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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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个说法与地理也不符合。最重要的轴心思想家来自小的边缘国家，如希腊、以色列、佛陀的故国萨迦或孔子的故国鲁，而且很难看出，在一个政治落后的强国中，政治上的超越性突破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
最后，这与逻辑也不符。轴心思想是对高端统治的回应，往往和伟大的君王及他们官僚的权力相冲突，最多也是对其保持中立态度。我怀疑，轴心思想对提高社会发展的真正贡献是在后来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所有的大国都利用这一思想为它们服务。在东方，汉朝将儒学改造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指引官僚忠于职守。在印度，伟大的阿育王显然是真的被自己的暴力血腥吓到了，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佛教，但他仍旧不愿放弃战争。而在西方，罗马人先是改变希腊哲学的原有立场，然后再将基督教变成他们的国家支柱。
轴心思想最理性的部分就是其促进了法律、数学、科学、历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所处世界的信息。但图5-1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建造更强的国家、到更远的地方做生意，并在更大的城市定居的过程中，懒惰、贪婪及恐惧的人们发现了更容易、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做事方法。在之后五章中会多次提及一种模式，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新时代相应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当高端统治的国家出现，人们对世界也不再抱有幻想，轴心思想也就相应出现了。
秦国和罗马帝国成功的秘诀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轴心思想是国家重组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只需要看看秦国，一个位于东方文明核心西部边缘的强国。《战国策》是一本有关外交策略的著作，作者不详，书中描述说：“秦国与戎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贪暴好利，不守信用，不知道礼仪德行。”尽管秦国与儒家的主张全然相反，但它在公元前3世纪从东方文明核心的边缘一直扩张到了整个文明核心地区。
在欧亚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来自西方文明核心边缘，且常被比作狼的罗马人摧毁了文明核心，奴役了把他们称为蛮族的哲学家。在公元前167年，希腊人波里比阿被送往罗马做人质，他写了40卷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来向他的同胞解释这一切。他问：“谁这么狭隘或懒惰以至于不想知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公元前220～前167年）罗马人是如何史无前例地统治了几乎整个已知世界？”[10]
秦国和罗马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把在旧核心区域实行的新组织方法和在烽火前线磨炼出的军事手段结合了起来，是两个后发优势的典型，两者都屠杀、奴役并驱逐对手，且两者都促使社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秦国和罗马还是我们称之为暴力悖论的典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血河干涸，他们的帝国让人民变得更加富裕。
秦国和罗马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只是数字而已。两者走了不同的路线，但它们都比对手更善于招募士兵、军事武装以及休养生息。
几个世纪以来，秦国一直是东方战国六雄中最弱的。[11]后来，它开始走向高端统治，在公元前408年实行土地税。无情的战争迫使其他国家向国民征兵征税，并用法家的手段来进行处罚。统治者们千方百计增加收入，高效的治国策略迅速流传，因为不效仿的话就会被消灭。公元前430年左右，魏国开始聚集劳动力挖灌溉渠以提高农业产量，其他国家，（最终）包括秦国，纷纷效仿。赵国与魏国修建长城以保护水田，其他国家也效仿。
在公元前4世纪，秦国国力追上了其他国家。在40年代，商鞅说服秦国国君实行管制和惩罚，将秦国变成了噩梦般的国度，他自己也因此而扬名：
（商鞅）命令居民以5家为“伍”、10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责令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
这并不是独裁主义幻想，从秦国司法官员陵墓中发掘出的竹简表明，秦国向所有野蛮人强制实行律法。
值得慰藉的是，商鞅作法自毙，最后车裂而死。当时，采用高端统治及法制政策的秦国取得了大胜，东方文明核心成了一个武装阵营。在公元前500年，3万人的军队已经算大规模了，但到公元前250年，10万大军也算正常，20万大军也没什么特别的，真正强大的军队规模还要再翻一倍。人员伤亡数相应也变得巨大。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364年，秦军灭了魏国6万大军。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想到秦国士兵以头颅数领赏（字面上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们以上缴敌人的耳朵封赏），所以也不会太离谱。
毫无约束的军队引起了恐慌，在公元前361年，超级大国定期召开会议商讨它们之间的分歧。被称为“说客”的雇佣外交官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出现。一个人可能穿梭于几个大国间，并同时担任这些国家的重臣，和亨利·基辛格一样编织着阴谋的大网。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争吵不休总好过争战不休”，但在公元前4世纪蛮力还是击败了谈判。问题在于秦国。秦国以绵延的群山做掩护，难以攻克，并利用核心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吸纳来自西方的无国家社群，使其军队不断向核心地区逼近。《战国策》称“秦国是‘天下万物’的死敌”，它想“吞下整个世界”。
其他国家意识到它们需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是四个世纪的战争让它们互不信任，相互背叛。公元前353～前322年，魏国建立联盟，但是盟国打了几场胜仗后，因害怕魏国实力比它们强，于是开始攻打魏国。魏国像是被抛弃的情人或领导人，转而投奔秦国。公元前310～前284年，齐国建立了新联盟，结果重蹈魏国的覆辙。之后赵国接过了盟主的衣钵。在公元前269年，赵国战胜秦国。希望在每个人心中萌动，但这个希望太小、太晚了。秦王嬴政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新战略：只要杀很多人，其他国家就不可能重建军队。秦国发明了敌尸清点计数。
接下来的30年里，秦国将领杀了约100万的敌军。关于这段时期的史书充斥着屠杀的凄惨，但在公元前234年秦国斩首10万赵人后，屠杀停止了。之后，秦国就没了劲敌，其他国家选择投降，放弃杀戮。
秦国的残敌走投无路，打算谋杀秦王。在公元前227年，一名刺客绕过秦王的护卫，抓住秦王的手臂，把涂有毒药的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只割断了秦王的袖子。秦王用柱子做掩护，趁机从剑鞘中拔出长剑，把刺客刺死了。
齐国，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公元前221年也被消灭了。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他规定：“我是一世皇帝，我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对此没人敢反对。
