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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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000年，当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埋葬老妇人和她的小狗时，他们早就已经频繁种植黑麦，收获更大的种子。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却是西方发展的萌芽。
失乐园
在地球的另一端，并没有出现小狗与黑麦，有的只是冰川在不断地融化。大约一万年前，融化的冰川冲刷出了北美洲，有了中西部平原。现在这些冰川的融化将这个树木日益增多的平原变成了一块沼泽之地，蚊虫滋生。生态学家将此称为“喝醉了的林地”——地面太潮湿了，那些树木根本就无法直立。巨砾和还未融化的冰块将冰川径流困在了大湖里。其中最大的冰川湖是阿加西湖，它是以一位瑞典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科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球性冰河时期。到了公元前10800年，阿加西湖几乎占了西部平原25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是现在苏必利尔湖的4倍。接着，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导致阿加西湖最终枯竭。
与现在的很多灾难相比，阿加西湖的枯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例如，在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可信的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丹尼斯·奎德（Dannis Quaid）扮演了一个名叫杰克·霍尔的科学家（显然也是唯一的科学家）。他意识到全球变暖将在第二天导致冰盖崩溃。总统召见了他。在白宫里，他告诉总统，一场超级风暴就要发生，到时温度会降到零下150华氏度，阻断墨西哥湾暖流——正是这一暖流将热量传递到北欧沿海地区，使得英国伦敦的冬天不像安大略省伦敦市那么寒冷。霍尔认为，这场超级风暴将引发新的冰河时期，使得北美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毫无疑问，总统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几个小时之后，暴发了超级风暴，霍尔的儿子被困在了纽约。后来就是一系列的英雄事迹。
我不会把故事的结果告诉你，但我要说的是，公元前10800年左右，当阿加西湖突然使墨西哥湾暖流停止流动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虽然没有超级风暴，但是当湖水流入大西洋时，整个世界在12000年里，都进入了冰河时期（地质学家将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仙女木是寒冷气候的标志性植物，用来命名北欧地区出现的寒冷事件）。侧翼丘陵区永久性村庄的人们食用野生谷物，使得食物剩余成为可能，老鼠和狗长得不那么肥壮了，种子也变得更少、更小了[4]。
人类从伊甸园里被赶了出来。大多数人放弃了常年居住的村庄，形成了更小的群体，然后继续在山坡游荡，寻找下一顿的食物，就像冰河时期最冷时他们的祖先那样。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动物骨头显示，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到了公元前10500年，瞪羚变得越来越小。早期人类牙齿上的釉质说明他们从小就缺乏营养。
之后人类再也没有面临同样规模的灾难。事实上，要找到可以与之相匹敌的，我们就要来看看科幻小说了。1941年，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上发表了名为《夜归》（Nightfall）的科幻小说，当时他刚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故事发生在拉加什，这个星球有6个太阳。无论拉加什星球上的人民去哪里，都至少有一个太阳照耀着，并且总是白天——除了每2049年发生一次日食，此时太阳排成一条线，月亮位于太阳前方。天空变黑了，星星出来了，恐惧的人们做出种种疯狂的举动。日食结束的时候，拉加什的人们也摧毁了自己的文明，回到了野蛮的状态。在接下来的2049年中，他们又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到下一次日食发生的时候，又开始了这个过程。
新仙女木事件就像修订版的《夜归》：地球的运行变化使得冻川融化不断交替，每隔几千年就发生诸如阿加西湖枯竭这样的悲剧，把历史抹得一干二净。虽然《夜归》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票选《夜归》为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说，我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它并不是用来思考历史的绝佳例子。在真实世界中，即使是新仙女木事件，也不能像《夜归》那样将过去完全抹去。事实上，我们不妨追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在阿西莫夫成为作家前的2500年——他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是一个著名的悖论：当你第二次踏进这条河的时候，是新的水流而不是原先的水流在流淌，它已经不是你上次踏进去的那条河了。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经历两次同样的冰河时期。公元前10800年左右，当阿加西湖消失的时候，侧翼丘陵区的社会已经和冰河时期前的社会不一样了。与阿西莫夫笔下的拉加什星球的人们不同，当自然界使人类生活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地球上的人类并没有发疯。相反，他们运用自己独特的技巧和聪明才智，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仙女木事件并没有让时光倒流。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时光倒流。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新仙女木事件非但没有使人类接近末日，反而加快了创新的发展。就像所有的科学技术一样，用来鉴定阿布胡赖拉丘最早进行人工种植黑麦的年代的科学技术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阿布胡赖拉丘的发掘者指出，虽然先前提到大颗黑麦种子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新仙女木事件发生之前，但是有可能在500年后，人们才开始收获黑麦种子——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也许阿布胡赖拉丘的妇女不是出于懒惰或者贪婪才去种植黑麦的，也许她们只是出于恐惧。由于气温降低，野生动植物减少，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很可能在尝试种植作物后，发现精心种植的作物能够产出更多、更大的种子。一方面，寒冷、干燥的天气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种植谷物；另一方面，天气越恶劣，人们越有动力去人工种植谷物。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新仙女木事件时，采集者扛着几袋种子，将这些种子撒在看起来容易生长的地方，防止它们受到自然界的破坏。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观点的真实性与否。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侧翼丘陵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四处寻找食物来应对环境灾难的。法国发掘队在穆赖拜特——就在阿布胡赖拉丘的上游，发现了建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一个村庄。在阿萨德湖淹没这个村庄前，发掘队只挖掘出了25平方英里的面积，但是已经足以看出这里的村民曾一起努力获得大量的野生植物和瞪羚。在一个建于公元前10000～前9500年的房子内，考古学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个泥土制成的凳子里，嵌着欧洲野牛的角和现代公牛的祖先的肩胛骨。
发生新仙女木事件前，没有哪一个地方会有这么奇怪的事，但是发掘者在建于公元前10000年后的村庄中，发现了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事情。例如，1986年发现的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柯尔梅斯·德雷。人们只挖掘出了两个小地沟，一个地沟的位置正好对着一个煮食野生食物的区域，就像恩·马拉哈或者阿布胡赖拉丘那样，而另一个地沟则没有任何室内活动的迹象。但是，它有一排三间圆形小屋，每一间宽12～15英尺，距地面5英尺。第一间屋抹上了灰泥，有四根支柱。这四根支柱紧密排列，因此要在房内走动显得比较困难。其中一根支柱保存完好：黏土浇注，抹上石灰，一端逐渐变窄，在靠近顶部处有奇怪的突起，使得它看起来就像是人体躯干。这间房间里有大量泥土（显然是特意的），泥土里是一些动物的骨头和诸如石珠这样不寻常的物品。然后人们几乎在同样的地点挖掘出了另一间房间。和第一间房间一样，这间房间也抹上了石灰，装满了大量泥土。第三间房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六个人类颅骨。这些颅骨没有下颌骨，刚刚露出地面。这些颅骨很不完整，表明它们在四处流传很久之后才被埋在这里。
这些人究竟在做些什么？在考古学家中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每当我们无法确定挖掘出来的是什么时，我们就说这与宗教有关（当我在西西里岛挖掘出一个我认为与宗教相关的遗址时，我不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了）。当然，问题是，我们无法挖掘出过去的信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考古学家谈论史前宗教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编造。
如果我们把宗教定义为对强大、超自然而且往往无形的神秘力量或者实体的信仰——这些神秘力量或者实体关注人类，同时也希望人类能够关注它们——那么我们就能认出（如果不一定要理解的话）宗教仪式的废墟，人们通过这些仪式与神圣的世界进行交流。
宗教仪式因文化而异。例如在某些地方，只有当你把一只活着的白羊的鲜血倒在某一块石头的右边，或者只有当你脱下鞋子，双膝跪下，朝着某一个方向朝拜的时候，或者当你向牧师忏悔你的罪行时，那些强大的神秘力量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行为。虽然宗教仪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许多宗教仪式要求有特殊的地点（山顶、洞穴和不寻常的建筑等）、物体（雕像、图案、珍贵或者外来的物品等）、运动（游行、朝圣等）以及衣服（要非常正式）。宗教盛宴非常流行，同样流行的还有斋戒，目的是使人们进入全身心的静修状态。失眠、疼痛、反复唱诗、唱歌或者吃药都具有一样的效果，可以使真正圣洁的人产生幻觉。
这些遗址包括一切：奇怪的地下房间、像人一样的支柱、没有下巴的颅骨——虽然在对宗教的考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推测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人类对新仙女木事件的宗教反应。整个世界都非常寒冷，植物濒临死亡，瞪羚正在消失。这些使得人们很自然地会向上天、神灵以及祖先寻求帮助，人们也很自然地选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地点来与神圣的世界进行交流。柯尔梅斯·德雷的那个圣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扩音器，放大人们寻求帮助的声音。
