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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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了很久很久。我们把爸爸弄丢了。我们都吓坏了。妈妈说，敌人把爸爸抓进了集中营，我们要去那里找爸爸。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呢？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吃的，这算什么食物啊？烧焦的苹果。我们的房子着火了，园子也烧了，挂在树上的苹果都被烧焦了，我们把它们摘下来吃。
集中营坐落在德罗兹达，在共青湖附近。现在已经属于明斯克了，而当时还是个村子。我记得黑色的铁丝网，人们也是全身黑色，所有人的面孔都相似。我们没有认出父亲，他认出了我们。他想抚摸一下我，可我不知为什么害怕地跑到了铁丝网边，扯着妈妈要回家。
什么时候爸爸回的家，怎么回的家，我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在磨坊上班，妈妈让我们去给他送午饭——我和小妹妹，托玛。托玛契卡长得个头很小，我比她高一些，已经戴着小乳罩了，在战争前有过那种儿童戴的胸罩。妈妈给我们一个装了食物的包袱，往我的乳罩里放上纸条。纸条很小，是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是她写的字。妈妈把我们领到大门口，哭着，教给我们：“除了爸爸，不要靠近任何人。”然后，她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回来，直到看见我们好端端地返回为止。
我不记得恐惧……既然妈妈说，该去了，我们就去了。妈妈说了——这是最主要的。恐惧才不听妈妈的话呢，不按她的要求去做。我们的妈妈非常可爱。我们甚至不能想象，怎么可以不听她的话呢。
天气很冷，我们都爬到炕炉上，我们有一件大皮袄，我们都钻到皮袄下面。为了烧热炉子，我们甚至跑到车站去偷煤。我们跪着爬行，为了不让站岗的人看到，在地上爬，手指甲都要用力。弄回一小桶煤，而我们自己，都变得像掏烟囱的人，膝盖、手掌、鼻子和额头，都是黑乎乎的。
晚上大家都躺在一起，谁也不想一个人睡。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我、两个妹妹，还有四岁的鲍里斯——妈妈认的干儿子。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鲍里斯是女地下工作者列丽·列文斯卡娅的儿子，她是妈妈的女朋友。当时妈妈跟我们说，有一个小男孩，他经常一个人留在家里，他非常害怕，他没有吃的。她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他，喜欢他。我明白，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孩子们可能不会喜欢他。妈妈做得很聪明，不是她亲自领回的鲍里斯，而是派我们去把他领了回来：“你们去吧，把这个小男孩领回家来，和他好好相处。”我们就去了，把他领了回来。
鲍里斯有很多美丽的图画书，他把这些书也都带来了，我们帮他拿着。我们坐在炕炉上，他给我们讲故事。就这样，他让我们喜欢上了他，比亲兄弟还亲，因为他知道许多故事。我们在院子里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要欺负他。”
我们都皮肤白皙，而鲍里斯的肤色黝黑。他的妈妈长着又粗又黑的发辫，她有一次来过我们家，送给了我一面小镜子。我把小镜子藏起来，我决定每天早晨起来都照照镜子，我也会长那么一条大辫子的。
我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孩子们大声叫喊着：“谁家的鲍里斯？”
“我们家的。”
“可为什么你们长得那么白，他长得那么黑啊？”
“因为我们是小女孩，他是小男孩啊。”这是妈妈教给我们这样回答的。
实际上，鲍里斯就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因为他的妈妈被杀害了，爸爸也被杀害了，有人想把他送到种族隔离区去。我们已经从哪里听说了这个消息。我们的妈妈很害怕，希望他不被辨认出来，不被带走。我们去哪里，都会叫我们的妈妈为妈妈，而鲍里斯却叫阿姨。妈妈请求他说：“请叫我——妈妈。”给他一块面包。
他拿着面包，走到一边。说：“阿姨，谢谢。”
他脸上的泪水流啊，流啊……
“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
瓦夏·西卡廖夫-克尼亚泽夫，六岁。
现在是一名体育教练。
这是一个黎明……
射击开始了，父亲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刚打开门，就喊叫了一声。我们以为他是被吓坏了，可他倒在了地上，一枚爆炸的子弹击中了他。
妈妈抓起一件不知什么衣服披上，没有点亮灯，因为射击还在持续。父亲在呻吟，翻转着身子。从窗外透进微弱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
“躺到地板上。”妈妈说。
突然，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们呼喊着跑到她身边，我被父亲的鲜血滑了一跤，摔倒在地。我闻到了鲜血的气息，还有某种浓重的味道——父亲的肠子被打断了……