罗马建立帝国的过程与秦国不同。公元前521年，大流士登上王位时，波斯已经统一了当时西方文明核心的大部分地区。大流士想瓜分地中海地区财富的欲望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最终摧毁了整个波斯帝国。当时的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已经很发达，能充分利用能源和信息技术，但组织和军事能力不强。所以大流士将它们一一攻破后，用武力威逼它们屈服，但正是武力威逼使这些城邦结合起来，并促使它们提高了组织和军事能力。
因此，当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大军攻打希腊时，雅典和斯巴达放下分歧，一致抵抗。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电影《300勇士》不同）记载了这次使雅典成为联盟之首的大捷战。和东方国家结盟对抗秦国那样，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超过了波斯，于是可怕的雅典——斯巴达大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修昔底德记载，但迄今未拍成电影）。公元前404年，受到重创且饥饿难耐的雅典人被迫投降，撤除海军，拆毁从雅典城到出海口的工事，此时西西里和迦太基也卷入了战争；战争也使部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马其顿，成了希腊经济腹地。
马其顿可以说是个古老的香蕉共和国，资源（尤其是木材和银）丰富但混乱。50年来一直受希腊城邦的摆布，其政治就像是充斥着通奸、乱伦和谋杀的肥皂剧，但在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得到王位，成了马其顿的提格拉·帕拉萨。腓力二世并不需要社会科学家来解释什么是后发优势：他本能地理解并借鉴希腊人的制度来统治其领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动荡混乱的王国。他挖掘银矿，任用雇佣军，并与不可一世的贵族合作，无视希腊城邦。如果没有在公元前336年被神秘刺杀，他一定也会无视波斯。传言说，腓力二世喝醉后，因儿女恩怨而轮奸同性，之后便丧命了。值得一提的是，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在短短4年内（公元前334～前330年）就完成了腓力二世的计划：征服波斯帝国，焚毁波利斯城，东征至印度边界。直到他的军队拒绝继续远征，他才停止扩张。
亚历山大生于幻想破灭的新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是他的导师之一），没有意识到做一个神圣的国王有多困难。[12]虔诚的波斯人认为他们的国王是与黑暗永恒斗争的阿胡拉玛兹达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亚历山大肯定是邪恶的代表。毫无疑问，这个形象问题就是亚历山大努力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的背后原因（第四章中提过）。也许，假以时日他会成功，但他越是想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就越觉得他疯狂。但是时间短暂，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亡——很可能是中毒而死，几位将领互相混战，分割帝国，建立三大王国（也向神权靠拢）。
要是和秦国一样的话，其中一个王国应该会征服其他王国，但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和这位伟大的国王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与希腊开战，借鉴希腊制度并打败希腊，之后又征服了波斯帝国，但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几乎将其全部吞并。
罗马是通过将殖民与发展边缘地区结合起来进行扩张的典型例子。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罗马就深受希腊影响，在与邻国的战争中逐渐变得强盛，建立了高低端相结合的组织模式。最重大的决定由贵族参议院做出，议会以农民为主，通过投票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秦国一样，罗马处于由低端向高端统治模式发展的晚期。罗马从公元前406年开始发放军饷，可能也在同时开始征税。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收入大多靠掠夺而来，与战败的敌国达成协议，向其征兵而非征税。
虽然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反对神圣的王权，但他们很清楚征服与神权的联系。凯旋的将领驾着装饰圣洁的白马战车在罗马城内游行，陪同的奴隶在其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只是凡人。”胜利使神圣的王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强大的征服者可以做一天神，但仅此而已。
对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来说，这种机制并不新鲜，但其高低端统治相结合产生的劳动力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可与秦国匹敌。在公元前480年，波斯20万大军入侵希腊，战败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国力。罗马没有遇到这种限制。一个世纪的战争带动了意大利全部的劳动力，参议院从公元前264年开始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权。
迦太基人将罗马的第一支舰队引进一场风暴中，结果10万罗马水兵葬身海底。罗马于是建了一支更大的舰队。两年后这支舰队在狂风暴雨中惨遭覆没，所以罗马建了第三支舰队，结果第三次失去了海军。在公元前241年，罗马的第四支海军终于打败了迦太基，因为迦太基无法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迦太基花了23年来恢复国力，之后汉尼拔将军率领战象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后方攻击意大利。公元前218～前216年，他俘虏或屠杀了10万罗马人，但罗马军队源源不断地增兵，最后通过消耗战将他打败。和秦国一样，罗马对暴行进行了重新定义。波里比阿说：“罗马人的风格是消灭见到的一切形式的生命，一个不留……所以当罗马人攻下一座城的时候，你不仅可以看到人的尸体，还可以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被砍下的四肢。”迦太基最终在公元前201年投降了。
争战比争论要更受参议院的青睐。仅仅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罗马就开始进攻地中海东部亚历山大继任者的王国，公元前167年将其全部吞并。后来经过与当地部落的连年苦战，罗马军队深入到了西班牙、北非和意大利北部。罗马成为西方唯一的超级大国。
秦始皇建长城与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
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自冰河时期以来再次变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都出现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过轴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养的精英。大城市由多产的农民供应食物，由复杂的贸易网络提供补给。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都比公元前1000年高出了50%。
本章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原理：民族总体来说是一样的。虽然中间隔着广阔的中亚和印度洋，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却各自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主要的区别在于西方仍勉强保持了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西方的社会发展依赖于冰河时期末期由栽培植物和饲养家禽形成的地理位置优势。
