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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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ak’n plan”（“制订计划”）

· “metodes ander as aanhouding”（“除拘留以外的其他方式”）

· “onkonvensionele metodes”（“非常规方式”）

在公开场合，种族隔离政府使用的就是下述这类语言：

安全部队将狠狠打击他们［非国大］，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打击。我说的话就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跨过我们的边界。我们将不断地侦察。我们将确定目标，把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同道和帮凶碾碎。[4]

警察和士兵就是以此为依据理解接到的命令的。某些政界、军界和警方的领导人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时，承认有些词句的确“含糊其辞”，但又申辩说他们没有让其下属去违法。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反驳：“好了，住口吧！”如果他们只想授权监禁、逮捕、禁令或驱逐，那为什么不发出明确无误的命令呢？

约翰·范·德梅尔维将军曾是德克勒克手下的警察头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安全警察司令。他因一系列谋杀案申请大赦。他的话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的《报告》中引述了他在武装部队听证会上陈述的证据：

所有［交给安全部队的］授权，都是为了防止非国大/

南非共产党达到其革命目标，而且我们常常需要在前政府的同意下越出法律的界线。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非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队的行为中有违法的成分。

而且：

如果你跟一个士兵说“消灭敌人”，视情况而定，他很可能理解为杀死。话可能不止一个意思，但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意思。

在他作证时，委员会曾给他施加压力：

委员会：我问你，你同不同意使用诸如“vernietig”、“uitroei”、“uit te wis”、“elimineer”［“毁掉”、“铲除”、“扫除”、“消灭”］等字眼，会导致死亡？你同不同意呢？

德梅尔维将军：是的，主席先生。

我们越是逼近那些执行命令的人，得到的答案就越直接。警察安全部门负责情报的头目阿尔夫·乌斯图赞告诉我们：

“拔掉”、“消灭”这些词从来都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必须杀掉。

有些前内阁成员向我们提出，对下令进行谋杀和破坏负有责任的，应该是博塔周围的一小撮人。但是，在1990年德克勒克先生开始谈判后首先为种族隔离表示道歉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雷昂·维塞尔斯先生，则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我进一步认为，我不能利用‘我们原来不知道’这样的政治辩解，因为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不想知道。”

这些陈述表明，要想坚持说种族隔离政府从未准许暗杀反对派这一立场，是几乎站不住脚的。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有证据显示，自1978年博塔首先作为总理然后作为总统掌权后，国家就开始使用非法手段对付反对派。这种罪恶行径从他又延续到其继任者德克勒克。国家开始犯罪，因而很难再被认为是合法政权。据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说，是博塔下令在1988年8月炸毁南非教会理事会总部科特索大厦的。

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恐怖分子”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

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作战区”进行宣传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

1986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1988年。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1960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他不能这样威吓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我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可惜我们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样相互指责。会见结束时，我说我对他的话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则还嘴说：“那就带着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会见不欢而散。不久，教会开展了我们称为“坚持真理运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年晚些时候，科特索大厦遭炸弹爆炸。

1988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风，被德克勒克领导的内阁成员赶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届八十的他现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闻中露面是曼德拉总统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告诉记者，自己不愿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任何瓜葛。

伯莱恩博士建议我看望博塔先生，是为鼓励他与我们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他主政南非时，正值种族隔离压迫最深、“总体战略”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还曾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我本没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员会可以向任何人发出传票，并有权搜查和没收。但我还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诉阿非利卡人我们并非一心想侮辱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追杀到底。我飞到乔治城，在他女儿的家里和他亲切见面。他的女儿是个殷勤的主人，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点心，整个气氛与我们会面涉及的可怕问题大相径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递上一份书面材料后，同意与委员会合作，书面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协助工作，并需要查阅政府文件。他问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对曼德拉总统的影响力，为庞大的律师费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资金支持。

回到开普敦，我立刻就这两个问题去见曼德拉总统，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想方设法迁就博塔先生，一再延迟他递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认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极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飞到乔治城，参加了他夫人的葬礼。我知道许多黑人对我这样做轻则觉得奇怪，重则感到气愤。的确，事后一个黑人记者找到我，让我务必向听众解释我为什么在场。