我记得一口长长的棺材，可父亲的个头并不高大。“为什么给他用这么大的棺材？”我心想。后来我想通了，父亲的伤势太重了，这样一来，他就不那么疼痛了。我也是这样跟邻居的小男孩解释的。
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一个清晨，德国人闯进我的家，抓住了我和妈妈。让我们站在工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父亲战前在这个工厂里上班（位于维捷布斯克州的斯莫罗夫卡村）。站在这里的，除了我们，还有两个游击队员家庭，孩子比成年人还要多。从妈妈那里得知，这是一大家子：五个兄弟、五个姐妹，他们都去参加了游击队。
他们开始打妈妈，整个村子的人都看着，他们在打妈妈，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有一个女人一直往下按着我的脑袋：“低下头，闭上眼睛。”而我挣脱开她的手，我看着……
村庄后面有一片长着树木的小山岗，他们留下孩子，把大人们带到了那里。我依偎着妈妈，而她推搡着我，叫喊：“永别了，孩子们！”我记得，当妈妈飞落进土沟时，微风吹起了她的裙子……
我们的军队来了，我看见了佩戴着肩章的军官。这让我非常喜欢，我用桦树皮也给自己做了一对肩章，用煤炭画上横道。我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粗毛料上衣上，上衣是姨妈给我缝制的，我穿着一双树皮鞋——就这样去了，向伊万金大尉报告（我是从姨妈那里知道了他的姓氏），说自己叫瓦夏·西卡廖夫，想和你们一起去打德国鬼子。他们先是开玩笑，笑了一会儿，然后问姨妈我的父母在哪里。得知我是一名孤儿后，士兵们连夜为我用帐篷布缝制了一双皮靴，改短了一件军大衣，塞给了我一顶帽子、半个肩章。有人还给我鼓捣了一条军官才有的武装带。就这样，我成为第二百零三排雷小分队的孩子。指定我的任务是通信员。我非常卖力气，但我既不会写字，也不会读。我的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叔叔对我说：“去铁路大桥那儿，数一数，那里有多少德国人。”我怎么数呢？他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了一把麦粒，我数一个敌人，就把一个麦粒从右边的口袋放到左边的口袋里。叔叔然后就数这些麦粒。
“战争是战争，可你应该学会读写。”党支书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
战士们搜罗来一些纸，他亲自为我做了一个练习本，在上面写了乘法表和字母表，我学习，回答他的问题。他弄来一个装弹药的空箱子，翻过来，说：“写吧。”
在德国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已经有三个小孩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瓦洛佳十四岁，维佳七岁，我当时是九岁。我们非常友好，就像亲兄弟一般，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亲人的孤儿。
但是，有一次我看见，维佳·巴利诺夫和德国的小男孩们在一起玩“打仗”的游戏，还把自己的一个带五角星的船形帽给了其中一个小孩，我立刻冲他喊叫了起来，他再也不是我的兄弟了！永远也不会是我的兄弟了！我掏出自己的战利品手枪，命令他跟着我回了部队驻地。在那里，我亲自把他关进了一个不知干什么用的贮藏间做禁闭室。他是列兵，我是下士，于是，我觉得自己按军衔比他高一些。
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伊万金大尉。他叫我过去：“列兵维佳·巴利诺夫在哪儿？”
“列兵巴利诺夫关在禁闭室。”我报告说。
大尉给我解释了很长时间，你们全都是好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过错，俄罗斯和德国的孩子，战争快结束了，要相互友好相待。
战争结束了，上级给我颁发了三个奖章：一枚是奖励抓捕盖世太保的，一枚是奖励攻克柏林的，第三枚是战胜德国的。我们的部队返回了日特科维奇，我们在这里扫除田野里的地雷。我偶然知道，我的哥哥还活着，住在维列依卡。在去苏沃洛夫军校途中我跑到了维列依卡。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姐姐很快也赶来与我们团聚，我们又有了一个家。在某个顶层阁楼上我们安置下来。当时食品短缺，等我穿上军服，佩戴好自己的三枚勋章后，我到了市执委会。我走进去。找到门牌上写着“主席”的门，我敲了门，走进去，像样地行了个军礼：“少士西卡廖夫前来申请国民保障事宜。”
主席微笑着，起身迎接我。
“你住在哪里？”他问道。
我说：“住在阁楼上。”我给了他地址。
傍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口袋卷心菜，又过了一天——送来了一口袋土豆。
有一天，主席在街头遇见了我，给了我个地址：“晚上来吧，有人在那里等着你。”
有一个女人出来迎接我，这是主席的妻子。她名叫尼娜·马克西莫夫娜，主席名叫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他们请我吃饭，我还洗了澡。我个头已经长了，军服显得小了，他们还给了我两件衬衫。
我开始去他家做客，起初去得很少，然后是经常去，最后是每天去。警卫看见我，问：
“小伙子，这是戴的谁的勋章？你的父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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