本章还阐释了第二个原理：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文明核心的扩张缩小了东西方间的差距，将东西方糅合进了一部全球史，造成了戏剧性的后果。
即使到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兵远征到旁遮普时，受过最好教育的东西方人还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亚历山大向手下保证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包围世界的海洋中沐浴（但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海洋，而是固城林立的恒河平原，于是士兵开始叛乱）。
亚历山大于是掉头回家，将很多叛乱者留了下来。一群人在现在的阿富汗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到公元前150年，该王国征服了部分恒河平原，融合了希腊和印度文化。一本印度史书记载了一个佛教和尚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间的对话，对话之后国王和他的随从都改变了信仰。
巴克特里亚王国值得一提：它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瓦解，这是同时在东西方史书中被提及的最早的历史事件。一两年后，一位来自中国的使节踏上了王国的废墟，回国后将他的精彩经历禀告了皇帝，特别提及了中亚的马匹。在公元前101年，一支中国的远征军踏上了这片土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地反抗的军队可能包括罗马人以及来自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俘，他们经过多次易手后，最后被卖到了中亚山区与中国军队作战。
缺乏浪漫色彩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人和中国人要再过200年才会接触。据一本中国史书记载，一位中国将军在公元97年“派副官甘英前行到西海海岸后返回”。尽管不知这片遥远的海岸具体在哪儿，但可以确定的是甘英到达了大秦王国——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大秦”这个名字体现了中国人眼中自己帝国宏伟遥远的倒影。西海是不是地中海？大秦到底是不是罗马？这两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反浪漫派历史学家认为，大秦国王安敦（应该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在公元166年派遣使臣至中国首都洛阳，才使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相遇。
很可能在此之前，东西方就已经有了更富有成果的接触。但因为参与接触活动的人对受过教育的史书编撰者来讲太卑微了，不值一提，所以不曾在史书中提及。其中一群人是商人。在罗马贵族老普利尼（死于公元79年，因痴迷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结果未能及时逃开熔岩）的鸿篇巨制中，他描写了世界及其特殊性，提到每年有一支商船队从埃及的红海海岸驶向斯里兰卡。实际上有一份叫作《红海旅记》（The Voyage on the Red Sea）的希腊语商业文件流传了下来，类似贸易手册，粗略地描述了印度洋的港口和风向。
罗马商人在印度留下了踪迹。18世纪，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刚在印度定居，就从当地人手中获得了古罗马钱币，但直到1943年，罗马对印度影响的程度才变得清晰起来。那年夏天，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英国殖民者眼看统治即将结束，决定重新发掘被忽视几十年的印度文化遗产。准将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从意大利的萨勒诺前线被调遣至新德里，监管150万平方英里和埃及一样文物丰富的领土。
惠勒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足迹遍布三大洲。他对罗马古迹严谨的发掘工作使英国考古学得到了彻底改革。他的职位变动同样令人诧异。对此，印度爱国主义者质问道：大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还要派个对印度不如对英国本土罗马古迹那样了解的，且已退役的老顽固来呢？
惠勒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证明。一抵达孟买，他就开始了考古之旅。到钦奈（殖民地马德拉斯）后，他发现政府机关因为即将到来的高温酷暑都已关闭，于是决定到当地博物馆消磨时间。“在一个作坊的橱柜内，”他在回忆录中说道：
我的手紧握着一个陶器的瓶颈和长手柄，这个陶器与当地的热带风格迥异。当我看到它时，我想起了那个在新德里议会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罗马人统治下的英国与印度有什么联系？”完整的答案就在这里。
惠勒拿着的是一个在离海岸80英里的阿里卡梅度（彭地治利）挖出的罗马酒缸的碎片。他搭了通宵火车，在小镇的法国餐馆吃过早餐，喝过小酒后，开始寻找罗马人留下来的遗迹。
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套间内存放着三四个博物馆的箱子。我满怀希望，大步走过去，用黏黏的手臂拂去灰尘，仔细观察。一个月内第二次，我的眼睛开始放光。堆在一起的是十几个罗马双耳细颈高罐（酒坛子）的碎片，一盏罗马灯的部件，一块罗马凹雕（浮雕胸针），大量印度陶片——陶瓷碎片、小珠子以及赤土陶器——以及任何学过古典考古学的人都不会搞错的红釉面陶瓷碎片。
惠勒把一块赤土陶器带回新德里后，他拜访了几个从事战争航空摄影的英国考古学元老。“我偶然间得到了一块赭色黏土陶片，”他指的是从阿里卡梅度博物馆得到的红釉面陶瓷，“结果令人满意，有人能理解是多么美好的奖励！”
据考古发现，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三个世纪内不断增加。最近在埃及红海海岸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干枯的椰子、大米和黑胡椒，这些食品只可能来自印度。到了公元1世纪，中国与印度开始贸易往来，两地同时也与东南亚地区有货物流通。
东西方在越过汪洋大海后得以牵手，这么说有点夸张。与其说两者间存在着一张关系网，不如说是一些细线将两端串了起来。一个商人可能通过海运把红酒从意大利运到埃及，另一个可能通过陆路运到红海，第三个可能运到阿拉伯，第四个可能越过印度洋运到阿里卡梅度。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当地的丝绸商人，出售来自黄河流域，被转手更多次的丝绸。
虽然这只是个开始。《红海旅记》提到了一个叫“Thin”的国家，可能是“秦”不标准的发音；后来有个叫亚历山大的希腊人自称到访过“支那”，很可能就是中国。公元前10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军队行军到巴克特里亚，丝绸和香料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流通，而金银向东流通。只有轻巧、昂贵的商品，如丝绸等，在历经6个月5000英里的运输后仍可以赢利。在一两个世纪内，所有罗马贵族死后都会披一条丝绸披肩。中亚商人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
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对于那些统治核心地区的贵族来说很值得庆祝，但对那些将贵族视为比商人还要卑鄙的人来说，却值得担忧。约在公元前390年，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他们身材矮胖、四肢粗壮、肥头圆耳，丑陋畸形，像两只脚的野兽。”他还写道：
他们的外形尽管可怕，却仍是人类，但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艰苦，不用火，不食熟食，靠吃树根、草根和在他们大腿和马背上稍微温热后半生的肉为生。