公元前9600年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世界变得暖和，此时侧翼丘陵区与3000年前的情形并不一样，当时世界在经历了冰河时期后也开始变得暖和。全球变暖也没有两次踏进同样的社会。在早期的温暖时期，诸如恩·马拉哈地区的人们开心地享受着自然界的丰富资源，而公元前9600年后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则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了宗教。公元前9600年之后建立的很多地方都有精心埋葬的人类和野牛的颅骨，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公共圣坛的大型地下房间。在叙利亚的杰夫阿玛地区，法国考古学家在一个大的地下房间周围发现了10所多功能的房子。一张凳子上摆放着一个人类头颅，在房间的中间，是一个没有头的骨架。这看起来就像是活人献祭。
最令人惊讶的要数哥贝克力山丘。它坐落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土耳其南部。自1995年以来，德国和土耳其的挖掘者已经挖出了四个凹陷的房间，高10英尺，宽30英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或者更早。就像那些在柯尔梅斯·德雷发现的更小、更早的房间一样，每一个房间都特意填满了东西。房间里都有T形石柱，有的石柱甚至有7英尺高，雕有动物纹饰。根据古地磁测年法，至少还有15个巨石遗迹埋在地下。这个遗址可能总共有200个石柱，其中许多都不止8吨重。挖掘者还在一个矿场发现了一个重达50吨、高约20英尺的未完成的石柱。
早期的人类仅靠打火石完成了这些工程。虽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的山顶会如此的神圣，但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宗教圣地。也许它是一个欢度节日的地方，几百个人在这里一次聚上几周，雕刻石柱，然后把石柱拉到房间立起来。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体合作。
人类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希望在面对灾难时获得神灵和祖先的帮助。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怀疑这些神灵以及祖先的灵魂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宗教仪式却可以被当做社会黏合剂。毫无疑问，那些相信通过宗教仪式会获得神灵帮助的人会更加坚强地面对困难，并且无论情况多糟，都能团结在一起。
到了公元前10000年，侧翼丘陵区的发展早已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停地在洞穴和野外之间变换着住处，就像2004年在中国的龙王发现的遗迹那样，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活动的就是一些烧土遗迹。在这个遗址发现的一块破碎的页岩或许只是一块普通的石铲，意味着人工种植谷物的时期开始了，但是这里没有像阿布胡赖拉丘那样饱满的黑麦种子，更不用说诸如穆赖拜特和柯尔梅斯·德雷那样的遗址了。美洲最广为人知的遗址要数一间装满了弯弯的小树苗的小屋，它是由一群细心的挖掘者在智利的蒙特沃尔德发现的。在印度，考古学家还没有更多发现。散落的石器是唯一可以证明有人类活动的证据。
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变化的天堂：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
到了公元前9600年，地球再一次变得暖和。这一次，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已经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了。他们马上（所谓的马上，是在当时看来）又开始了耕种。到了公元前9300年，约旦河谷地区种植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比那些野生的种子要大得多，人们也开始修剪无花果树，以提高产量。目前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谷仓——黏土建造的小屋，宽和高各10英尺——就是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出现在约旦河谷的。在那个时候，人工种植已经在侧翼丘陵区至少7个地区发展起来了，从现在的以色列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到了公元前8500年，饱满的谷物种子在整个地区都已经很常见了。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个地区的变化发生得非常慢，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侧翼丘陵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植物的基因，使得这些植物只能人工种植，必须依靠人类来生长。就像狗一样，这些植物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它们那样。
像动物一样，这些植物进化了，因为它们的DNA传到下一代时发生了随机突变。植物的突变偶尔会增加植物繁殖的概率。当环境也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相当普遍，就像永久性村庄的产生使得小型、温顺的狼比那些庞大、凶猛的狼更受欢迎，或者就像人工种植使得饱满的种子比个头小的种子更具优势。我之前已经提到过，野生谷物的繁殖需要等它的种子成熟后落到地面，外壳破碎，然后种子才能生长。但是有一些植物（也就是一百万分之一或者两百万分之一的概率）的基因会发生随机突变，而这个基因加固了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叶轴，也加固了保护种子的外壳。当这些种子成熟后，它们并不会落到地面，外壳也不会破碎。这些种子会等着采集者来把它们拾起。但是每一年在采集者到来之前，那些变异的植物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们的种子无法进入土壤，从而使这个突变成为不利的突变。如果人类摇晃这些植物，拾起掉落的种子，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突变的种子不会掉落，它们会再一次死亡。
考古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了这种情况，但是这往往涉及人类的贪婪。妇女（再一次，我们认为是妇女）花了大量的精力给最好的草地锄地、除草和浇水，她们想尽量多地从她们种植的植物中获得食物。这意味着她们每一次到草地中去都要摇晃几次那些植物，然后她们肯定会意识到，无论她们摇得多么用力，一些固执的种子——那些叶轴坚硬的突变植物——就是不会掉落。所以人们很可能就会直接把这个令人讨厌的植物连根拔起带回家。毕竟，小麦和大麦的植株并不重，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遇到这种植物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如果那时妇女从一堆种子中随意挑选一些种植，那么这些种子中就会既有突变的种子，也有正常的种子。事实上，突变的种子会更多一点，因为有一些正常的种子在掉落后消失了。因此每一年她们种植植物的时候，所种植的突变植物的数量就会略有增加。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的人们觉察不到这个过程，但是它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像垃圾对老鼠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她们在几千年里，而不是一两百万年里，就从基因上改变了植物。挖掘发现表明，直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还没有出现完全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不过，到了公元前8000年，我们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植物中有一半有着坚硬的叶轴；而到了公元前7500年，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坚硬的叶轴了。
懒惰、贪婪和恐惧往往带来进步。人们发现，在园子里第一年种植谷物，第二年种植含蛋白质丰富的大豆的话，土壤就会变得肥沃，同时也令自己的饮食更加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种起了小扁豆和鹰嘴豆。人们把小麦和大麦在粗糙的磨石上捣碎，去除杂质。之后，他们发明了新的饮食方式——他们利用黏土烘制出防水的锅，用来煮食。如果我们可以将当时的妇女与现代的农学家进行对比的话，正是她们做出了大部分或者说全部的创新，同时，她们也知道了如何将亚麻织成衣服。动物的皮和毛已经不受欢迎了。
当妇女在种植植物的时候，男人（很可能是男人）开始养殖动物。到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现在的伊朗西部成功养殖了山羊，山羊的基因后来得以进化，个头变得更大，性情变得更加温顺。公元前7000年前，牧人把欧洲野牛驯养成了今天温顺的奶牛，把野猪驯养成了家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他们渐渐知道，不应屠杀所有的动物来获得食物，而应留着一些来获取羊毛和牛奶，并且——最有用的是——可以利用它们拉车[5]。以前，人们搬运东西只能用肩扛，自从给牛套上挽具之后，人就省力多了，因为牛能运载的货物是人类所能运载的三倍。到了公元前4000年，牛拉犁使得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养融合在一起。人们继续忙碌着，直到又过了6000年左右，人类才在工业革命中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这些新能源。
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乘坐长途航班时，往往害怕旁边坐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但是我们不妨想想早期的妇女采集者，她们每年都要背着孩子走上几千英里的路途去采集植物。显然，她们并不想要太多的孩子。无论她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会用母乳喂养孩子到三四岁，从而减少怀孕次数（产生母乳会阻止排卵）。冰河时期的采集者很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但是随着她们渐渐定居下来，她们开始不需要这么做了。事实上，生育更多的小孩成了一个优势，因为这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最近的骨骼研究表明，早期的农村妇女通常待在同一个地方，储存着食物，生七八个小孩（其中可能有四个能存活到一岁，三个存活到生育年龄），而她的祖先只会生五六个小孩。人们种植的作物越多，就能养活越多的孩子。当然，他们养的小孩越多，就要种植越多的作物。
