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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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启动了。塔玛拉去哪儿了？车厢里没有。我们看见，塔玛拉怀里抱着一大束矢车菊跟在火车后面奔跑。那里是一片辽阔的田野，麦子比我们的个头还高，长满了矢车菊。她的面庞……她的面庞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黑色的眼球瞪得大大的，奔跑着，一声不吭，甚至“妈妈”都没有叫，奔跑着，默默地。
妈妈几乎疯了……她从火车上蹿起来向过道跑……我抱紧了托里克，两人都叫喊着。这时出现了一名士兵……他把妈妈从门口推开，跳了下去，赶上托姆卡，一下子抱起她，扔上了车厢。早上我们发现，她的头发白了。有好几天，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藏起了镜子，后来她偶尔看了一眼别人的镜子，哭了起来：“妈妈，我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妈妈安慰她：“我们给你剪掉，还会重新长出黑色的来。”
这件事之后，妈妈说：“好了。再也不许你们离开车厢了。打死就打死。我们要是能活下来，就认命吧！”
当时大家都喊叫：“飞机！大家都快下车！”——她把我们藏到床垫下，而这时有人赶她下车，她说：“孩子们都跑出去了，我不会走。”
应该说，妈妈经常会提到“命运”这个奇妙的词。我总是问她：“什么是命运？是上帝吗？”
“不是，不是上帝。我不信上帝。命运——是生活的道路，”妈妈回答，“孩子们，我永远相信你们的命运。”
在轰炸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怕得厉害。后来，我们到了西伯利亚，我还恨自己的胆怯。偶然有一次，我扫了一眼妈妈的信……她是写给爸爸的。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试着写信了，我打算看看妈妈是怎么写的。而妈妈正好写到，塔玛拉沉默不语，轰炸的时候，瓦丽娅哭了，很害怕。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1944年的春天，爸爸来看望我们，我不敢抬起眼睛看他——我觉得害臊。太可怕了！但是和爸爸的相见是后来。到这次见面还早着呢……
我记得一次深夜里的空袭……一般来说，很少晚上有空袭，火车跑得飞快。而在此时，却来了空袭。火力凶猛……子弹射到车厢顶上噼啪作响。飞机轰鸣着。飞射的子弹划出一条条光线……弹片划出的光线……我身边的一个女人被打死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被打死了……但是当时她没有倒下，没处倒，因为车厢中到处挤满了人。女人站在我们中间，呻吟着，她的鲜血流到了我的脸上，暖和的，黏糊糊的。我的背心和我的短裤都让血浸湿了。当妈妈用胳膊够到我，她喊叫了起来：“瓦丽娅，你受伤了？”
我什么也不能回答。
这之后，我发生了某种转变。我知道，这之后……是的……我停止了颤抖。我已经无所谓了……不再害怕，不再疼痛，不再遗憾。我变得有些呆滞，无所谓。
我记得，我们没有很快到达乌拉尔。有一段时间我们停在了萨拉托夫州的巴兰达村。我们被送达那里正好是晚上，我们都在睡觉。凌晨，六点，牧人甩动着鞭子，所有女人都站起身，抓住自己的孩子，叫喊着跑到了街上：“轰炸啦！”她们叫喊着，直到来了代表，说，这是牧人在轰赶牛群。当时大家立刻镇静下来……
吊车的轰鸣声一响起，我们的小托利克就吓得浑身颤抖。他片刻都不放我们离开自己身边，只有当他睡着的时候，我们才敢外出。妈妈带我们到了军事代表办事处，想打听一下父亲的消息，请求援助。军事委员问我们：“您说丈夫是红军的指挥官，请给我看看您的证明。”
我们没有证明文件，只有爸爸的照片，爸爸穿着军装。他拿起照片，半信半疑：
“也许，这不是您的丈夫呢。您怎么证明？”
托利克看见他拿着照片不给我们：“把爸爸还给我……”
军事委员笑了起来：“对于这个‘证明’我不能不信。”
姐姐头发花白，妈妈给她剪掉了头发。每天早晨大家都检查她长出了什么样的头发——黑色的，还是灰白的？弟弟安慰她：“别哭，托玛……别哭，托玛……”长出来的头发仍然是灰白的。小男孩们嘲笑她，欺负她。她从来都不摘头巾，甚至在上课的时候。
放学回到家。家中找不到托利克。
“托利克呢？”我们跑到妈妈上班的地方。
“托利克在医院里。”
我和姐姐拿着蔚蓝色的花环走过大街……从向日葵下钻过……弟弟的蓝色海魂衫。妈妈跟着我们，她说，托利克死了。在太平间门口妈妈站住了，她不能走进去。她犹豫不决。我一个人走了进去，立刻认出了托利克——他全身光溜溜地躺着。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像木头人一样麻木。
爸爸的信追到了西伯利亚。妈妈整晚都在哭泣，怎么告诉爸爸，儿子死了。早晨我们三个把电报送到了邮局：“女儿们活着。托玛头发白了。”爸爸猜到，托利克不在了。我有个女友，她的父亲去世了，我总是在自己信的末尾写道——她请求我这样写：“爸爸，问候你，也代我的女友列拉问候你。”大家都想有爸爸。
