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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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计划把我送到莫斯科去，我的哥哥在军事学院上学。大家都觉得，莫斯科永远都不可能被攻陷，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我不想离开，但是父母坚持要这样做，因为敌机开始轰炸我们的时候，我白天什么东西也不吃，食物让我强烈反感，眼看着人就消瘦下来。妈妈认为，莫斯科会平静些，莫斯科一切都会好。于是，他们把我送到莫斯科。她和爸爸会在战争一结束就来接我。他们觉得这会很快的。
火车没有开到莫斯科，开到马拉雅罗斯拉维茨就让我们下车了。火车站上有国际长途电话，我来回跑了好几次，想给哥哥打通电话，好让他知道，我该怎么办。电话打通了，哥哥说：“坐在那里等着，我去接你。”在惊恐中过了一个晚上，人很多，突然宣布：半小时后火车开往莫斯科，请大家上车。我收集起东西，跑到火车上，爬到一个上面的床铺，睡着了。等我醒来，火车停靠在一条不大的河流边，有女人在河边洗衣服。“莫斯科在哪里？”我吃惊地问。人们答复说，火车正把我们拉向东方……
我从车厢里出来，因为伤心和失望大哭了起来。可是——啊！迪娜看到了我，这是我的女友，我们是从戈梅利一起出来的，我们的妈妈一起送我们上的火车，可是在马拉雅罗斯拉维茨我们走散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又到了一起。于是，我就不再那么感到害怕了。在车站，有人把食物给我们送到了火车上：三明治，用大车拉来了用盖桶装着的牛奶，有一次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热汤。
在库斯塔纳州的扎尔库里车站，让我们下了车。我和迪娜第一次坐上了马车。互相安慰说，等到了地方，立刻给家里写信。我说：“如果房子不被炸坏，父母还会收到我们的信，如果被炸坏了，我们该往哪里写信呢？”我的妈妈是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爸爸是手工技校的校长。我的爸爸脾气很和蔼，就连整个外貌都是特别标准的教师模样。当他第一次下班后带着手枪（人们发给他的）回到家时，我看见他的普通西服上面佩带了枪套，吓坏了。我觉得，他自己也害怕手枪，晚上他小心地摘下来，放到桌子上。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但房子里没有住军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武器。我觉得，手枪会自己开始射击，我们的家里已经生活着战争了。等爸爸摘下手枪时，战争就结束了。
我和迪娜都是城市女孩，什么也不会。到了目的地，第二天就派我们到田野里干活，一整天都弯腰站着。我头晕眼花，倒在了地上。迪娜守在我旁边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太惭愧了：当地的女孩子干完活了，我们刚刚到了田地的一半，她们已经远远地落下我们。最可怕的是我被派去挤牛奶，人们给了我挤奶桶，可我从来没有挤过牛奶，害怕走到奶牛跟前。
有一次，有个人从车站来，带来了一张报纸。从上面得知，戈梅利被占领了，我和迪娜痛哭起来。既然戈梅利都被占领了，我们的父母就都牺牲了，我们就会被送到保育院。我不想听到“保育院”这个词，我想找到哥哥。但是迪娜的父母赶来接我们了，简直太神奇了，他们竟然找到了我们。她的父亲在奇卡罗夫州的萨拉克塔什市当主治医生。在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不大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睡在用板子搭成的简易床上，床垫里塞的是麦秸。我的长长的发辫让我很受罪，长过了膝盖。没有妈妈的允许，我不能剪头发。我有一个希望，妈妈还活着，她总会找到我的。妈妈喜欢我的发辫，如果我剪掉了，她会骂我的。
有一天……黎明时分……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童话里，可这是在战争期间啊。有人敲响了窗子……我坐起身，看到：我的妈妈站在那里。我一下昏迷了过去……很快妈妈就给我剪掉了长发，往头上抹了煤油，祛除虱子。
妈妈已经打听到，爸爸的学校转移到了新西伯利亚，我们就去投靠爸爸。在那里我又开始上学。从一早就学习，午饭后，我去军队医院帮忙，城市里来了许多伤员，从前线转送到了后方。我们像卫生员一样工作，把我分配到了外科，这是最繁重的科室。把旧床单发给我们，我们撕扯开做成绷带，缠好，然后送到无菌室里消毒。我们清洗旧绷带，有时从前线上运回这样的绷带，用筐子装着，堆到院子里。它们血渍斑斑，粘满脓水……
