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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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犯错的人认识到其错误，那么他应该感到悔恨，或至少为其错误感到后悔或歉疚。这应促使他坦白错误，请求宽恕。这当然需要相当的谦卑，特别是当受害者被罪犯自身的群体所蔑视的时候。南非的情况就经常如此，罪犯往往是政府的特工。
我们希望，受害者能为罪犯的道歉所感动，对罪犯给予宽恕。如前所述，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对受害者表现出的宽宏大量赞叹不已。当然有人不愿意宽恕。我认为，这充分表明宽恕不是理所应当的，宽恕既不能草率也不易获得。这就是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那么感人至深，令人自愧不如。
在宽恕时，我们没有要求人们忘却。相反，铭记过去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宽恕不等于纵容已犯下的错误，而是意味着认真对待既往，拔除威胁我们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宽恕要求我们理解罪犯，设身处地体谅迫使他们犯罪的种种压力和影响。
宽恕不是多愁善感。对宽恕的研究日益兴旺。过去它被轻蔑地归为精神和宗教概念，而今由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出现，宽恕越来越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神学家的研究对象。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附设了国际宽恕研究所；约翰·邓普顿基金会与其他机构联合开展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宽恕运动研究。据研究，宽恕还有益健康。
宽恕意味着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权利，但这同时也解放了受害者。在委员会，我们听到人们说宽恕后感到轻松了。最近一期的《精神状态与健康》（Spirituality and Health）杂志在封面上刊载了三位美国前军人站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的照片。其中一个问：“你是否已经原谅把你当战犯关押的人了？”另一个人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伙伴说：“那么他们似乎还在关押着你，是不是？”
罪犯的悔过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宽恕的先决条件呢？毫无疑问，这样的坦白有助于那些想要宽恕的人，但这并非必不可少的条件。基督并没有等待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请求宽恕。但他们将钉子锤进他的身体时，他已经在请求上帝宽恕他们，甚至找借口为他们开脱。如果受害者只有在罪犯坦白后方肯宽恕，那么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会受制于罪犯，钻进受害者身份的枷锁。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用下述比喻阐述罪犯坦白的必要性。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潮湿、憋闷而黑暗的房间里，窗户、窗帘紧闭，外面阳光灿烂，清风拂面。如果你想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就必须打开窗户和窗帘，这样原本就有的阳光将照亮你的房间，清新的空气将扫除周围的潮闷。宽恕也是一样。受害者可能愿意宽恕，送出这份厚礼，能不能接受礼物取决于罪犯—取决于他能不能打开窗户和窗帘。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可以开启窗户和窗帘，让宽恕的阳光和空气进入他自己。
实际上，宽恕的行为等于我们宣布：我们对未来的关系充满信心，对犯错误的人改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充满信心。我们说，现在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行为表示的是对罪犯可以改变的信心。据基督说，我们应该准备不止一次甚至七次这样做，要七十个七次[6]—无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愿意为他们的错误一次次向你坦白。
这是一个挑战，但人无完人，我们总是会因为自己的错误伤害他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宽恕与和解的过程，来处理令人遗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生存无法逃避的特征。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宽恕，并不意味着整个进程的结束。罪行常常给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质上的伤害。种族隔离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则备受压迫和剥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过程受到巨大贫富差距的严重阻碍，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穷人则大多为黑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造成的贫富鸿沟，给和解与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罪犯和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大多属于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则来自穷人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白人要保证黑人境况的改善，因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窝，如果黑人不能够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洁净水、电力、廉价的医疗、像样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同和解告别了。
和解可能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个委员会—无论效率多么高—就能完成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是作出了贡献。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实现上帝为人类提供的梦想，即让我们都懂得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西蒙·魏森达尔在题为《向日葵》的文集中，讲述了他如何无法宽恕一个请求宽恕的纳粹士兵。这个士兵和一群人包围了几个犹太人，把他们关进楼里，然后纵火烧死了里面的人。现在，那个士兵行将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谋，得到一个犹太人的宽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听完了他讲述的可怕经历。士兵讲完后，西蒙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当然也没有一句宽恕的话。文章结束时，他问：“你会怎么做？”