很快就收到了爸爸的来信。他写道，自己长时间从事地下特殊任务，生病了。在医院里，人们告诉他，只有家庭能医治好他的病，等看到家人，他的病就会减轻。
我们等了爸爸好几周。妈妈从皮箱里掏出自己的衣物……绉绸的连衣裙和鞋子。我们都有过约定——不卖掉这件裙子和这双鞋，无论多么困难。这有些迷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把它们卖掉，爸爸就回不来了。
透过窗子听见了爸爸的声音，我都不能相信，难道这是我的爸爸？我不信，还能看见爸爸，我们已经习惯了等待。对于我们来说，爸爸是应该等的人，是只能等待的人。在那一天，课也不上了——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包围了我们家。他们等待着，爸爸从家里出来。这是第一个爸爸，从战场上回来的第一个。我和姐姐两天都没上学，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家，问长问短，留下了些纸条问：“爸爸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爸爸很特别——他是苏联英雄——安东·彼得罗维奇·波林斯基……
爸爸，就像那时我们的托利克，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不能一个人，他一个人时就会很不舒服，他总是拉着我。有一次，我听见……他跟不知谁说，游击队员们到了一个村子，看到大片新鲜的、翻过的土地。他们就站住了，站在土地上面……一个小男孩穿过田野跑过来，叫喊着，他们全村子的人在这里被枪杀了，都埋到了这里，所有人。
爸爸看了看，他看见——我快要倒下了。他再也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讲述过战争……我们很少谈论战争。爸爸和妈妈确信，这样可怕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们很久都坚持这一点。当然，我和姐姐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我们买了布娃娃。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的童年都没有玩够。童年的快乐。等我上了大学，姐姐知道，对于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布娃娃。姐姐生了个女儿，我去看望她们：“送个什么礼物呢？”
“布娃娃……”
“我问，给你什么礼物，不是说给你的女儿。”
“我说的就是，给我个布娃娃吧。”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都赠送给他们布娃娃。我们给所有人的礼物都是布娃娃，所有熟人。先是我们亲爱的妈妈去世了，然后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感到，立刻感到，我们是最后的证人。在天之涯，在海之角……我们是最后的见证者。我们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应该说出这些……
我们的话也将是最后的……
权作结束语
童年结束于这样的时刻：
你不再相信有圣诞老人；
你走路开始绕过水洼儿；
你总是不能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去给妈妈打电话；
你深夜跑进卫生间，不用再担心，有什么会吃掉你；
你已经不相信，伸长手臂就可以够到月亮……
你扯女同学的小辫子，她不哭，而是在笑……
摘自今天的谈话。
[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名言为：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他曾写道：“假如你自己建立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后使人们幸福，最终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是，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哪怕是小小的生灵，比如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前胸的小孩，在他那没有获得报偿的眼泪之上建立这座大厦，那么你是否同意在这些条件下成为建筑师？”他接着又问：“你是否允许这样的思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立大厦的那些人，自己同意在一个被残害的小孩没有获得报偿的血的基础上，接受自己幸福，在接受了这个幸福后，他们将成为永远幸福的人？”——译者注（以下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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