我生长在医生家庭，到战争前都梦想，将来一定当一名医生。让去手术室——那我就去手术室。别的小女孩都害怕，而我无所谓，只是感到能帮大人的忙，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上完课，我就飞快地跑到军队医院，为了不迟到，总是按时到达。我记得，我有几次昏倒在了地上。医生打开伤口，一切都粘连在了一起，伤员叫喊着……还有好几次我因为绷带的气味而呕吐，绷带的气味非常浓重，不是药味，而是……其他的什么味道……陌生的、令人窒息的……死亡的气息……我已经知道了死亡的气味……有许多女孩子离开了，不能忍受这些。她们为前线缝制手套，有的人会编织，就走了。而我不能离开医院——我怎么能够离开呢？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妈妈——是一名医生。
但是，我哭过很多次，当伤员死去的时候。他们死的时候，呼喊着：“医生！医生！快点！”医生跑过去，可是却救不了他，送到外科的都是些重伤员。我记得有一位中尉……他向我要一个热水袋。我给他放好热水袋，他抓住了我的手……我不能挣脱开……他把我的手拉到自己跟前，握着我的手，竭尽全力地抓着。我听见他心跳停止的声音，跳着，跳着，停止了……
在战争期间，我知道了那么多事……比我一辈子知道的都多……
“我跟着姐姐——上士薇拉·列契金娜上了前线……”
尼古拉·列契金，十一岁。
现在是一名机械师。
家里一片沉寂……家变小了……
哥哥们立刻就应征入伍了。薇拉姐姐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1942年3月，她也去了前线。家中只剩下了我和小妹妹。
亲戚把我们转移到了奥尔洛夫州。我在农庄里干活，已经没有男人了，所有男人该干的活计都落在了像我这样的少年肩上。我们代替了男人——我们大都在九岁到十四岁之间。我第一次去耕地。女人们从自己的马身边站起来——把我赶到了一边。我站着，等着，希望过来个人教给我，可是她们沿着第一条犁沟过去了，又从第二条犁沟返回来了。而我，还是一个人。那我就自己来吧，在一条犁沟旁，沿着它走，于是我追赶上了她们。从早晨起，我就到田野里干活，晚上，我和男孩们去放牧。我放马，叫马吃夜草。一天如此，第二天如此……第三天去耕地，耕啊耕啊，我就累得病倒了。
1944年，薇拉姐姐受伤后从医院里回家待了一天，她来看望我们。早晨，人们赶着马车把她送到了车站，我步行追赶上她。在火车站，一名士兵不允许我进车厢：“你和谁来的，小男孩？”我没有惊慌失措，回答：“和上士薇拉·列契金娜。”
于是，他们就让我上了前线……
“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瓦丽娅·科日阿诺夫斯卡娅，十岁。
现在是一名工人。
童年的记忆……童年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恐惧，或是某些美好的东西……
我们的家离军队医院不太远。医院被炸了，我看见，伤员们连同拐杖一起从窗口跌落下来。我们的房子也着火了……妈妈冲进火海，叫喊着：“我要拿些孩子的衣服。”
我们的房子烧毁了……我们的妈妈也烧死了……我们跑过去追她，人们赶上我们，紧紧抓住：“孩子们，妈妈已经救不出来了。”人们往哪里跑，我们就跟着往哪里跑。死尸遍地……许多受伤的人在呻吟，请求帮助。可是，谁能帮他们呢？我吗——十一岁，妹妹——九岁。我和她走散了……
我们是在明斯克郊外的奥斯特罗什茨基镇的孤儿院重逢的。战前，父亲曾经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参加少先队夏令营。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德国人把夏令营改造成了孤儿院。一切既熟悉又陌生。那些天我们一直在痛哭，一直在流泪：我们都失去了父母，我们的房子都烧没了。保育员都是些上年纪的女人，规规矩矩的德国人。过了一年……我觉得，是过了一年……开始从我们中选人送到德国去。他们不是按照年龄挑选，而是按身高，我呢，很倒霉，个头高高的，就像父亲，而妹妹，像妈妈，个头很小。开来了几辆汽车，周围都是持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上车，妹妹叫喊着，被人拽到了一边，向脚下射击。不让她靠近我。就这样，我们又被分开了……
车厢。挤得满满当当的……整个车厢里都是孩子，没有一个超过十三岁的。第一次我们停靠在了华沙。没有人给我们水喝，没有人给我们东西吃，只有一个不知是谁的老头走进车厢，带着一口袋卷着的纸条，上面用俄语写着祈祷词“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这样的纸条。