这些人是游牧民族，对于地主阿米亚努斯来说完全陌生。我们已经谈到过他们的祖先，中亚的游牧民。他们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驯养马匹，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将马匹套在推车上，促进了马拉战车的出现。战车使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750年后陷入混战，500年后被传到了东方。骑在马背上要比驾驶马车更方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匹更大，马具改进，可从马鞍上发射的小型强劲弓箭被发明出来，三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马背上的游牧生活。骑马使地理再次发生彻底改变，逐渐使蒙古一直延伸到匈牙利（都是游牧民族命名的）的干旱平原变成了连接东西方的“草原通道”。
在某些方面，这些草原游牧民类似大帝国边缘相对落后的居民，与希伯来《圣经》中雅各和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用动物和毛皮去换回定居居民的产品。双方都会获利：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和波斯的地毯被用来装饰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的豪华陵墓，而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从游牧民那里引进马匹和弓箭，用骑兵取代战车。
但也有问题存在。巴泽雷克墓葬中除了丝绸地毯外，还有成堆的铁制武器和用敌人颅骨镀金后制成的奖杯，暗示贸易和战争互不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前800年后，寒冷干燥的天气使草原牧场骤减，那些能迅速迁徙，且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牧场后还可以作战的牧民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所有部落都开始骑马，在相隔数百英里的冬季和夏季牧场间穿梭。
他们的迁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公元前8世纪，马萨格泰人向西迁移，越过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遇上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与史前被农民侵占觅食栖息地的采猎者及西西里岛居民在希腊殖民者登陆后遇到的选择一样：他们可以坚守阵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击，甚至推举出国王，或者逃跑。那些放弃的人跨过伏尔加河，导致当时已定居在那里的西米里族人也面临了战斗或逃跑的选择。
在公元前8世纪初，西米里难民开始迁徙到西方的核心地区。他们数量不多，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在农业国家，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劳作来供给军队。在战争高峰期，罗马和秦国军队对平民征兵，每6人征一人；在和平时期，每20人征一人。相反的是，游牧民族的每个男人（也有许多女人）都是战士，从小就与马和弓箭打交道。这是不对等战争最初的例子。大帝国实力雄厚，设有军需官，军队装备有攻城武器，但游牧民族移动迅速，常进行恐怖活动。事实上，他们不迁徙的时候往往忙于互相争斗。
多年的气候变化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相结合，致使西方文明核心的边缘地带陷入了暴力和动乱。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仍是西方最大的帝国，邀请西米里人到核心地区并帮助他们打败对手。起初确实行之有效，在公元前695年，土耳其中部的弗里吉亚国国王弥达斯，据希腊传说称可以点石成金，被西米里人包围都城后自杀了。
虽然消除了像弗里吉亚那样的缓冲国，但是亚述人将自己的心脏地带暴露给了游牧民族。到公元前650年，斯基泰人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他们“行为暴力，无视法律，最终导致了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他们像强盗，来回奔走，窃取每个人的财产。”游牧民族破坏了亚述帝国的稳定，且在公元前612年协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洗劫了尼尼微，之后立即转而攻打米底人。直到公元前590年左右，米底人想出方法来对抗这些诡计多端、移动迅速的敌人。根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个方法就是等他们的领袖在宴会上喝醉后再杀他们。
米底、巴比伦和波斯的国王尝试去应付游牧民族。一种方法是什么也不做，但后来游牧民族洗劫了边疆省份，税收收入因此减少。买通游牧民是另一种方法，但上缴的保护费和洗劫造成的损失一样巨大。第三个方法是先发制人，进军草原并占领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牧场，但这个做法的支出和风险都更大。无须再防卫，牧民可以撤退到寸草不生、干旱的荒原，使入侵者因不能及时补给而垮掉。
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试图在公元前530年对马萨格泰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像之前的米底人一样，他用了葡萄酒战略：先让马萨格泰人先锋部队洗劫他的阵营，在他们喝醉后再将其屠杀，虏获了他们女王的儿子。“你如此嗜血，”托米丽司女王在写给居鲁士的信中说道，“把我的儿子还给我，这样你的军队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你不同意，我以太阳神起誓，我会让血多得让你喝不完。”女王的话应验了，她打败了波斯人。居鲁士的首级被割下，浸在盛血的革囊里。
先发制人的战略一开始比较糟糕，但在公元前519年，波斯的大流士证明了这个策略行得通，他击败了波斯人称为“尖帽斯基泰”的联盟，向其征收贡金并设立了傀儡国王。5年后，他再次尝试，跨过多瑙河，将其余的斯基泰人追击到了乌克兰腹地。和现代很多不对等的战争一样，很难说到底谁赢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大流士幸运地逃生了，但斯基泰人再也不是波斯人的威胁，所以很明显，有些事开始步入正轨了。
在东方，草原骑兵的诞生需要更长时间，正如在东方，战车的普及要比在西方花的时间更长。但是当游牧民连锁反应影响到东方的时候，产生的效应一样强烈。游牧民族的东扩很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犬戎袭击周朝时就已开始了。北方的民族吸纳了新来的游牧民族，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被秦、晋吞并。游牧民族的入侵和东方国家的扩张相结合，减少了缓冲国家，和西方的情况一样。
此时赵国位于边缘地区。和亚述人对斯基泰人所做的一样，赵国招募游牧民骑兵攻打邻国，并将臣民训练成骑兵。赵国采用了一项在西方不常用的战略——消耗战，建立长城阻止牧民入内（至少在贸易和突袭的路线上）。这似乎比战争或付保护费更有效，于是在公元前3世纪各国大量建造长城。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长城绵延2000英里，成本（根据传说）是每建一码要死一人。[13]
秦始皇并不为此担心。事实上，他重视城墙的建造，将这个防御性战略转化成了武器，用长城将游牧民族传统放牧的草场圈入了自己的疆域。后来在公元前215年，他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
长城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地理的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图5-1中推动东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动力——更多能源的获取、更有效的组织、广泛传播的知识、更致命的军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各自由一个大帝国统治，两方的军队和商人甚至深入了两方之间的地区。大草原再也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障碍，而成了一个连接两方的通道。东西方核心的历史尽管相互独立但却非常相似，并开始结合起来。尽管只有极少数的商品、人员或思想从欧亚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但却形成了新的地理现实。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在公元前200年时统治核心地区的大帝国因此而瓦解，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被扭转，西方的领先地位被终结。矛盾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 * *