于是人口激增。到了公元前8000年，一些村庄甚至有500个村民，是新仙女木事件前恩·马拉哈等村庄的10倍。到公元前6500年，在现在土耳其的恰塔勒胡由克，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人。这些村庄急剧膨胀，因此，它们也就面临着潜在的问题。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对恰塔勒胡由克的沉积物进行分析，发现人们把臭烘烘的垃圾和粪便倒在房子之间，堆积如山，然后这些垃圾和粪便被踩成了尘埃和烂泥。这些脏东西会吓退采集狩猎者，但是显然会对老鼠、苍蝇和跳蚤有利。我们可以从被踩成泥地的几小块粪便中看出，人们也在室内饲养动物。约旦艾因加扎勒遗址发现的人类骨骼表明，到公元前7000年时，肺结核已经从牛群传染到人类。人们定居下来，种植更多的作物，增加了人口，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养活更多的人，会产生更多的细菌，这些都增加了死亡率。每一个农村在刚形成时的几代往往会迅速发展，直到它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平衡。
虽然很肮脏，但很显然，这就是人们想要的生活。采集狩猎者群体有着广阔的地理活动范围，但是社会活动范围却很狭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人类没有改变。早期农民的生活正好相反。你的一生可能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庄里——这个村庄到处都有圣坛，有盛大的节日和宴会，有住在坚固房子里的爱说闲话的邻居，他们的房子抹上石灰，屋顶还是防水的。在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小屋既拥挤，又烟雾缭绕，还散发出恶臭，但是它们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因为人类不用再居住在潮湿的山洞里，也不用在下雨时在树下缩成一团。
早期的农民改变了环境，把它变成了同心圆——在圆的中心，是他们的家，然后往外依次是邻居、耕地和牧场。牧羊人在冬夏季节的时候，把饲养的动物赶到这些牧场。在这些牧场之外是一个野生、不受约束的世界，在这里，有着吓人的动物和野人等。一些挖掘者发现了一些刻有几条线的石板，在一些考古学家看来，这些线条画的就是林间小道。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杰夫阿玛地区的村民和现在被阿萨德湖淹没的一些地区的人们似乎已经开始书写原始文字了，他们把蛇、鸟、农场动物和一些抽象的符号刻在石头上。
我们可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通过将这些心理结构作用于他们的世界，也驯养了自己。他们甚至给“爱”赋予新的意义。夫妻之间的爱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很自然的，在人类身上延续了几百万年，但是农业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新的力量。采集者原先总是把自己的知识告诉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如何找到成熟的植物、野生的动物以及安全的洞穴，但是农民传给下一代的东西更具体。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现在需要财产——房子、土地和牲畜，更不用说诸如水井、墙壁以及工具这样的东西。显然，第一批农民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共同分享食物，甚至还一起煮食，但是到了公元前8000年，他们建起了面积更大、功能更多的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专门的储藏室和厨房。他们还有可能把土地变成了私有田地。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小型的家族，家族成为几代人之间传递财产的最小单位。孩子需要这种物质的继承，否则的话，他们会变得非常贫穷。财产的传递成为关乎生死的重要事情。
有迹象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产生祖先崇拜。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例如柯尔梅斯·德雷地区没有下颌的头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祖先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死去的几代人的尸体埋在房子下面变得很常见，这种方式似乎能够充分表现出财产与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还不仅仅将尸体埋在地下，他们会在尸体腐烂之后再挖出来，把头颅拿走，然后再把无头尸体埋入地下。他们利用石灰，在头颅上制作出面容，在眼眶里装上贝壳，然后画出一些诸如头发这样的细节。
考古行业是男人的天下，而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考古学家。她在西岸的杰里科遗址进行挖掘时，率先发现了这个可怕的风俗。不过现在考古学家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抹上石灰的头颅。人们究竟对头颅做了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我们只发现了那些重新被埋起来的头颅。大多数头颅被放在了深洞里，不过在恰塔勒胡由克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位埋葬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妇女，她将一个头颅抱在胸前，这个头颅曾不止三次被抹上石灰和涂成红色。
早期农民与尸体如此亲密的接触会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恶心，但是显然，这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有着重大意义。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了祖先是最重要的超自然存在。祖先遗留下了财产，使活着的人不至于饿死，活着的人因此对他们表示敬意。财产的传递很可能是通过神圣的宗教仪式进行的，这样就能说明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人们也有可能利用头颅来召唤祖先的灵魂，问他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耕种，去哪里捕猎或者是否袭击邻居。
整个侧翼丘陵区都出现了祖先崇拜。在恰塔勒胡由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尸体埋在房子下面，祖先的头颅也被抹上了石灰。在艾因加扎勒，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处深坑，坑里有真人大小的塑像和半身像，是用涂上石灰的芦苇做成的。一些雕像有双人头，大部分雕像都有大大的眼睛。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土耳其东南部恰约尼地区的人们建起了被挖掘者称为“死亡之屋”的地方。在祭坛后面，藏着66个头颅和400具骷髅。化学家检测出，祭坛里的沉积物是人类和动物的血红蛋白结晶。黏土碗上有更多的人血，并且另外两个房子里也有沾满血污的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还刻着人头。这相当令人难以置信。它听起来就像是一部惊悚电影——受害者被绑到祭坛上，挣扎着，牧师用锋利的火石割开他们的脖子，然后把他们的头锯下，储藏起来，敬奉者喝着他们的鲜血……
或许不是这样。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东西并不能证实或者推翻这样的假想。不过，这些塑像以及“死亡之屋”似乎暗示出现了宗教专家，他们用某种方式令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接近超自然力量。也许他们能够进入昏睡状态，也许他们能够更好地描述幻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牧师可能是第一个享有制度化权威的人。也许，这就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起源。
无论正确与否，等级制度在家庭内部发展得最快。我已经说过，在采集狩猎社会，男人和女人各自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男人主要进行狩猎活动，而女人主要负责采集活动。不过现代研究表明，驯养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分工，把妇女限制在了家里。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使得大多数妇女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怀孕以及照顾小孩上。农业的变化——很可能是妇女带来的变化——更加强了这种现象。人工种植的谷物比野生谷物需要更多的加工处理。因为妇女可以一边照看婴儿，一边在家打谷、研磨和烘烤，所以这些就变成了妇女的工作。
当出现土地辽阔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如早期的耕种时期），人们往往开垦大片土地，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和拔草。如果出现人口增长，而农田的产量却没有增加的情况（就像公元前8000年后的侧翼丘陵区那样），人们就会更努力地耕作，通过施肥、犁地，甚至灌溉从每一块土地上获得更多的食物。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上半身的力量。有很多女人跟男人一样强壮，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人负责户外工作，女人则负责室内工作。成年男人在农田里耕作，男孩照料牲畜，妇女和女孩做着比以前更加明确的室内工作。考古学家在阿布胡赖拉丘发现了162具公元前7000年的骷髅，通过研究，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性别差异。男人和女人的上背椎骨都变大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头上经常顶着沉重的物体，但是只有女人的脚趾有关节炎，这是因为她们在研磨谷物的时候，长时间跪着，用脚趾发力。
除草、清理石块、施肥、浇水和犁地都能增加产量，并且继承一块精心照料的土地，而不仅仅是任意的一块土地，对一家人的财富来说有很大的差别。公元前9000年后宗教的发展方式表明人们开始在意祖先和继承，我们不妨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把宗教仪式与其他制度结合起来。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现代农民想要确保将来继承自己财产的人是他们的亲生孩子。采集者对性的随意态度使得男性产生了对女儿婚前贞洁以及妻子婚外行为的诸多担忧。传统农业社会的男性一般在30岁左右结婚，也就是在他们继承财产之后，而女性一般在15岁左右结婚。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模式是在农业产生的同时产生的，但是这很有可能。例如，公元前7500年之前，一个女孩往往是在父权下成长的，到青少年时期，她从父权手中被移交到夫权手中。婚姻可能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例如一个已经拥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人与另一个财产相当的人结婚时，就会巩固他们已有的财产。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有值得继承的东西就意味着有值得被偷的东西。公元前9600年之后，侧翼丘陵区的防御工事和有组织的争斗迅速增多，这显然并非巧合。现代采集狩猎者的生活充满暴力，由于没有真正的等级制度约束他们，年轻的狩猎者往往认为杀人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在很多集体中，这就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为了能够住在一起，人们不得不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那些能够处理这些暴力的人将发展得很好，并且能够利用暴力从其他部落夺取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在杰里科遗址发现的。史上关于杰里科的各种记载，莫过于《圣经》里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约书亚率以色列大军围攻杰里科，鼓号齐鸣六天六夜，终于在第七天城墙倒塌，大军摧毁了杰里科。50年前，凯瑟琳·凯尼恩在这里挖掘的时候，她确实发现了城墙——但是，不是约书亚摧毁的那堵墙。约书亚生活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而凯瑟琳·凯尼恩所发现的像堡垒一样的城墙比这还要早8000年。凯瑟琳·凯尼恩认为，这些高12英尺，宽5英尺的堡垒是用来防御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300年。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显示，凯瑟琳·凯尼恩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她所谓的“堡垒”实际上是由不同时期建造的几堵小墙组成的，当初修建这些墙也许是为了阻挡河流。不过，她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一个25英尺高的石塔很可能就是用来防御的。就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而言——将一块磨尖了的石头绑在棍子的一端，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堡垒。
