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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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WALK TO FREEDOM
by Nelson Mandela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 (南非) 曼德拉著 ; 谭振学译. —3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015.2 重印）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光辉岁月
熊培云
一切个人传记必然是“断章取义”的。这未必是坏事。曼德拉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为主题来回溯自己的一生，既是为了在书面上为自己的人格赋予意义，也是在表明他对自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业。
早先读《漫漫自由路》的时候，我也注意到网上有一些关于曼德拉的负面评价。比如他脑子里还有些列宁、斯大林式国家主义的东西，作为总统不懂市场经济，等等。批评者感叹曼德拉在破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促进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细节却被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过依我之见，上述细节即便是事实，历史也会将它们慢慢淡忘。世人乐于铭记的还是那个意义最大化的曼德拉。正如乔治·华盛顿虽然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蓄奴经历，但这些并不影响美国人将他尊为国父。没有谁是完人，英雄、圣人、伟人都不是。你我肉身凡胎所能企及的“完人”高度，也不过是尽量做个能完成自己某一天命的人。前提是，你还要知道自己有何天命，因何而往。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只是有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何天命，或虽知其天命，大多又都辜负了自己的天命。就后者而言，他们不是死在人生的结尾，而是死在人生的中途。曼德拉的幸运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坚持到了人生最后。此天命就在于让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团结与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优点远比缺点更重要，因为他的某些缺点已广泛地存在于同时代人物当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时所具有的良知、勇气在同时代却是屈指可数的。
《漫漫自由路》是一本关于南非黑人争取自由历程的书。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曼德拉曾谈到自己并非生来就渴望自由，因为他生下来就是自由的。那时候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奔跑，在村旁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这些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生活中的不自由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这种不自由感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而当他意识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开始担负自己的天命，开始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
曼德拉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段人生：一是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动南非族群和解。这两段人生在本质上一以贯之，都是避免一个国家处在事实的分裂之中。作为新南非的领导者，曼德拉更希望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希望太阳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监禁，这一剥夺人类自由的刑罚，比起直接戕害身体的刑罚貌似进步。米歇尔·福柯将监禁视为精神的刑罚，其作用主要在于规训，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曼德拉又是幸运的。他不仅没有被训服，反而在二十七年后破茧而出。
曾经关押过他十八年的罗本岛监狱如今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被人称为“曼德拉学校”。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监禁岁月里，曼德拉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一方面，他从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因为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们被锁在幽暗人性的铁窗背后。两种解放所针对的，都是被束缚的人性。曼德拉洞悉人性中被遮蔽的光亮。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定的仁慈和慷慨。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既然恨是后天学来的，那么爱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而且爱在人类的心中远比恨来得更自然。
获得自由的人，同样要经受自由的考验，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对自由的理解让曼德拉变得宽宏大量，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天命。“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想人类历史中的无数革命与苦难，这段话尤显意味深长。笔者相信，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让这个国家从此不生产奴隶。
在《漫漫自由路》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与曼德拉精神有关的词汇：勇敢、仁慈，以及心怀希望。这些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如其所述，“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读马丁·路德·金的传记时也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在恐惧面前让自己免于恐惧的自由。
曼德拉曾经在法庭上念完自己四个多小时的稿子后，静静等待死刑判决。但只要是活下来了，哪怕是在监狱里，也要积极生活——哲学意义上，我们谁又不是在狱中求存呢？在此，我愿意将他的狱中生活概括为“小处安身，大处立命”。
相信许多人都在在曼德拉身上看到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的影子：坚守心中的维度，不被监狱体制化，与恶周旋同时坚守底线，相信人性中的善。此外，力求从小处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曼德拉和狱友们不仅一度争取到了《经济学人》杂志，还给自己开辟了网球场。甚至，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块菜地。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后，有了更大的菜园，近900株植物让他变成了一个“菜农”。种植菜园成了曼德拉在狱中最愉快的消遣，也是他“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些植物的荣发生长除了给了他耐心和时间感，还有其他意义。而且，曼德拉很快注意到，当狱警吃了囚犯种的番茄后，举起皮鞭的手不再那么有力了。