过了华沙后，火车又行驶了两天。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检疫站的地方。所有孩子都被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不论是男孩、女孩，站在一起，我因为害羞，哭了。女孩们想挤到一边，男孩子们想到另一边，但是被他们轰赶到了一堆，赶到水龙头下……水冰凉冰凉的……散发着陌生的气味，后来再也没有闻到过，我不知道里面添加了消毒药剂。什么都顾不上了：眼不是眼，嘴不是嘴，耳朵不是耳朵——给我们一个个进行体检，然后发给了我们和病号服一样的条纹裤子和上衣，脚上穿的是木制的凉鞋，胸前都挂着一个写着“Ost”的小铁牌。
他们把我们赶到外面，排成一列像尺子一样笔直的横队。我想，这是要把我们运送到哪里去吧，可能是去某个集中营，后面有人小声说：他们要把我们卖了。一个年老的德国人走过来，选中了我和另外三个女孩，给了我们些钱，指了指铺着麦秸的大车：“你们坐到上面去！”
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田庄……一栋非常高大的房子，环绕四周的是一座古老的公园。我们住进了板棚，一半的地方养着十二条大狗，另一边，就是我们。我们立刻被命令到田间去干活——收拾那些石头，别让它们弄坏了犁和播种机。需要把石头码到一边，码得整整齐齐。可我们穿的是木凉鞋，弄得脚上泥泞不堪。给我们吃的都是馊臭的面包和脱脂的牛奶。
有一个小姑娘没有坚持住，死了。她被放到马背上，驮到了森林里，什么也没有穿，直接就这样埋了。木凉鞋和条纹上衣带回了庄园。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奥丽娅。
那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德国人，他为主人喂狗。他俄语说得很差，可经常对我们说，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挺住，希特勒完蛋，俄国人胜利。”他走到鸡笼子前，偷几个鸡蛋放在帽子里，藏在自己的工具箱中——他在庄园里还做木匠活儿。他手里拎着斧头，像是去干活的样子，把箱子放到我们身边，观察着四周，冲我们挥手，让我们快点把鸡蛋吃掉。我们喝完鸡蛋，把蛋壳埋进土里。
两个塞尔维亚小男孩招呼我们过去，他们也在这个庄园里干活。和我们一样，当奴隶。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说，他们有个计划：“我们应该逃跑，不然的话都会死，像奥丽娅一样，埋到树林里，再把我们的木凉鞋和上衣拿回来。”我们很害怕，但是他们向我们保证。是这样的……庄园后面有一片沼泽地，早晨我们悄悄靠近了那边，然后跑走了。我们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向着东方。晚上我们就钻进灌木丛中，睡着了，大家都很累。早晨睁开眼，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青蛙的叫声。我们起身，用露水擦了把脸，又向前走。走了没多久，就看到前面有一条公路，应该穿越过去，对面就是茂密而美丽的森林。我们就能得救了。一个男孩趴下，观察着公路，喊叫了一声：“快跑！”我们都跑到公路上，可是从森林里迎面开出来一辆装着武器的德国汽车。敌人迅速包围了我们，开始痛打那两个男孩。
奄奄一息的他们被扔上汽车，让女孩们坐到旁边。敌人说，他们会好的，而你们会更好，俄国猪。他们从铁牌上知道，我们是从东边来的。我们都吓坏了，甚至都没有哭。
我们被带到了集中营。在那里，我们看见：孩子们坐在麦秸上，全身爬满了虱子。麦秸是从田间弄来的，通电的铁丝网外面就是麦田。
每天早晨敲打着铁门，走进来一位微笑的军官和一位美丽的女人，她用俄语对我们说：“谁想喝粥，快到院子里站队。给你们开饭了……”
孩子们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挤着，大家都想喝粥。
“只能给二十五个人吃，”女人清点着人数，“别吵，剩下的人等明天吧。”
我开始的时候信以为真，和小孩子们一起跑过去，推搡着，后来害怕地想：“为什么那些被带去喝粥的人都没有回来呢？”我坐在铁门下最靠近入口的地方，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少，女人还是没有发现我。她总是站在门口，背对着我清点人数。这持续了多长时间，我说不清楚。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失去了记忆力……
在集中营里，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一只蜘蛛。我心想：哪怕能找到一条虫子也好啊。但是，它们都不在这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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