除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们有这么多要防御的东西。在公元前7000年，这个区域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是采集者，根据季节的变化转移地点，他们建立村落的地点，例如现在巴基斯坦的梅赫尔格尔和长江三角洲的上海，以杰里科的标准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地球上其他地方的采集狩猎者能够被空运到恰约尼或者恰塔勒胡由克，我想，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他们那样的洞穴或者小木屋，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城镇，镇上有坚固的房子、大量的食品储存，以及让人惊叹的艺术和宗教遗址。他们会发现自己劳作辛苦，寿命短，而且还养着一群令人讨厌的细菌；他们会和那些富人以及穷人接触，对男人的权威以及父母的权威感到恼怒或者高兴；他们甚至还可能发现，一些人能够在宗教仪式中杀死自己；他们也可能疑惑，为什么人类要让自己遭受这一切？
前进和繁殖：农业的延伸
让我们从产生等级制度和繁重工作的史前侧翼丘陵区快速前进一万年到1967年的巴黎。
对于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校园的中年男管理员来说（源自于恰塔勒胡由克地区的父权制），他们管理的女学生不能进入男生的宿舍（反之亦然）。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显然不能理解这样的规定，但是300代以来年轻人不得不遵守这样的规定。不过现在不再是这样了。随着冬季的来临，学生们对长者的权威发起挑战，希望决定自己的爱情生活。1968年，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现在欧洲议会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绿党成员，以前曾经是一个学生激进分子，被称为“红色丹尼”）发动了“五月风暴”，开启了一连串学生运动的序幕。学生走上街道示威，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路障和焚烧的汽车使得巴黎瘫痪。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会见了他的上将，想寻求军队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密歇根大学年轻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萨林斯早年因写过一系列关于社会进化的书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批判而闻名。现在他放弃了在安娜堡（他毫不留情地将安娜堡称为“一个只有小巷的小大学城”）学习的机会，转而去法兰西学院求学，法兰西学院是人类学和学生激进主义的圣地。随着危机的加深，萨林斯向《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投了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有史以来人类史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在楠泰尔的墙上潦草地写着：“打开托儿所、大学以及其他牢笼的大门。由于教师和考试，我们的竞争从6岁就开始了。”萨林斯的文章为学生提供了某些东西：不是答案——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并不想要答案，但至少是某种鼓励。萨林斯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不可实现的事物——无限的需求建立了圣地”。我们遵从资本主义的准则，努力赚钱，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购买那些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无限的需求。萨林斯建议，我们可以学学采集狩猎者。他解释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但是他们并不贫穷。”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矛盾的观点：萨林斯认为采集者一般一周只工作21～35个小时——比巴黎工厂的劳动者，甚至可能比学生的工作时间还短。采集狩猎者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的收入很少，但是他们的需求更少，萨林斯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生活在“原始富足的社会”。
萨林斯提到了关键的一点，他问道：如果得到的报酬是工作、不公平和战争的话，为什么农业社会要取代采集社会？但农业社会确确实实取代了采集社会。到了公元前7000年，侧翼丘陵区的采集业已完全被农业取代。公元前8500年之前，人工种植的谷物就已经传到塞浦路斯，到公元前8500年，就传到了土耳其中部。到了公元前7000年，完全人工种植的植物就已经传到了以上所有的地区，并向东传到了巴基斯坦（或者有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公元前6000年到达了希腊、伊拉克南部和亚洲中部，在公元前5500年到达埃及和欧洲中部，在公元前4500年到达大西洋沿岸。
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对事情发生的原因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在最近一个权威评论的末尾，剑桥大学的格雷姆·巴克（Graeme Barker）给出了他所能给出的最好结论，农民“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和出于不同的理由代替了采集者，但是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相似的”。
虽然整个过程杂乱无章——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千年，穿过了几个大陆，怎能不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只是关于地球获得能量之链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轨道的变化意味着地球能获得更多的太阳能，光合作用将一部分太阳能转化成了化学能，新陈代谢将一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了动能，农业使得人类能够从动植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害虫、肉食动物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还是有很多剩余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主要通过有性繁殖来释放多余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着新的村庄可以迅速发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种，然后出现疾病和饥饿，最后死亡率和出生率相平衡。一些村庄就这样稳定发展，总是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而在另一些村庄，则有一些大胆的人决定重新开始。他们也许会走上一个小时到同一个村庄或平原上的一块空地（也许不太合人意）——或者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寻找他们听说过的绿色牧场。他们甚至还可能漂洋过海。毫无疑问，很多冒险家都失败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幸存者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来了。不过，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到死亡率赶上了出生率。
当大多数农民扩张到新的领土时，他们发现采集者已经生活在那里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老电影中的场景：农民抢掠牛群，剥去采集者的头皮，双方用弓箭互相攻击。不过现实可能没这么戏剧化。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每一个地区的首批农民往往定居在与当地采集者不同的区域。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最好的农田和最好的采集地很少有重叠的。至少，在初期，农民和采集者可能互相忽视。
当然，最后，采集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纳或者东京郊区已经看不到狩猎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过的地方觅食了。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仅仅几个世纪就占领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入侵（在他们眼里）采集者生活的边缘地带。
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农民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始富足的社会。疾病是其中一个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庄毫无疑问使得农民没有采集狩猎者那样健康。不过，我们不能将这种传染病与1942年之后夺取几百万美洲原住民性命的传染病相比。农民与采集者只是隔着几英里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们之间疾病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数量的多少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采集者决定和农民打一仗，就像很多现代殖民地那样，他们就有可能摧毁奇怪的农业村庄，不过，会有更多的农民前来，攻破他们的防线。另外，采集者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无论他们撤退多远，新的一批农民最后还是会出现，他们会砍掉更多的树，到处传播细菌，直到采集者被打败，而这片土地农民也不能利用了，就像西伯利亚和撒哈拉沙漠的情况那样。