历史上任何直接针对人性的改造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有希望的变革是将人性置于美好的关系（制度）之中，让人性之恶得到规避，人性之善得到弘扬。所以说，不是人坏，是关系（制度）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坏的关系（制度）彻底改变之前，人必定甘于束缚而无所作为。若真如此，新关系（制度）也必然无从建立。
曼德拉谙熟“小处安身”的道理，他很快意识到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前者会以不合规定（制度）为由拒绝给你一条毯子，但走廊内的那位狱警可能会二话不说，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条毯子。这样的交往在曼德拉眼里意义非凡——狱警身上那些若隐若现的人性，虽然短暂无比，但作为人性永不熄灭的火种，却能给他无穷信心。另一方面，监狱里的这些“小处安身”，也是曼德拉“与敌人对话”的开始，所谓“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
当然，上述权宜之计和细碎的希望并不能掩饰苦难本身，肩负天命者还必须于“大处立命”，融入时代的洪流。熟悉南非转型历史的人知道，南非最终能够平稳转型，仍决定于那是一个敌友双方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一合力，远非曼德拉一人所能完成。除了大主教图图、流亡律师奥比·萨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时期的当政者德克勒克。人势已有，时势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无力支持非国大，一直拒绝对话的非国大能否与南非白人政府走向谈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个铁血的独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地走出监狱？
从这些方面说，曼德拉和南非是幸运的。1993年，放下权柄的德克勒克与走出监狱的曼德拉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彰显转型时期当政者与反对派联手推进的积极意义。相较于曼德拉，许多人并不熟悉德克勒克也获过诺奖，大概是因为前者人生实在过于传奇，以至于闪现在德克勒克身上的人性的光辉被部分遮蔽了。对于德克勒克，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有较为公允的评价——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当然，幸运同样给了德克勒克。如果德克勒克遇到的是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的人，他也可能无所作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曾经有人问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他，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一句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为自己尽责，在我看来就是“以己任为天下”，就是“以不负自己之天命而不负世界”。曼德拉的上述遗言让我想起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这是块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几十年前，他因为看到这篇碑文而茅塞顿开，从此放弃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维，努力于让自己成为亲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终于因为改变并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而改变了他的国家。我不确定这段传闻是否属实，但我确定西敏寺已经在2014年3月宣布将为曼德拉安放纪念石，因为这位黑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曼德拉是一个传说，他将以意义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传。2013年初，我在美国开始第二次为期一月的旅行。为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史，我横穿大陆，多次搭乘了夜间巴士赶往下一座小城。在那一次次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中，伴我最多的歌声是黄家驹为曼德拉出狱而写的《光辉岁月》。记得有个晚上，当大巴车穿行至一片雪地山林时，耳畔正好传来“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时竟至热泪盈眶。
一个来自东方的游子，在美国的风雪中怀想起远在非洲的曼德拉，这是一幅怎样穿透黑夜的人类精神交流图景？我们总是盼着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迎来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并非只在将来，更在我们承受并拒绝苦难之时。
2014年8月8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谭振学
勇者曼德拉自传的创作本身就充满着传奇色彩。在狱友瓦尔特·西苏陆和凯西的建议下，曼德拉于1975年在罗本岛狱中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罗本岛监狱当局当时对以曼德拉为首的政治犯管理很严，撰写回忆录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开始数周，曼德拉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吃过晚饭后先睡一觉，然后从晚上10点钟开始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后来，由于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于是只好请病假不去石料厂劳动。监狱当局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觉，夜间秘密地撰写回忆录。为了不让监狱当局发现，曼德拉及其狱友建立起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曼德拉把写好的手稿设法交给凯西，凯西看过后再设法把手稿交给瓦尔特，瓦尔特看过后再交给拉鲁·奇巴。最后，由拉鲁·奇巴把手稿转换成微型速记稿。经过4个月的机智而辛勤的劳作，他们终于共同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按照刑期，狱友麦克将于1976年出狱，因此将手稿带出罗本岛监狱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在麦克出狱之前，厚达500页的手稿必须妥善隐藏。为此，在狱友的帮助下，曼德拉把书稿分成三捆，分别用塑料布包好后埋在了院子内的角落里。不幸的是，后来其中的一捆被监狱当局无意中发现了。这给曼德拉及其狱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麦克于1976年12月份被释放。几经周折，麦克成功地把书稿带到了伦敦。在伦敦，麦克对书稿进行了整理，并设法将书稿打印成册。直到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之后，书稿才经过认真整理正式由英国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该书一面世立即引起了轰动，很快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1995年该书由Abacus（阿巴克斯）公司再次出版。此后，其印刷次数达到27次之多。
曼德拉出身于南非泰姆布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既是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也是姆卫佐部落的酋长。曼德拉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久，泰姆布代理国王容欣塔巴收养了他。容欣塔巴对他非常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在代理国王的监护下，曼德拉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学业，并顺利地考取了福特黑尔大学。在学校里，曼德拉不但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遗憾的是，由于曼德拉坚持原则，拒绝向学校当局低头，最终他不得不选择了中途辍学。