[1] 西方核心的锡资源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
[2]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塞巴斯蒂亚诺·图萨（Sebastiano Tusa，原为特拉帕尼省考古主管）、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哥德堡大学）、克里斯托弗·普雷斯科特（Christopher Prescott，奥斯陆大学）、迈克尔·科尔布（Michael Kolb，北伊利诺伊大学）、埃玛·布莱克（Emma Blake，亚利桑那大学）、罗塞勒·吉利奥（Rossella Giglio）和卡泰丽娜·格雷科（Caterina Greco）以及塞勒姆人，尤其是乔瓦尼·巴斯科内（Giovanni Bascone）和妮古拉·斯帕尼奥洛（Nicola Spagnolo），各位捐助者以及所有参与这个斯坦福项目的学生和工作人员。
[3] 历史学家通常把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至洛邑到公元前481年，或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不同历史学家观点不同）称为东周。
[4] 如果这是真的，那也无可厚非。但大部分历史学家怀疑事实上是大流士谋杀了真正的司美尔迪斯，并推翻了拥护他的神职人员。
[5] 到公元前1世纪，铸铁技术已在中国普及。将铁矿石加热到1650华氏度，并多次锤击制成熟铁，这一技术直到14世纪才在西方出现。
[6] 这里有一个问题：赵盾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10年左右，但弩在5世纪中叶才开始普及。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左传》实际上是民间故事的集合，只表达了故事大意，关于士和君主真实情况的描写却很少。但这么说可能太武断了。尽管赵盾的故事有很多荒诞的地方，但《左传》的编撰者显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且看得出来这个故事至少是做过修改的。
[7] 但并不是全都这样。耆那教创始人大雄（Mahavira，约公元前497～前425年）来自印度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大致生活在公元前1400～前600年（当时波斯还在西方文明核心边缘），尽管这样，这位伊朗人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归为轴心时代的大师。（我这里不讨论琐罗亚斯德是因为历史资料太混乱。）
[8] 犹太教学校在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后的几个世纪内发展尤为迅速。
[9] 一些理性的历史学家和许多新时代的拥护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他们仍同意东西方存在区别，但他们认为东/南亚的思想解放了人类心灵而西方的抽象主义却将其抑制。
[10] 这只是波里比阿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他根本不知道秦国的存在。
[11] 公元前6世纪有4个大国（晋、齐、楚、秦），之后晋国内战，分裂成3个国家（韩、魏、赵），于是就有了6个大国。一些历史学家把燕国（位于当今北京附近）也算做大国，即第七大国。
[12] 有记载说：亚历山大比波斯国王矮1英尺，当他第一次坐上波斯国王的宝座时，他的脚够不着地面。他的脚晃来晃去，庄严全无，直到侍臣给他垫了脚凳，问题才得以解决。
[13] 秦长城并不是北京一日游中参观的长城（这个是16世纪的）。从外太空看不到长城，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
最美好的归宿：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
“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然是最完美的归宿。”在伏尔泰的经典喜剧作品《老实人》（Candied）中，导师邦葛罗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他的乐观主义哲学。在书中，邦葛罗斯先后遭遇一连串的厄运：感染梅毒，一只眼睛失明，半截耳朵溃烂，遭人囚禁奴役，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绞刑，甚至接连遭遇两次地震。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一切皆善”的说教。
当然，邦葛罗斯这个人物是伏尔泰跟读者开了一个小玩笑，用来讽刺当代哲学的愚昧无知，但是历史上确实曾经涌现出许多真实的“邦葛罗斯”。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东西方核心都被非常富庶的强大帝国所主宰。一位中国诗人曾这样描写：“帝王出游，场面极尽奢华。欢愉无尽，绵延数万年。”对于罗马帝国，古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更加热情洋溢地赞叹：“为了帝国的永存，文明世界一齐祈祷。请求所有的神一起赐予这个帝国，赋予这个城市永恒的繁荣，永不消逝，直到石头漂浮在海面上，直到草木再不发芽。”
那么这些“邦葛罗斯”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导致了图6-1中的情形？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达到巅峰，随后不约而同地出现衰退。这种衰退与之前相比又更进一步。它不仅范围更为广泛，波及欧亚大陆两端，而且影响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长达数个世纪。截至公元4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衰退程度超过了10%；截至公元500年，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倒退了20%。据统计，西方世界社会发展占据领先地位长达14000年，本章旨在向广大读者展现其末尾阶段，并探讨这次衰退的根源所在。
图6-1 一个旧世界——大规模衰退：古代帝国的巅峰时期、衰退时期以及瓦解时期（公元前100～公元500年）
秦汉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古代帝国也不全是“邦葛罗斯”式的人。经历了数百年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在第五章中提及的“暴力的悖论”——战争最终引导和平繁荣的事实——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统一战争刚结束，秦国和罗马帝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在血腥残暴的内战中诞生。秦国很快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而罗马帝国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过程。