第二个理论认为，以上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大部分区域出现的首批农民并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定居下来的当地采集狩猎者，最后自己成了农民。萨林斯的观点使得农业与原始富足的社会相比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是采集者很可能并没有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民不会进入采集者的林地。相反，他会首先进入一个没有像他那样精耕细作的村庄（也许没有开始使用犁耕地和施肥），然后进入精耕细作程度更低的村庄（可能烧毁森林，种植植物，直到长出野草，之后他们继续迁移），最后，他会进入那些完全依赖于采集狩猎的社会。思想、人口和细菌在这个广阔的接触带不停地来回流动。
当采集者意识到他们的邻居能够以更加集约的办法杀死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时，他们没有对农民发动进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这个群体，加强了自己的耕作。人们并没有用农业完全取代采集业，而是决定少花一点时间进行采集，多花一点时间种植。之后，他们可能要决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过——重复之前提到的情景——这只是从原始富足社会迈向繁重劳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整体说来，在经历了几百年，跨越了几千英里后，那些向农业靠近的采集者人口数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传统方式的人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边界”延伸了。没有人选择等级制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妇女也不喜欢患有关节炎的脚趾，这些东西悄悄地降临到他们身上。
无论考古学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烧过的种子或者地基，他们都无法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不过基因学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帮助。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对欧洲血型和核DNA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的团队发现从东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频率的变化相当一致。他们指出，这证实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农业传播方式。他们得出结论：在亚洲西部的移民把农业带到欧洲后，他们的后代大规模地替代了原始采集者，把剩余的采集者逼退到遥远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语言学也支持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批农民不仅用西南亚的基因替代了欧洲的基因，还用侧翼丘陵区的印欧语系代替了欧洲的本土语言，出现了诸如巴斯克语这样孤立的语言。农业社会对原始富足社会的取代在欧洲人的血液和语言中体现了出来。
起先，这些新的证据只是引起学者们更多的争论。语言学家马上就挑战了伦福儒的观点，认为如果欧洲语言真的是在六七万年前从同一个祖语中分离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更大。1996年，布莱恩·赛克斯（Bryan Sykes）带领的牛津团队在基因学方面挑战了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赛克斯研究的是线粒体DNA而不是卡瓦利-斯福扎研究的核DNA。他发现，传播路线并非像斯福扎所说的那样自东南向西北传播，而且由于这个传播路径太混乱，无法轻易地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赛克斯发现六组基因宗谱，只有其中一组能够与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相联系。赛克斯认为，其他五组的历史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25000～50000年前。他总结道，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了欧洲第一批农民主要来自那些决定定居下来的原住采集者，而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后代。
卡瓦利-斯福扎和赛克斯的团队在1997年《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之后，他们的观点开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扎现在认为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占了欧洲人DNA中的26%～28%，赛克斯则认为这个数字是20%。要说每三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西南亚移民的后代，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猜测与预言：东西方的生产活动对比
无论是卡瓦利-斯福扎还是伦福儒，又或者是赛克斯的观点——即使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妥协——都无法令楠泰尔的学生高兴，因为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认为农民将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学和考古学认为，竞争与考试或者教师无关，因为竞争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意味着不管如何，事情大体上都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但是，这是真的吗？毕竟，人类有自由意愿。懒惰、贪婪和恐惧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中做出选择。如果欧洲第一批农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后代，那么显然，史前欧洲人很可能会停止耕作——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抵制人工种植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几百年前，农业从现在的波兰传播到巴黎盆地之后，停止了传播。在1000年里，几乎没有农民进入巴黎盆地与波罗的海之间五六十英里的土地，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从事更加集约的耕作。在这儿，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农业/采集的断层线，我们发现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点和被钝器杀死的年轻人的骨骼，骨骼左边是他们的头颅——如果他们是面对面搏斗，用手抓着石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大型的坟墓甚至就是发生屠杀的地点。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7000年前，在欧洲北部平原的边缘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是地理和经济对确定农业/采集边界的作用与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样大。波罗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伊甸园，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供养着村庄里密集的人口。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的贝壳和盛宴的残余物，这些东西在村庄的周围堆积如山。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集者能够自给自足：有足够多的采集者可以对抗农民，但是为了养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发现，那些原先在侧翼丘陵区人工种植和养殖的动植物在这个遥远的北部生长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农业会最终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学家强调是推力的作用，认为农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另一些人强调是拉力的作用，认为采集社会自身的危机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无论结局怎样，波罗的海的这个特例表明，一旦侧翼丘陵区出现了农业，原始富足的社会将无法存续。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那样的话会很愚蠢，虽然有很多人会受到诱惑而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例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结尾就用奇怪的附录否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说它奇怪，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各种痛苦的决定（和优柔寡断）、思想的突然转变和很多带来严重后果的愚蠢错误。托尔斯泰认为，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他继续说道：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一个天体可以自由移动，那么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都将无效，并且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采集者都可以决定不再进行集约生产，任何一个农民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农民们养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着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愿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6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种植；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西半球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鲁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人工种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们也开始种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区野生的类蜀黍转变为人工种植的玉米，不过基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显然，中国和西方的驯养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流经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儿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当地野生的小麦与在梅赫尔格尔周围出现的人工种植的小麦区分开来。