按照他的监护人对他的定向培养，曼德拉本来也可以像其父亲一样做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但是，为了逃避代理国王为他安排的婚姻，曼德拉毅然决然地与代理国王的儿子一起离家出走。他们两人几经周折来到约翰内斯堡，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受尽了各种苦难和磨炼，先后干过金矿保安、律师事务所学徒、律师。在入不敷出的艰难困苦中，他边谋生边学习，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南非大学考试，拿到了福特黑尔大学毕业证。随后，他又考取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这为他后来兴办律师事务所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从事反对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从事律师工作期间，曼德拉亲眼目睹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和黑暗。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早在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并参与组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他先后担任过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副主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1961年，曼德拉创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长矛军（又译“民族之矛”），从而结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无法对南非独裁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为应对南非独裁政府要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曼德拉方案”，简称“曼氏方案”。该方案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曼德拉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斗争。最著名的是“沙佩维尔反通行证法大示威”和“全国抗议日大罢工”。随着斗争的深入，南非白人独裁政府对曼德拉及其他非国大党人的迫害和镇压也逐步升级。曼德拉曾经多次被“禁止”（一种限制人身和言论自由的治安处罚）和逮捕：1953年被禁止参加集会2年；1956年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5年；1962年8月被逮捕入狱，同年11月被判处5年监禁；1964年6月12日被判处终身监禁。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个春秋，其中在罗本岛监狱里就被关押了18年。
即使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把监狱里的斗争看作整个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斗争的一部分，把监狱变成了与白人独裁政府作战的战场和学习的课堂。有人甚至把罗本岛监狱称作“曼德拉大学”。
长期恶劣的斗争和监禁生活并没有摧毁他的身躯和意志，反而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观察问题更加周全，人格魅力得到了升华。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坚强意志甚至感动了监管他的狱警，后来他们彼此竟然成了朋友。这种非凡的人格魅力帮助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世界上最受敬重的政治家。他的贡献已经超越了他的国土。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许多世界级荣誉：1991年，他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1993年7月4日，曼德拉获得了美国克林顿总统授予的“费城自由勋章”；1993年10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98年9月，曼德拉又获得了美国“国会金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非洲人；2000年8月，南部非洲共同体授予他“卡马奖”；2005年，曼德拉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
作为一位当代伟人，曼德拉博大宽广的胸怀备受世人敬仰。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逐渐变成了“大猩猩”，全国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闻之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因之义愤填膺。消息传到曼德拉的耳朵里，他反而非常平静，对这件事并不“过分在意”。他说：“我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看着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慈祥地一笑：“你看我像大猩猩吗？”逗得在场的人笑得合不拢嘴。此后不久，在南非东部农村地区一所新建学校的竣工典礼上，曼德拉不无幽默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好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直笑得前仰后合，曼德拉也会心地笑了。他善于巧用别人对自己的恶作剧来活跃气氛。在这里，幽默成为曼德拉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种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也体现着一种“厚德载物”的至高境界。
2003年年底，我有幸去南非参加了商务部机电司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正是利用这次机会，我购得曼德拉先生的自传——Long Walk to Freedom。当时购买此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拜读，并没有翻译出版的打算。
当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著之后，曼德拉先生那坎坷的人生和志存高远、好学上进、百折不挠、豁达开朗、虚怀若谷、甘愿为人民的利益和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因此，产生了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强烈愿望，以便让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这位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当今世界伟人——纳尔逊·曼德拉。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从1月份正式开始动笔翻译。在周围朋友和同事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翻译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到7月份，基本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书中出现的南非人名的翻译问题。尽管这些人名都采用英文字母书写，但是，由于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部落，其发音往往与英文习惯大相径庭。据了解，即便是南非人，其中包括南非英国人、南非荷兰人，甚至南非其他部落的人，对于出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人的名字，也很难正确无误地把它们读出来。例如，曼德拉的父亲给曼德拉起的名字是“Rolihlahla”。这个名字按照英文发音应该译成“劳利赫拉赫拉”，但是，根据科萨人的发音，这个名字则应该译成“豪利沙沙”。按照英文翻译这个名字不但听起来别扭，而且也无法让南非科萨人接受。为了尽量准确地把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翻译出来，我利用8月份第二次去南非的机会，请教了许多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南非人，使本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名字都基本上得到了核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的同事及亲朋好友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建生和张台安同志，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多幅照片，感谢我的同学及好友李华轩同志，他是本书译稿的第一个读者，并为译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特别感谢姜洪和王萍女士，她们俩在百忙中为我打印了部分译稿，王萍女士还对部分打印稿进行了校对。