《向日葵》汇集了不同的人对其问题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达尔面对的困境是非常现实的。他的观点也是许多犹太人的观点，即生者没有权利代表被杀害、被折磨而现在无法为自己决策的死者表示宽恕。他们的不情愿可以理解。如果他们宽恕了，似乎他们认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挂齿；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难的人们讲话，特别是当你没有遭受过同样深重的苦难的时候，就显得过于臆断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会齐聚勒斯滕堡，召开我国宗教界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会议。本次会议被称为勒斯滕堡大会。与会的既有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教会理事会会员，也有以其神学理论支持种族隔离（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这一立场）的主要白人教会—荷兰新教教会。当然还有那些为数众多的信奉圣灵降临的教会。他们试图不问政治，但他们肯定意识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实际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现状。此外，还有海外教会合作伙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所谓非洲独立教会的代表。
会议开始不久，荷兰新教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威利·扬克尔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别是荷兰新教教会的教民，请求黑人基督徒的宽恕。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该教派的指定发言人，但后来其代表团表示支持他的讲话，因此可以把他视为其教派的代表。我们完全可以问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几代教民。如果不认为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教派先一辈的教民既应共担罪责和耻辱，也应共享宽恕和荣耀的话，这个教派就显得异常怪异了。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否则历史便毫无意义，我们只关注同时代的人足矣，然而显然这不是人类的行为方式。我们褒扬先人的成就，尽管他们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仍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的影响力与当初取得成就之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能增强了。失败和耻辱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些都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讲话的时候，深知包围着我们的是众多的见证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扬克尔教授的忏悔如果没有遭到他所应代表的人们的反驳，就应被视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现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当时非洲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进行了磋商，我们认为，如此诚挚的请求和忏悔，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文字游戏。从神学上讲，我们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诲我们，当别人请求宽恕的时候，应该给予宽恕。我们现在又处在国家历史的重要时刻。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曼德拉出狱，国内出现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促进从压迫到民主微妙过渡的真诚努力。如果作为强大和解力量的教会不能实现彼此的和解，那么很可能给政治家和教民传达错误的信息。如果教会尽管背负历史的负担，但仍能够敞开胸怀公开宽恕与和解，就会助和平过渡一臂之力。于是，我站起身，说我们接受这感人和真诚的宽恕请求。
当然，我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过于自作主张。谁给我权利让我自称代表几百万同时代的种族隔离受害者？更不要说几百万已经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种族隔离带进了教会，为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别建立了教会。与会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别是来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儿”教会后被称为“姊妹”教会的人，对我颇为愤怒，觉得白人教会逃脱了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谋杀罪责。他们对忏悔的诚意提出质疑，因为DRC仍拖拖拉拉不愿与黑人教会合并。让他们感到恼怒的另一件事是，尽管DRC中的其他教会都接受了“贝尔哈忏悔”，白人教派仍在进行阻挠。这一忏悔将种族隔离斥为异端。尽管我被要求说明我的立场，而我也非常情愿地进行了解释，我并未遭到驳斥，勒斯滕堡大会也可能的确促进了和平过渡的事业。
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是，犹太人何以能够接受欧洲各国政府和机构为作为大屠杀的同谋而付出的巨额赔偿。如果我们接受我们不能代表曾历经苦难或已经故去的人而给予宽恕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没有直接受到赔偿所涉行为伤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赔偿。他们的立场也意味着罪犯来自的群体和受害者来自的群体要恢复正常和睦的关系，还存在巨大障碍。无论犯罪的一方如何赔偿，无论他们希望采取什么新的更好的态度，他们都摆脱不了脖子上吊着的曾是罪犯的枷锁。这是一个让新的关系变得脆弱和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我希望犹太人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家能够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们对世界道义的影响非常宝贵，不应受到其现有立场的破坏。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非洲人说欧洲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补偿肮脏的奴隶贸易的罪孽，今天的非洲人永远不愿宽恕欧洲人在奴隶制上的罪责，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奴隶贸易至少造成4000万人丧生，更不要说家庭被毁、妇女遭欺侮以及多少上帝的子民遭受的蹂躏。
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有效了解肮脏的过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受害者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或许，美国的种族关系要改善，就必须给美洲土著人或黑人一个机会，倾诉他们被劫掠、被奴役的苦难。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看到了倾诉的复原功效。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我们这块土地的复原就会遭到挫败，因为永远会有暴行被揭露出来，破坏我们既得的成就；或是总有人会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终究这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卸下历史的包袱。”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不论怎样，这才是群体成其为群体、人民成其为人民的东西。
我曾经深切地希望，在北爱尔兰和中东这种地方致力于解决那些似乎无可救药的问题的人们，不要小看了一些细枝末节，其意义和重要性可能远远超出了表象。令我沮丧的是，我听说那些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紧密相关的人物拒绝在公共场合握手，有些人甚至竭力避免与对方、与现在的敌人拍进同一张照片。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有勇气和巴勒斯坦一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握手，的确是不凡之举。这一举动使敌人具有了人情味，而不是将其视为魔鬼。一次小小的握手，可以让不可思议、遥不可及的事情—和平、友谊、和睦与宽容—不再遥远。