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寻找这些部落领地的巴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东部比现在要潮湿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风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还是不适宜居住。显然，在这里，逆境是“发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将它们从一个湖赶到另一个湖，就能使这些动物生存下来。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间，采集者把自己变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变成了体型更大、性情更加温顺的动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两个高原地带也出现了农业，其中一处在秘鲁，人们在这里放牧着美洲驼，采集着变异的奎奴亚藜种子；另一处是新几内亚岛。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岛的发现和在印度河流域的发现一样有争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时，高地的人们放火烧毁森林，抽干沼泽，种植香蕉和芋头。
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特色鲜明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起点，这些传统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从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定义西方。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对各种所谓“弹性地理”的西方定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定义“只是为了扩大作者的利益”。戴维斯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谈论西方。多亏了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深度，我们现在能够做得更好。
现代社会的伟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时期末期驯养的开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戴维斯的观点而不把“西方”作为分析范畴：它只是一个地理术语，指的是那些由欧亚大陆最西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来讨论毫无意义，当时的耕作刚刚开始让侧翼丘陵区变得不同。只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西方”这个概念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农业核心也开始出现。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扩张，包括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过去的500年里，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伯利亚都纳入了“西方”。因此，把“东方”定义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国最东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传统。我们问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实际上是问为什么是从侧翼丘陵区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而不是从中国、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东部、秘鲁或者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统治着我们的地球。
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解释：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当他们穿过欧洲时，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基因和语言传递了下来。1500年之后，欧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这些就是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种族论那样，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至于原因，进化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戴蒙德认为，自然是不公平的。侧翼丘陵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特别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认为，虽然现在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但是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其中只有几百种可以人工种植。事实上，我们今天消耗的热量中超过一半是来自谷物，其中最重要的谷物包括小麦、玉米、稻、大麦和高粱。这些从野生状态进化而来的谷物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在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亚洲东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亚洲东部只有6种，美洲中部有5种，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种，北美洲也是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有2种，欧洲西部有1种。如果人们（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样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是因为他们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侧翼丘陵区还具有其他优势。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但是将类蜀黍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公元前14000年左右进入北美洲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懒惰、更贪婪，他们种植类蜀黍而不是小麦，这也没有什么错。在西方，没有野生的小麦。移民也不能将驯化作物从东方带到西方，因为只有美洲和亚洲之间出现大陆桥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当上升的海平面还没有淹没大陆桥时，他们还没有驯化作物可以携带。当出现驯化的粮食作物[6]时，大陆桥已经被淹没了。
在驯养动物方面，机遇再一次青睐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有148种大型哺乳动物（重量超过100磅），直到1900年只有14种被驯养，其中有7种原产于亚洲西南部。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驯养动物中（绵羊、山羊、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之外，在侧翼丘陵区都有野生原种。在14种被驯养的动物中，东亚有5种，而南美只有1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到处都是野生动物，但是在驯养诸如狮子和长颈鹿这样的物种时，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狮子会吃掉你，而长颈鹿跑得比狮子还快。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首先发展了农业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优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因此，他们率先发展了农业。中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虽然比不上侧翼丘陵区，但条件也比较优越。大概2000年之后，中国也开始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又过了500年才出现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当时他们驯养绵羊和牛群，因为沙漠里无法种植作物，这些牧民没有变成农民。新几内亚高地的人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只有一些可以种植的植物，但没有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他们需要再过2000年才能发展为农民，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牧民。不像侧翼丘陵区、中国、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鲁那样，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没有发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自然资源。
与非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人们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侧翼丘陵区和中国的人们。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人行动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2500年里就种植起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养动物）。火鸡和美洲驼是除了狗之外，他们可以驯养的两种动物，而这还要再经历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的资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亚人尝试过鳗鱼养殖。如果再给他们几千年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也能建立驯养和种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欧洲侵略者征服了他们，带来了小麦和绵羊。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不管哪里的人似乎确实都一样。全球变暖给了每个人新的选择，包括劳动量更少、劳动量不变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这意味着要更辛勤地劳动。新的气候状况也使人们能够选择在更加庞大的群体生活，不用那么频繁地四处迁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不做改变、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劳动的人就会排挤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开始了这个过程。