另外，由于时间紧，特别是由于自己的翻译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通过我单位办公室的同事与我取得联系，出版社已委托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购得了翻译出版Long Walk to Freedom一书的版权，为曼德拉自传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修改和完善这部巨著的译文提供了机会。
与第1版相比，本版中除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必要的译文修订外，没有太大的变动，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初版的原貌。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再版增加了“译名对照表”部分，一一列出了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名称。
好了！说起曼德拉，译者总是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赞美之情。但是，作为序言已经说得不算少了，因此只好就此住笔。
借此机会，我十分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厚爱！
2010年5月于济南
谨以本书
献给我的6个子女：马迪巴和马卡紫薇（我的大女儿）——
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以及马卡托、马卡紫薇、泽尼和津泽，
我十分珍惜他们的支持和爱；
献给我的21个孙辈和3个曾孙辈，他们给了我巨大的欢乐；
献给我所有的同志、朋友和那些我为之服务的南非同胞，
他们的鼓励、决心和爱国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源泉。
致谢
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那样，本书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我被囚禁于罗本岛期间的1974年，我便暗暗地开始创作本书。没有我的老同志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孜孜不倦的提醒和鼓励，能否完成本书的书稿值得怀疑。
我随身保存的手稿被监狱当局发现并没收了。但是，除了他们独到的书写技巧之外，我的狱友麦克· 马哈拉基和伊苏·奇巴确保将书稿安全地转移到了目的地。1990年出狱后，我也恢复了对本书的完善工作。
自从出狱后，我的日程一直被数不清的责任事务所挤占，因此，留给我写作的自由时间少之又少。幸运的是，我有乐于奉献的同事、朋友和专业人士的帮助。最终，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出书工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十分感谢理查德·斯腾格尔（Richard Stengel），他与我合作完成了本书的创作。在对本书第一部分的编辑和改写中，以及在后面部分的写作中，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回想起我们在特兰斯凯一起散步的那些清晨，在约翰内斯堡谢尔大厦和我在霍顿的家中的许多次长时间的采访，总是令人高兴。特别感谢马丽·普法夫，她协助理查德完成了他的工作。同样感谢法蒂玛·弥尔、皮特·马古巴尼、纳丁·戈迪默和伊齐基尔·莫法莱勒，他们的意见和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志阿迈德·卡特拉达，他在对本书的修改、校订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为书中信息的准确性提供了帮助。多谢我的非国大办公室的职员们，他们耐心地承担起了后勤工作，特别是芭芭拉·马塞凯拉， 她为本书提供了高效的协调工作。同样感谢伊克巴尔·梅尔，他在本书的商务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我十分感谢我的编辑——“Little, Brown”出版公司的威廉姆·菲利普斯，他早在1990年就开始对本书的出版工作提供了指导意见，后来又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工作；也感谢他的同事乔丹· 帕夫林、斯蒂夫·谢利得、麦克曼·马提尔和唐娜·彼得森。我也想感谢盖尔·格哈特教授，她基于事实对书稿内容做了审核工作。
纳尔逊·曼德拉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光辉岁月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致谢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第一部 乡村童年
第二部 约翰内斯堡
第三部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五部 叛国罪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第七部 利沃尼亚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第十一部 自由
［译名对照表］
［纳尔逊·曼德拉年表］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19岁的曼德拉（1937年）
身着科萨传统民族装的曼德拉
行割礼后的科萨族少年
1952年，曼德拉在他与奥利佛·塔博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那是约翰内斯堡第一家黑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
曼德拉练习拳击
曼德拉与温妮结婚照（1958年）
温妮与女儿津泽
温妮与曼德拉的母亲
1958年叛国罪审判期间的曼德拉
曼德拉在伦敦
转入地下工作的曼德拉（1962年）
曼德拉与西苏陆在罗本岛监狱交谈（1966年）
2011年2月，南非比勒陀利亚的最高法院司法大厦底下的囚室，墙上写着著名的“自由宪章”。1963——1964年利沃尼亚审判中的政治犯们被囚于此，曼德拉在审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已做好赴死的准备”。（CFP供图）
2003年11月28日，南非开普敦罗本岛监狱旧址中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牢房。（CFP供图）
1990年2月12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出狱后第二日。左起：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温妮·曼德拉和瓦尔特·西苏陆。（CFP供图）
曼德拉与孙子巴姆巴塔
1990年10月15日，曼德拉访问印度新德里时在圣雄甘地巨幅像下，似在冥想之中。（CFP供图）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黑人城镇居民排队等待投票，多数黑人期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曼德拉获胜。（CFP供图）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共同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职南非总统，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上图：曼德拉在开普敦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图：曼德拉在英国与克林顿和布莱尔一起出席文艺晚宴；下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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