在征服战争中，秦朝中央集权的强制机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和平统治阶段，这种机构的运作结果并不理想。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最后的敌人，但是秦始皇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征召男丁，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派遣他们修建自己的陵寝。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他们修筑了绵延数千公里的道路和运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远非如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作为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自命为“天子”，并寄希望于一些招摇撞骗之徒，靡费大量钱财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也许就像现代人买保险那样，他花费36年时间，命令70万男丁修建帝陵。（考古学家已经在秦始皇陵挖掘出数百人的殉葬坑。）
这个占地20平方英里的中国墓葬建筑群（大部分还未被开掘）与埃及金字塔遥相呼应，不相上下。秦始皇陵是一个工作队于1974年挖掘水井时无意中发现的，现在已闻名遐迩。共有六千多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守卫着整个陵寝，它们是世界考古界的奇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司马迁描述秦始皇陵时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名震四方的兵马俑。司马迁将兵马俑略去，转而描述陵墓地下400码宽、周围环绕着水银仿制的秦国河流的青铜宫殿。（1981～2003年的探测调查发现，陵寝地下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水银。）司马迁还补充说，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令将他所有未生育过的嫔妃、知道陵寝秘密的匠人以及秦国数百名高级官吏一起在此陪葬。
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抵抗。王公贵族加以指责，秦始皇强制将其遣送回都城；知识分子站出来反抗，秦始皇活埋了460名反抗儒生；农民发动起义，他残忍地将叛乱者腰斩。[1]
由于秦始皇在国内实施恐怖统治，他刚驾崩就发生了大规模内乱。公元前209年的某天，故事拉开了帷幕：两名下级官吏必须及时将征召文件送去卫戍部队，但是由于突发暴雨，导致他们无法完成任务。而根据秦律，延误军务必定招来杀身之祸。根据司马迁记录，其中一人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发动起义。
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两名起义者很快被处死，但是他们的义举很快传遍全国。不出几个月，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之前各国混战的状态。公元前206年，秦朝覆灭，叛乱演变成可怖的内战。经历四年的野蛮屠杀之后，农民出身的刘邦掌握了局势，随后建立了汉朝。他将8万名俘虏全部处死，宣告从此天下太平，史称汉高祖（或汉高帝）。[2]
罗马与秦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秦国的问题在于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发展步伐，而罗马最棘手的问题是组织机构过于松散。在罗马帝国内部，由富有的年长男性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贫穷市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一个城邦国家的运作来说绰绰有余，但是它们无法胜任对一个帝国的管理，导致战利品堆积如山、成群的奴隶无人处置、国家对那些因战功而极其富有的军事将领疏于防范。公元前133年的秋天，议会成员由于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元老院的元老们居然砸碎他们坐的长凳，互相拳打脚踢，拼死互殴。到公元前80年左右，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底是谁在统治罗马帝国。
尽管罗马在接下来的50年间内战频发，但至少没有像秦朝那样顷刻崩塌。越来越多的军队只效忠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将领，不再遵从为国尽忠的原则。元老院为了遏制这些战功赫赫的军事领袖，只好派他们攻打更为弱小的邻国（反而使得这些将领实力大增），或者任命新的军事将领来讨伐旧将领（结果又引发了新的危机）。到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入侵者，次年遇刺身亡。自此，历史的车轮重新开始转动。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埃及抓捕了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埃及艳后”），他们最终被迫自杀。此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对于长期征战已经深恶痛绝，于是达成一致意见：私底下，他们将对屋大维（后命名奥古斯都）唯命是从，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又假装把他当做普通市民对待。通过这个诡异的协定，似乎所有人都保全了面子。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宣布重建共和国，成为这个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到了公元前1年，东方和西方两个核心都处于独立王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并非毫无悬念。事实上在公元前203年，汉朝的开创者汉高祖曾经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与他最后的敌人分享东方核心的统治权，但他随后违背承诺，将对方杀死，并且掠夺其所有财富。到公元前3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似乎即将分裂，一边是来自罗马的屋大维统治下说拉丁语的西部，另一边则是来自埃及的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统治下的说希腊语的东部。如果汉高祖信守承诺，或者安东尼不那么沉迷于酒精和性爱，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将会彻底改写。然而，当时南亚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位于恒河流域的小城市和小国家不断发展，最后成为类似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先进国家。公元前3世纪，这些城市和国家被庞大的孔雀王朝吞并，建成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秦朝很快就会赶超它）。然而孔雀王朝没有像罗马和秦国那样不断壮大，反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逐步分裂。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整个南亚再一次分裂为众多彼此交战的小国。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分裂灭亡有无数种方式，比如战场失利溃败，君主昏庸无道，贵族脱缰失控，百姓暴动叛乱以及政府运作不良。但是保持国家统一只有一个方法：妥协。在这一点上，汉朝和罗马的统治者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与其他诸侯达成一项协议：将他“国家领土”的2/3分别赏赐给10个诸侯，作为其统治下的半独立国家存在，从而结束内战。汉高祖深知，为了防止新的内战发生，国家需要根除这些诸侯的威胁。如果下手过快，惊动了这些诸侯的话，可能会引发帝国原本想要阻止的战争。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会导致这些诸侯势力过于强大。然而，汉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几次突发的叛乱活动，彻底解除了来自诸侯的威胁。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汉朝皇帝们显然要收敛得多，但他们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面。例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时，也有众多兵马俑随葬（数量是秦始皇兵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只有其1/3）。尽管汉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样，坚信自己是连接人间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伟大的征服者汉武帝之外，汉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称自己长生不死或君权神授。