伊甸园之东：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有多大差别
也许宣扬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同意这种观点，也许任何地方的人们真的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地理因素确实对西方更加有利。但是，历史不仅仅是由天气和种子的大小决定的。显然，人们在劳动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很重要。故事的结局往往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也许今天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区的文化都更有潜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起源于中国的记载最为详细、历史最为悠久，并且（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最为强大的文化。我们需要找出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农业文化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是否导致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为什么西方社会得以统治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农业还是知之甚少。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水稻——中国最主要的食物——起源于泰国，而不是中国。1984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水稻表明人们曾在这里种植过水稻，但是依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问题是，虽然面包师总要烤一些面包，留下一些烧焦了的小麦或者大麦的种子，从而被考古学家发现，但是煮食水稻却很少会有烧焦的种子留下。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要恢复古代水稻更加困难。
不过，考古学家们不久就攻克了这个难题。1988年，挖掘者在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发现，公元前7000年左右，制陶工人开始将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壶在窑中破裂。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这些作物了。
不过，真正的突破始于1995年，当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和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合作（麦克尼什是世界一流的实地考察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开始挖掘的时候，在地沟里待了5683天，令人惊叹——几乎是我的10倍；2001年，当他在伯利兹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生事故身亡，享年82岁。据说，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停地和救护车司机说着考古学）。麦克尼什不仅给中国同行带来了研究早期农业的专业技术，同时还带来了生物考古学家德博拉·皮尔索尔（Deborah Pearsall）。这位考古学家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尽管在考古发现中我们很难找到水稻的踪迹，但是所有植物都从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硅。一些植物细胞中富含硅质，当植物腐烂的时候，就会在土壤中留下植物岩。对植物岩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大米是否被食用，还能让我们知道水稻是不是人工种植的。
严文明和麦克尼什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吊桶环遗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沟。皮尔索尔通过研究植物岩发现，公元前12000年时，人们就已经将野生稻连根拔起，带回洞中。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随着全球变暖，这里的小麦、大麦和黑麦迅速生长——这对采集狩猎者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植物岩无法表明稻向人工种植发展的过程与黑麦在阿布胡赖拉丘发展的过程一样，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对长江流域的破坏和对西方的破坏一样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环几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后气候变暖，野生稻才再一次出现。那个时候，粗糙的陶器碎片（很可能是来自煮食谷物的容器）已经很常见了，这比侧翼丘陵区的第一个陶器早了2500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变得更大，表明人们开始种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谷物和人工种植植物在吊桶环一样常见；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经消失。
自2001年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进行的一系列挖掘证实了这条时间线。到了公元前7000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小麦。黄河和长江之间有一个名为贾湖的重要遗址，这个地方的人们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经种植水稻和小麦了，也可能已经驯养野猪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赤山的一场大火烧焦了近25万磅重的粟米种子，这些粟米种子被储存在8个坑里。在一些坑的底部，粟米下面埋着狗和猪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于祭祀），这是有关中国驯养动物的最早记录。
像西方一样，东方种植植物、驯养动物以及发展科技的过程跨越了几个世纪。长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让考古学家们惊喜不已，这里保留着大量被水浸过的大米、木制品和竹制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经完全被人工种植，像西方的小麦和大麦一样，等着人类来收割。河姆渡人还驯化了水牛，用它们的肩胛骨当做铲子。在中国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开始慢慢地从狩猎转向农业。这在人们使用的工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人们从开垦森林土地变为在农田上耕种，工具也从斧头变成了石铲和锄头，并且由于农民翻地翻得越来越深，铲子也变得越来越大。在长江流域，可辨别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
早期的中国村庄，像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贾湖地区，看起来和侧翼丘陵区首次出现的村庄非常相像，都是又小又圆的半地下小屋，小屋之间有磨石和尸体。
有50～100人居住在贾湖，其中一间小屋比其他小屋略大。但是研究发现，当时人们还很贫穷，性别差异也不明显，煮食和储存的食物都是公有的。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一些村庄有150个村民，并且有一些地沟保护。在这个时期记录最全的遗址姜寨，小屋面向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两大堆灰烬，这些灰烬很有可能是宗教仪式遗留下来的。
姜寨的这些祭品——如果它们是的话——与西方几千年前建起的圣坛相比，显得相当温和，但是贾湖坟墓中的两个重要发现表明，宗教和祖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也很重要。第一处发现中有三十几支用丹顶鹤翼骨雕刻而成的长笛，它们均出现在比较富裕的男性的墓葬里。其中5支还可以吹奏。最早的长笛源自公元前7000年，只有五六个孔。虽然它们并不十分精致，不过可以用来吹奏现代的中国民歌。到了公元前6500年，长笛上一般有7个孔，制造长笛的人也对音调制定了标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群笛手在共同吹奏。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一个坟墓中，有一个8孔长笛，能够吹奏现代所有的旋律。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24个富裕男性的坟墓时，我们才能明白长笛的全部意义。这些坟墓中有龟壳，其中有14个龟壳上还刻有简单的符号。在一个约公元前6250年的坟墓中，死者的头已被移走（让人想到了恰塔勒胡由克），取而代之的是16个龟壳，其中两个还刻上了符号。其中一些符号——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与中国最早的象形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5000年后中国商朝的皇帝开始使用这些象形字。
在第四章中，我会再一次提到商朝的碑文，但是，我现在只想说明，虽然贾湖符号（公元前6250年左右）和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公元前1250年左右）之间的差异就像叙利亚杰夫阿玛的奇怪符号（公元前9000年）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系统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但是中国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其连续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刻有符号的奇怪陶壶，尤其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同样，对于这些贾湖地区的符号是否是商朝文字系统的直系祖先，专家们也各持不同观点。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最重要原因是很多商朝文字也是刻在龟壳上的。商朝的皇帝在宗教仪式中利用这些龟壳来预测未来，而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贾湖遗址的挖掘者提出这样的问题，龟壳、文字、祖先、预言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读过孔子学说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已结合在一起，那么贾湖坟墓中的长笛、龟壳和文字能否作为证据证明仪式专家能够与五千年前的祖先对话呢？