博塔先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回答完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不断揭示出新内容，于是我们决定请包括博塔先生在内的一系列前军政要人举行听证会。书面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这不同于面对面的问答，一个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博塔先生身体欠佳，于是同意推迟他的出席。我们甚至建议在乔治城举行听证，以免他飞往开普敦旅途劳顿（尽管他与一位较为年轻的女士订了婚，飞去看她的行程不亚于飞往开普敦）。这对委员会来讲，不仅费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翻译设备带到乔治城。委员会和他的律师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后，他宣布委员会是场“闹剧”，拒绝出席听证。我们发出了传票，但他应该到场的那天，他却派律师带着书面答复来了。

西开普的首席检察官决定以拒绝传票罪传讯博塔先生。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努力。他的案子在乔治城的地方法院开庭后，我们继续谈判，希望达成妥协，争取他到委员会作证。我们提出在附近的饭店进行听证，并可事先将问题提供给他。我们还说他的医生可以在场，必要时我们可以暂停听证，等他身体状况恢复为止。这样的听证用不了一天就能完成。我们的律师和博塔先生的律师之间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我们已经尽量迁就，但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法庭审理继续进行。只有邪恶之徒才会说我们是在纠缠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许多黑人认为我们过分迁就，实行双重标准，对曼德拉夫人是一个样，对许多人认为给他们造成巨大创伤和痛苦的人却百般呵护。

过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畅行无阻。谁也不想和他针锋相对。他以为这些规则仍然适用，但时代已经变了。他可以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在舒适的饭店里接受调查，回答事先已经得到的问题。他选择了继续做个顽固不化的老头，但却因此大吃一惊。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这个曾让内阁部长们胆寒的前国家总统，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个黑人法官的审判。这在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公诉方传了几个证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组总部的前头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饰他对政治领袖的蔑视：“我自己和安全部队的其他人……被胆小的政治家特别是国民党里的人出卖了。”他对法庭说，“他们想得到羊羔，但却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杀；他们是胆小鬼。”所有这些都被媒体大加报道。

人们担心，博塔先生可能成为右翼分子骚乱和暴力的焦点，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参加庭审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审判加上延迟，共持续了两周时间。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建议，问题一天就能解决。

我也被传出庭作证，因为他称我曾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到委员会作证。在他的律师对我进行了两天交叉讯问后，我觉得走下证人席之前，我必须最后一次向他呼吁。我向法庭请求：

阁下，我可不可以就说一件事？我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尽管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于各届政府—包括他曾领导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们。我想向他呼吁。我呼吁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机会，说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们的痛苦，本不会下令或授权……我只是说他所领导的政府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的人民希望成为这个国家与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够说出“对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就说这些。他能不能让自己说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呢？这样做意义重大，我呼吁你这样做。谢谢。

博塔先生对我的呼吁却只是大发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缓期监禁和罚款，但由于小小的技术问题，监禁被取消了。（我们过于迁就他，发出传票的时间过迟。发传票的那天，我们的授权到期，而曼德拉总统还没有签署新的授权。）政治上、道义上，他都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面对其政策的受害者和执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么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遗憾。他的顽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旧制度的领导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这违背了委员会的意愿。

对德克勒克先生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的富有勇气并具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我已经进行过热烈的赞扬。任何事情都无法抹杀这一重要里程碑。我们本来很可能卷入流血冲突的。如果当时他能够毫无保留地为种族隔离表示歉意，就的确达到了伟大的层次，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记录在南非的史册上。令人悲哀的是，在1990年至l993年的新宪法谈判中，他可能被在1992年只有白人参加的大选中赢得的对其政策的支持冲昏了头脑，认为可以通过削弱其主要谈判对手曼德拉而继续掌权。当时，曼德拉已越来越成为他的强劲对手；所谓“黑对黑”的暴力在升级，并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他可以声称安全部队并没有煽动暴力，即便煽动了也是个别“坏蛋”的责任，是个别现象。对此我恐怕难以相信。我无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个内阁部长和两个警察局局长参与的人权暴力事件不过是个别人物的失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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