他们小心谨慎地维持统治。皇帝们与世家大族打交道时，需要抛弃皇家信仰（尽管也可以采取比较实际的做法，即把贵族的财富与宫廷自身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如果想安抚士绅学者，就需要将皇位纳入一个理想化的儒家等级制度模型（在此也有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做法，就是把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认知程度作为入仕的考量标准，而非凭借贵族关系网络）。而在广阔的乡间，维持皇家的权威需要运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轴心时代，皇帝曾经充当世人和祖先、神灵之间的桥梁角色，现在他们要将这种角色与更加现实的措施相结合，诸如减少赋役、缓和严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种妥协带来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并逐渐将东方核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东方核心的统治者们称之为中国（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国”）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为在他们看来，边境线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至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把东方核心看作一个独立整体的意义，并且由于近代西方人的发音错误，将“秦”（Qin）读做“China”，因此西方开始用“China”来称呼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东方核心已经开始向中华民族演变。
罗马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妥协。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结束，胜利者奥古斯都遣散了征召来的士兵，派遣职业军人驻守边防。和汉朝的皇帝一样，他深知强大的军队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中国统治者用犯人和外国人补充军队，意图将其驱逐出主流社会；而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决定将军队安置在较近的范围内，将军队改造成核心社会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
战争成了专业人士的专利，其他人都转投和平之路。像中国一样，罗马吞并了其他的附庸国，并将贵族的财富与国家的财富紧密联系起来。皇帝们如履薄冰，步步谨慎：对待贵族阶层时表现出高不可攀的气势，处理军队问题时要扮演他们的最高统帅，与那些将统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众接触时又要变得神圣庄严。他们运用一种“死后上帝”的策略来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协办法。这种理论声称，皇帝们在死前都只不过是杰出的人类，死后方被拥入神性的怀抱。有些皇帝认为这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例如维斯帕先。他在弥留之际还与朝臣戏谑道：“我想我正在变成神。”
在公元1世纪以前，一种希腊罗马式的文化融合不断发展，当时的富人们可以在约旦到莱茵河区间内的城市游历：他们在风景似曾相识的城市停留，用几乎相同的金制餐具吃饭，观看相似的希腊悲剧，用巧妙的方法间接提及荷马和维吉尔，四处寻觅对其良好教养表示欣赏的志趣相投者。地方知名人士越来越多地得到长老院的认同，本地权贵篆刻碑文时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甚至连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也开始认同自己是罗马人。
这种妥协平息了抵抗行为。在这一点上，当属1979年的喜剧《布莱恩的一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总结得最为全面。雷吉（由约翰·克立斯扮演）是犹太人民阵线的主席，当时的追随者大多对革命毫无热情，因此他试图激起他们内心对罗马统治的反抗怒火，结果却发现他们更倾向于谈论罗马帝国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美酒）。雷吉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罗马帝国的著名问题：“那么好吧。除了环境卫生以外，医药、教育、美酒、公共秩序、愤怒、净水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罗马人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些自由的捍卫者沉思片刻，随后有一人试探性地举起手说：“他们还带来了和平？”雷吉被这个愚蠢至极的回答惊呆了，回复说：“哦，和平……你闭嘴！”
雷吉并未意识到：和平改变了一切，和平带来了横贯欧亚大陆两端的繁荣富强。两大核心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飞速发展。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据我们统计——社会总产量、每单位土地的产量或每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农业产出呈上升趋势。汉朝和罗马的律法不仅为地主的财产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对待农民的财产也一视同仁。各阶层的农民因此得到更多耕地，他们致力于扩大灌溉面积，改进排水系统，购买奴隶或者雇佣劳动力，并且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更加先进的工具。埃及相关史料表明，罗马时代的农民每播种1磅种子就能收获10磅小麦，这对尚未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农业生产来说，无疑是一项傲人的成绩。虽然尚无任何中国农业的相关记录，但是在农业手册中保留下来的农业发现和农业记录表明，中国当时的农业产出也相当高，尤其是在黄河流域。
就这样，农民和工匠将能量获取推向更高水平。然而，当时贵族撰写并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中却鲜少提及这些，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保持沉默。事实上，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此前使用的能量均来自动物肌肉或者生物燃料，但是当时的人类已经发现四种潜在的、具有革命性的能源——煤炭、天然气、水力和风力。
前面两种能源一直处在边缘地带，当时中国有一小部分铁匠将煤炭用于铸铁作坊，四川的制盐者用竹管将天然气抽上来，通过燃烧来蒸发海水中的水分。但是，后两种能源的发展完全不同。公元前1世纪，罗马和中国都发明了水车，为磨坊提供动力研磨谷物，以及加热熔炉。目前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当属公元100年后建于法国巴贝格地区的水车，它拥有16个互相连接的轮子，可以产生30千瓦的能量，基本等同于100头公牛（或者两辆全速行驶的福特T型车）所产生的能量。这种水车轮子大多较小，但是一个普通的罗马磨坊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10个壮年男子用脚踩轮子产生的能量。
