒回到了纽约，他们什么也没卖出去。
福特是一个认真的收藏家——就像《纽约客》编辑德兰西·弗格森所看到的那样，但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收藏家。1928年9月27日，亨利·福特正式开放了他的收藏品宝库——绿野村。从托马斯·爱迪生的新泽西实验室开始，坐落在迪尔伯恩爱迪生学院（Edison Institute）的绿野村将成为全美各地许多建筑物的收藏地。福特的观念是从洛克菲勒重整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借鉴而来的，他认为人们可以从历史的真正面貌和真正声音里学到最多东西。
今天，绿野村占地88平方英亩，各种建筑反映了300年来美国人的生活以及更加进步、更加富有创造性的美国式工作。这是一种户外展览。毗连绿野村的博物馆开放于1929年，诸多展示厅陈列着亨利·福特的收藏品。最著名的收藏品之一是林肯总统被刺杀时所坐的那张椅子，后来还增添了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时所乘坐的那辆敞篷车。“户内/户外”双子博物馆每年都会迎来上百万的游客。
福特在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成立了福特商业学校（Ford Trade School），这所学校专门向来自贫苦背景的孩子提供知识和职业教育。同建设绿野村的道理一样，福特认为学生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掌握抽象原理。因此，有2/3的授课时间是用在实际工作上的，学生们还可以得到劳动报酬。1927年时，商业学校有4500名学生和150名教师。亨利·福特对这所商业学校有特殊的兴趣，但这并不是他的唯一一所学校。人们通常把福特汽车公司所组建的一些教育机构合称“福特大学”。有一所学徒学校向18~30岁的人提供三年期教育，每个人都可以学到工厂中的某种专业技能。类似地，福特服务学校（Ford Service School）向来自36个国家福特分支的员工提供两年期教育，他们会学到生产和装配方面的最新方法。
亏本经营的福特商业学校是亨利·福特慈善哲学的典型代表。他很少向任何行动捐款。安德鲁·卡耐基将90%的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是一个崇高的榜样；詹姆斯·卡曾斯也捐款1000万美元建立了密歇根儿童基金（Children's Fund of Michigan）；但亨利·福特不会这么干，1924年，他向总价值在8亿美元左右的基督教青年会捐赠25000美元的事情成了新闻热点。福特并不是舍不得他的钱，他是一个实践主义者，也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相信帮助人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替人们做事。他的学校和他的历史博物馆都是一种创新，而创新正是他的天才。“繁荣不是慈善的产物，而是工业的产物，”福特经常说，“金钱同样与繁荣关系不大，而且金钱本身并不能创造什么。”
对于亨利·福特独一无二的慈善观以及他做善事的方式，受人尊敬的亨利·福特医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于1915年建立这家医院，并且在余生之中一直承担它的全部费用。最初，为了支持建立新公立医院的市政计划，福特向底特律医院总协会（Detroit General Hospital Association）捐了一大笔钱。但后来，由于迟迟未能开工，失去耐心的福特提出他想偿付其他捐助者的钱，自己一人承揽医院工程。这个提议立刻被接受了。于是，福特有了按照自己的永恒方式做事情的充分自由。
建设工作由欧内斯特·利博尔德监管。福特的队伍研究了全世界许多大医院，最终在底特律市中心稍北一点的地方建成了集各家所长的亨利·福特医院。福特收集的不光是思想，还有人，他为自己的医院配备了数十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其中有许多是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医院请来的。在亨利·福特医院，每一个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名义上的收费也是平等的。在一生中，亨利·福特在医院的建筑和设备方面捐赠了16525000美元，而且是唯一的捐助者。此外，手术费用也一直是他承担的。尽管现代医疗成本的上升迫使医院在70年代重新设定了收费标准，但它仍然是全美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在癌症和心脏病治疗以及整形外科和神经科学领域是公认的权威。除了照料病人之外，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亨利·福特健康系统（Henry Ford Health System）已经实现了创立者以进步求发展的愿望：它现在是密歇根州第6大雇主。
1929年是福特汽车公司破纪录的一年。公司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A型车，虽然它也生产其他一些车辆，比如重型和轻型卡车。三发动机飞机、福特森拖拉机和林肯汽车也是福特产业的一部分，但它们的利润率还不足以让它们在没有公司支持的情况下独立生存。
从1925年开始，福特和通用的竞争扩展到了国境线之外。两家公司都瞄准了庞大、未开发的欧洲市场，那时候的欧洲市场很像15年前的美国市场。豪华汽车独领风骚的欧洲汽车业公司很多，但真正有效率的工厂很少。1928年时美国汽车的销售均价是600美元多一点，而欧洲高达1430美元。福特和通用都相信更低的价格能够打开欧洲市场。
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之中，汽车拥有率也有很大的差距，这让美国汽车制造商们相信落后者们肯定会取得进步。如果欧洲市场能达到美国这样的每6人一辆汽车的比率，欧洲的汽车销量将会翻为目前的大约15倍。
1925年，通用汽车收购了英格兰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公司（Vauxhall Motors），并且已经开始制定所有海外业务的统一政策。在漫长的一系列会议之后（斯隆的组织以此闻名），公司又于1928年投资控制了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欧宝（Opel）。通用汽车不打算生产像T型车那样的“大众型汽车”，它的政策是收购不同国家的汽车公司，利用它们的现有声誉。
福特汽车公司以自己的政策做出了回应。尽管公司的许多欧洲分支都有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活力。一开始，推广A型车似乎是欧洲新战略的自然基础。12月2日这一天，在举办福特展示会的唯一国外城市英国伦敦，布告贴满了大街小巷，上面的标语是“新福特的一切”。这是A型车在英国登场亮相的第一天，数千人前往荷兰公园地区欣赏了这款福特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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