这是个引人注目的连续性，但是也存在着平行性。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曾提过，在约旦艾因加扎勒发现了一尊独特的塑像。这个塑像有两个人头，眼睛很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0年。美术史学家丹尼丝·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指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描绘的神灵形象和那些塑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第一批农民的宗教中有一些部分延续了特别长的时间。
甚至早在发现贾湖遗迹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中国考古界的泰斗——认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巫师，他们能够令别人信服，他们能够和动物及祖先对话，能够在几个世界之间穿梭，也只有他们能够与老天交流。20世纪80年代，当张光直提出这个理论时，当时的证据只能显示这些巫师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一些村庄变成了城镇。到了公元前3500年，一些群落已经有两三千名成员，和3000年前恰塔勒胡由克和艾因加扎勒的人口一样多。一些群落已经能够动员劳动者用一层层夯土建造堡垒（好的建筑石料在中国很少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西山的城墙。这个城墙厚10～15英尺，长度超过1英里。即使到了今天，这堵墙还有8英尺高。地基下面陶土罐中的小孩骨头也许就是祭祀品。在定居点的很多坑里都是骨灰，一些人的姿势表明他们曾做过挣扎。这些骨灰有的还和动物的骨头混合在一起。这些可能就是活人祭祀，就像土耳其的恰约尼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仪式在公元前5000年传到中国。
如果真如张光直所说的那样，公元前3500年确实是巫师起着领导作用，那么这些巫师有可能居住在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考古学家常常把这些房子称为“宫殿”，虽然有一点夸张）。这些房子的地板抹上了石灰，还有大壁炉和装有动物骨头（不知是不是祭品）的灰坑。其中一个坑里有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物体，看起来就像一根权杖。最有趣的“宫殿”在案板，坐落在城镇中间的高地上。这个“宫殿”中有石柱，周围都是灰坑。有的灰坑里装着被染成红色的猪下巴，有的装着用布包着的猪骨头，还有一些装着陶土雕像。这些雕像有大大的鼻子、胡须，还有尖尖的帽子（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巫婆）。
关于这些小雕像，有两个方面令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第一，制作这些雕像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考古学家在“宫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雕像的帽子上还刻有中国的汉字“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所有的这些小雕像，包括在案板发现的，全都代表着巫师。第二，很多小雕像看起来像高加索人，而不是中国人。类似的雕像从案板一直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都曾发现过，这条路后来成了丝绸之路，连接起中国和罗马。即使在今天，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还是非常有势力，为了获得金钱，狂热的幻想家仍会召集神灵，为冒险的旅游者预测未来。案板的小雕塑也许能够说明，公元前4000年左右，来自中亚偏远地区的萨满和中国传统的宗教权威相结合。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意味着，公元前10000年时侧翼丘陵区的萨满对东方也有着某种影响。
其他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完全不知道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干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国家地理》、《考古学》和《科学美国人》对它们进行了介绍。干尸也具有高加索人的特点，这似乎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前，人们确实从中亚甚至亚洲西部进入中国的西北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那些埋葬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不仅像案板雕像那样有胡须和大鼻子，而且他们也偏爱尖尖的帽子（一个坟墓中有10顶羊毛帽）。
对于一些异常的发现，人们总是过于激动，但是，即使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边，看起来宗教权威对早期中国而言就像宗教在侧翼丘陵区那样重要。如果还有人心存怀疑，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惊人发现应该能够驱散他们的怀疑。在西水坡挖掘的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约在公元前3600年的一个坟墓中躺着一个成年男子，他的旁边放着一些刻有龙虎图案的蛤壳。在坟墓的周围，还有更多刻有图案的蛤壳。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有着龙头的老虎，背上有一只鹿，头上还有一只蜘蛛，另一个图案是骑着龙的男人。张光直认为，死者是一个萨满，周围的这些是帮他游走于天地之间的动物神灵。
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发现让考古学家们更加惊讶。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一系列占地两平方英里的宗教场所在牛河梁发展起来。这个地点的中心被挖掘者称为“上帝的庙宇”。这是一个长60英尺的半地下走道，房间里有人、猪龙混合体以及其他动物的泥土雕像。至少有六尊雕像是裸体的妇女，有真人般大小，盘腿坐着，保存最好的塑像有红色的嘴唇和用翡翠镶嵌的淡蓝色眼睛。翡翠是一种少见、难以雕刻的宝石，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奢侈品。蓝眼睛在中国很少见，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雕像与案板和塔里木盆地那些看起来像高加索人的塑像联系起来。
虽然牛河梁与外界隔绝，但是有6个坟墓群散布在这个庙宇周围的山上。一些坟墓有100英尺宽，并且坟墓中的物品还包括一些翡翠饰物，其中一个刻有猪龙混合体的图像。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埋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到底是牧师还是首领，很有可能他们中既有牧师也有首领。不过，无论他们是谁，用翡翠为一小部分死者——往往是男性——陪葬在整个中国都变得非常流行。公元前4000年时，对死者的真正崇拜开始出现。看起来，东方核心地区的人们和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一样在乎祖先，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是将头颅从死者身上取下，然后把它们与活人放在一起，而东方对死者的敬意则在坟墓中表现出来。但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都将最多的资源投入到与神灵和祖先有关的仪式上。第一批拥有真正权力的人似乎是那些能够与祖先和神灵交流的人。
公元前3500年东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在西方创立的农业生活方式极其相似——都需要辛勤劳动，储存食物，建立堡垒，进行祭祀，还包括女人对男人、小孩对老人的从属——这种农业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在东方的核心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传播到其他地方。东方的农业传播和西方的农业传播过程非常相似，或者至少可以说，东西方的专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进行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人们迁移的时候，穿过东亚，传播了农业；另外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当地的采集者开始定居下来，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并且迅速在大范围内发展类似的文化。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和在欧洲一样引起争议，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基因数据来说明一切。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中国东北的采集者就生活在大村庄里，种植着黍类。公元前40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已经种植水稻，水稻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种植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在泰国和越南的种植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那时，水稻的种植已经传到马来半岛，穿过南中国海进入菲律宾和婆罗洲。
像西方的农业发展一样，东方的农业发展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植物岩表明在公元前4400年，水稻就传到了朝鲜，黍则是在公元前3600年传到朝鲜，公元前2600年传到日本。但是史前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并没有重视这些新鲜事物。像欧洲北部一样，朝鲜和日本的海岸有着丰富的海底资源，能够支持永久性的大型村庄。这些村庄被大量废弃的贝壳包围着。这些有着丰富资源的采集者发展了先进的文化，显然并不急于开始发展农业。再一次，就像公元前5200～前4200年间的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那样，他们有足够多的人（也足够坚定）去驱赶那些试图强占他们土地的人，但是当饥饿迫使他们从事农业时，他们的人数则显得不够多。
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人们转而发展农业都与金属武器的出现有关——公元前1500年在朝鲜出现了金属铜，公元前600年在日本出现了金属铁。就像欧洲的考古学家争论究竟是推力因素还是拉力因素结束了波罗的海富足的采集社会那样，一些亚洲学者认为武器来自那些带来农业的入侵者，而另一些亚洲学者则认为由于采集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农业和金属武器突然变得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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