我也希望现今世界的敌对方，能用更加缓和的语言形容其对手。今日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明天的总统。南非的情况就是如此。大部分被打成“恐怖分子”的人，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内阁部长或担任了国民议会中的要职。如果今日与我们有分歧的人可能明天成为我们的同仁，我们还是现在就开始使用变革到来时不至于让我们尴尬的语言对待他们为好。
我们还必须记住，谈判、和平对话、宽恕与和解往往不是在朋友或类似的人中间进行。之所以需要这一切，恰恰因为人们是死对头，视彼此为仇敌。但敌人是潜在的盟友、朋友、同事及合作伙伴。这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第一次民主选举出的南非政府，是一个由曾经相互殊死斗争的政党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其领袖是一个被当做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而身陷囹圄27载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冲突各方开始作出象征性的和平姿态，改变他们对敌人使用的语言，开始和他们对话，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改变。例如，在得到承认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抵触和敌对，让他们感到被蔑视和侮辱，这对中东未来的各种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对那些注定要成为邻居的孩子来说，这又能给他们留下些什么呢？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切实际地认为他们可以摧毁以色列时，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进入新世界之时，如果真正的和平能够降临这块和平之主的土地、人们说Salama或Shalom[8]的土地，那该是献给世界的何等美好的礼物啊！
和平是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今天的敌人能够想象彼此化敌为友，并开始行动，使这种友谊成为现实。如果他们谈判时能够照顾到对方的需要，就太好了。愿意作出让步，是力量而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值得输掉一场战役，去赢得一场战争。那些为和平与繁荣而谈判的人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辉煌而无价的目标，因此应该不难找到让所有人成为赢家而不是争斗不休的办法。谈判者应该保证谁都能保全面子，谁都不会空手而归、对自己所代表的民众无法交代。我们多么希望谈判者能够避免规定底线、放弃过多的前提条件。在谈判中，我们就像宽恕进程一样，希望提供重新开始的一切机会。顽固不化只能让日子更难过，而表现出灵活性、愿意作出有原则的让步的人将成为最后的胜者。
我曾说过我们的委员会并不完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以我的全部热情坚定地说，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处理实现民主后我们所面临的状况的最佳途径。尽管存在各种瑕疵，我们在南非进行的努力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在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在我访问所到之处，在我讲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地方，人们都把这一不甚完美的努力看作希望的灯塔，看作解决长期暴力、冲突、动荡及派系斗争，以及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更经常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的模式。冲突结束后，北爱尔兰、巴尔干、中东、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安哥拉、苏丹、两个刚果以及其他地方的交战各方，必须坐在一起，决定经过了流血的过去后，他们如何和睦相处，如何共同创造没有冲突的未来。从我们南非的努力中，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线希望。
上帝的确不乏幽默感。除了作为可怕制度的典范，除了用它告诫人们不要如此治理国家和种族关系，明理的人谁能想象南非会是什么其他典范呢？我们南非人是最没有希望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上帝选中了我们。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成就居功。我们本来注定要遭到毁灭，却被从大毁灭中救了出来。如果存在不可救药的一群，则非我们莫属。上帝希望他人看到我们时能够汲取勇气。上帝希望我们成为希望的灯塔、可行的模式。他希望能指着我们说：“看看南非！他们曾经历了叫做种族隔离的噩梦。现在结束了。他们的问题曾被视为无可救药，现在他们正在解决。任何地方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了。你们也有希望。”
我们的实验会成功，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成功。这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和强大，而是为了上帝的世界。上帝想要表明，冲突和压迫之后生命依旧；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
[1] 《约翰福音》12 : 32。
[2]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耶稣会神父，主张进化论，两次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1923、1926—1946），曾参加鉴定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著有《人的现象》、《华北旧石群的发现》等著作。—译注
[3] 转引自玛丽·麦卡利斯《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第99页。
[4] 德日进，同上，玛丽·麦卡利斯引述。
[5] 《耶利米书》，6 : 14，8 : 11。
[6] 《马太福音》，18 : 22。
[7]《向日葵：宽恕的可能和局限》（The Sunflower :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西蒙·魏森达尔著，邵肯图书出版社，1998年。
[8] 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即“和平”。—译注
致 谢
我要感谢上帝，感谢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委员、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和解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本书是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访问讲学期间完成的。
凯文·拉戈里院长及其同事为我提供了一个躲避近年来繁杂事务的场所，让我可以静思写作。我的私人助手拉维利亚·布朗识别了我的笔迹，誊清了手稿。纽约的卡内基公司慷慨资助坎德勒神学院，将约翰·艾伦从南非请来担任我的研究助理，他为手稿的整理、润色做出了宝贵贡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广播报道组根据南非广播公司出版的真相与和解进程光盘整理的文稿，使我们能够迅速查找关键的证据。我对此深表感谢。
没有下述人士的帮助，本书也很难完成，其中包括我的文学代理琳·富兰克林及其在伦敦的同事玛丽·克莱美；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特雷西·墨菲和埃里·马捷尔；莱德/兰登书屋的朱蒂斯·肯德拉；以及坎德勒神学院的杰克林·史密斯和桑德拉·布赖恩。
没有我的夫人丽雅，我恐怕难以完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重任。我深深地感谢她在委员会的听证及其他工作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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