然而，风力和水力的广泛使用并非来源于新型水车，而是来自对旧航海技术的革新。除非能够找到将生产出来的数千吨小麦、数百万加仑[3]酒和几十亿颗铁钉运送到潜在买主所在位置的方法，否则根本没有人会生产这些东西。因此，规模更大、条件更好且价格低廉的船运（以及港口、运河）几乎和耕地、水车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贸易和工业发展是同步的。
图6-2很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西方发展状况，将不断增长的海难船只数量和2005年针对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沉积物调查研究中记录的铅污染水平对比。（之所以调查海难船只，是因为缺少现存的关于古代船运的书面记录，因此——除非随着时间推移，船长们莫名其妙地变得笨拙，因而经常在驾驶船只时发生触礁事故——海难船只数量最能体现出当时船运发展的程度；之所以调查铅污染水平，是因为作为银加工业的衍生物，铅对于地球化学家来说是最容易展开研究的同位素。）图中，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且都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这体现出当时贸易和工业发展的紧密联系（以及对于环境发展来说，古罗马时期绝非黄金时代）。
我们还无法将图6-2与东方发展的相应图表做比较，因为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搜集到可以计量的足够数据。然而现存资料表明，公元前300年后东方核心的贸易发展相当繁荣，但是仍不及西方核心发展程度高。举例来说，近期一项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马帝国当时流通的货币数量大约是汉代的两倍，并且当时罗马最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是中国富人财产的两倍之多。
这种贸易发展的差异性很可能与两者不同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在罗马帝国，90%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地中海10英里范围内。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方核心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带来了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持续性破坏。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完成对整个海岸线地区的征服之后，罗马帝国立即终结了这种破坏行为。当时的地中海已经构建起四通八达且价格低廉的水路运输系统，得益于此，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图6-2 商品和服务：地中海海难船只数量和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铅污染水平的平行增长趋势。沉船数量以及铅含量已经做过标准化处理，因此能够在同一纵坐标上对两者进行比较，公元前1年两者数量均计为100
然而，对于汉朝来说，居住在近海以及靠近河流的人口比例较少，而且并非所有的河流都能随时保持畅通无阻。罗马的军事扩张保证了一个新经济疆界的稳定发展，那里的农民能够将最先进的农耕技术运用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然后再卖出农作物，满足意大利和希腊城市的粮食供应。然而秦朝和汉朝缺少像地中海那样的水运通道，因此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一些汉朝皇帝通过疏浚黄河和渭河，以及修建人工运河绕开难行区域等手段，试图提升中国的交通运输水平，但是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难题，也就一直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
在东西方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两股相似的力量，分别起着拉动和推动作用。所谓拉动作用就是指国家的发展壮大。罗马和汉朝的征服者在各地广泛征税，并将多数税收收入用于扩充边防军队（当时罗马大约拥有35万军队，中国拥有至少20万军队）和建设庞大的都城（罗马都城大约有100万居民，而汉代都城长安大约拥有50万居民）。东西方核心都需要将食物、商品和钱财从富裕、纳税的地区运送到穷困、消耗国家收入的人群聚居地。
泰斯塔西奥山（也称“碎陶片之山”）是位于罗马郊区的一个遗址，它充分展现了西方这股拉动力影响范围之广。和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相比，这座仅有150英尺高、杂草丛生且到处散布着破损陶片的土堆实在是相形见绌，但是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就是建造于意大利的“埃及金字塔”。长达3个世纪的岁月里，共有2500万个储藏罐被丢弃至此，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罐子大多用于储藏橄榄油——共两亿加仑的橄榄油——并将其从西班牙运至罗马，那里的城镇居民将橄榄油广泛应用于烹饪、沐浴[4]以及燃烧照明。站在泰斯塔西奥山上，你会深切体会到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几乎无所不能，从而心怀敬畏。而这不过是罗马众多垃圾填埋场中的一个。
第二股力量起到推动作用，其运作原理大致与气候变化相似。公元前800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冷，使得落后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引发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扩张运动。到了公元前200年，持续性的地球轨道变更带来了气候学家口中的“罗马暖期”。冬季风不断减弱——对于地中海和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农民来说是个坏消息，但对于那些从先前的全球变冷趋势中孕育而生的先进国家来说，东西方社会已经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不仅能够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够进一步对气候变化加以利用。尽管世事艰难，但逆境也加速了人类的多元化进程和开拓创新的步伐。人们重新开始使用水车和煤炭，并且通过船运将货物送往各地，从而发掘当地的独特发展优势。先进国家为贸易发展提供了道路和港口，以增加船运活动的利润，还提供了军队支持和法律条款，以确保利润的安全性。它们甚至非常明智地宣称：富人应该支付更多税款。
高端国家还将统治范围由原本的核心腹地扩展到受暖期影响而更加多产的地区——例如西部的法国、罗马尼亚和多雨的英格兰，以及东部的中国东北、朝鲜和中亚地区。尽管他们自身并未意识到，但实际上东西方的皇帝们选择两面下注，因为尽管气候变化对温暖地区造成了一定损害，但同时也为寒冷地区带来了诸多效益。在罗马，商人们依托地中海将商品运往各地，由此获取巨额利润；而在中国，大河往往不如地中海便捷通畅，因此利润也相对较少。但就整体来说，东西方贸易发展程度相差并不大。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历经各种战争、奴役和屠杀，孕育出一个富足的时代，也酝酿出本章开头提到的民众的过分乐观情绪。尽管富裕的成果并没有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因为当时农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哲学家或者国王的数量，但是当时存活下来的大城市人口已经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居民数量，而且整体来说这些人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拥有更多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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