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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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第一批法西斯敌人，甚至不是看见了，而是听见了——他们所有人都穿着钉有铁掌的皮靴，发出喀喀的巨响，咚咚地踏过我们的小桥。我甚至觉得，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就连大地都会疼痛。

那年，丁香花就这样盛开了……绸李花也这样盛开了……

“可我还是想妈妈……”

季娜·科夏克，八岁。

现在是一名理发师。

一年级……

1941年5月，我刚上完了一年级，父母把我送到了明斯克郊区的戈罗季谢少先队员夏令营去度夏。我到了那儿，才游了一次泳，过了两天——战争就爆发了。我们被带上火车，离开了那里。德国的飞机在天空中盘旋，我们却高声叫喊：“乌拉！”至于这些飞机是不是别的国家的，我们搞不清楚。在它们还没有轰炸之前……可是一旦开始轰炸，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所有的颜色都消失了。第一次出现了“死亡”这个词，所有人都在说着这个莫名其妙的词，而妈妈和爸爸没有在身边……

当我们离开夏令营时，每个人的枕头套里都被塞进了些东西——有的塞了米，有的塞了白糖，甚至连最小的孩子都没有忽略。大家都随身带了些什么东西，人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带些路上吃的。人们都特别珍惜这些食物。但是在火车上，我们看到了受伤的士兵。他们呻吟着，疼痛得厉害，我们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这在我们那里被称作“去给爸爸吃”，我们叫所有男军人“爸爸”。

有人告诉我们，明斯克被烧毁了，一切都被烧毁了，那里已经被德国人占领，我们要坐车去大后方。我们要去的，是没有战争的地方。

坐车走了一个多月。我们准备去某个城市，快到达的时候，因为德国人已经离得很近，人们不能抛下我们不管。于是，我们到了摩尔多瓦6。

这地方的风景非常美丽，周围耸立着不少教堂。房子都很低矮，而教堂很高大。没有睡觉的床和被褥，我们就睡在稻草上。冬季来临的时候，平均四个人才能拥有一双皮鞋。随之而来的是饥饿。挨饿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周围的人，因为所有的食物都供应给前线了。保育院里收养着两百五十个孩子。有一天——招呼大家去吃午饭，却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女教导员和院长坐在食堂里，看着我们，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们养着一匹马，叫玛伊卡……它已经很老了，性情很温顺，我们用它来运水。第二天，这匹马被杀死了。大人给我们水喝，还有一小块玛伊卡的肉……但是这件事隐瞒了我们很久。我们要是知道了，不可能吃它的肉……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是我们保育院中唯一的一匹马。另外，还有两只饥饿的小猫，瘦骨嶙峋！还好，我们后来想，真是万幸啊，幸亏两只猫这么瘦弱，不然也会让我们吃掉的。

我们都腆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譬如我，能喝下一小桶汤，因为汤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给我盛多少，我就能喝下多少。是大自然拯救了我们，我们如同会吃草反刍的动物。春天，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围绕着保育院……没有一棵树发芽长叶，因为我们吃光了所有的嫩芽，甚至剥光了嫩树皮。我们吃野菜，所有野菜都吃了个遍。保育院发给我们每人一件短呢子大衣，在大衣上缝了口袋，我们用来装野菜，我们穿着它，嘴里嚼着野菜。夏天拯救了我们，而冬天变得更加艰难。很小的孩子，我们有四十人，单独住在一起。每到深夜都会哭号不止，呼唤着爸爸和妈妈。教导员和老师尽量不在我们的面前提到“妈妈”这个词。她们给我们讲童话，都提前挑选好了图书，上面不能出现这个单词。如果突然有人说出“妈妈”这个词，孩子们立刻号啕大哭。伤心的痛哭根本无法劝得住。

我又重新上了一次一年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完一年级时我获得了奖状，但是当我们到了保育院，被问道，谁有补考时，我说，我有。因为我以为，补考就是奖状的意思。三年级的时候，我从保育院中逃了出来，我要去找妈妈。在森林里，博利沙科夫爷爷发现了饿得有气无力的我。当他知道了我是从保育院里跑出来时，就把我带到了自己家里，收留了我。家中只有他和老奶奶两个人生活。我的身体慢慢地康复了，开始帮助他们收拾些家务：挖野菜，给土豆除草，什么活儿都干。我们吃的是面包，但这算什么面包啊，里面根本没有多少粮食。它的味道苦苦的，面粉里掺杂了所有能磨成粉的东西：滨藜、胡桃花、土豆。我至今都无法平静地看着这些腻味的野菜，能吃很多面包。不管怎么吃，我都吃不饱……在十来岁期间……

那么多的事我至今仍然记得。许多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女孩，她钻进了不知谁家的菜园里，发现了一个小洞，她在那里守候着老鼠出来。小女孩饿坏了。我记得她的面孔，甚至她身上穿的萨拉凡7。有一天，我走近她，她告诉了我老鼠的事儿……我们就坐在一起，守候着这只老鼠……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等待，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和爷爷套好马车，去寻找妈妈。被疏散到后方的人们路过我家，我就问他们：“你们看没看到我的妈妈？”被疏散的人很多，那么多，每家都摆放着一锅热乎乎的荨麻汤。如果有人进来，好让他们随便喝些热乎乎的东西。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可以给他们吃的了……但是每家都放着一锅荨麻汤……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采集过这种荨麻。

战争结束了……我等着，一天、两天，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妈妈没来接我，而爸爸，我知道，他在军队里。我这样等了两个星期，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了。我爬上了一列火车，钻到一张座椅下，出发了……往哪儿去呢？我不知道。我想（这还是孩子的想法）所有的火车都应该去明斯克。而在明斯克，妈妈会等着我！然后，我们的爸爸也会回来……成了战斗英雄！身上挂满了勋章和奖章。

他们在某次轰炸中失踪了。邻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两个人去找我了。他们奔向了火车站……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我还是想妈妈。

“这么漂亮的德国玩具……”

泰萨·纳斯维特尼科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战争之前……

就像我记得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幼儿园、早晨的表演庆祝会、我们的院子、男孩和女孩。我读了很多书，害怕蚯蚓，喜欢狗。我们住在维捷布斯克8，爸爸在建筑企业工作。我记得童年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在德维纳河里爸爸教我游泳。

后来，我上了学。学校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非常宽阔的楼梯、透明的大玻璃窗，那么多的阳光，那么多的快乐。当时心中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就是节日。

战争最初的日子，爸爸去了前线。我记得在火车站上为他送行……爸爸一直在对妈妈说，他们会赶跑德国人，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转移到后方。妈妈不明白，问为什么。如果我们留在家里的话，他会很快就找到我们的，立刻。而我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好爸爸，亲爱的！求你快些回家吧。好爸爸，亲爱的……”

爸爸走了，过了几天我们也离开了。一路上我们都受到敌人的轰炸，轰炸我们简直太容易了，因为我们向后方转移的车队相隔五百米就有一辆。我们都是轻装出发：妈妈穿着的是一条有着白色斑点的纬面缎纹裙子，我穿着一件缀着小花的红色印花萨拉凡。所有大人都说，太鲜红的颜色从上面看得会很清楚，只要是飞机一飞过来，大家赶紧分散钻到灌木丛中。而我呢，人们不管逮住什么，就拿什么把我给蒙上，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的红色萨拉凡。不然的话，我就像是红色信号灯一样。

人们喝沼泽与水沟里的水。有人开始感染肠道疾病。我也病了，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后来妈妈告诉我，我是怎么得救的。当时我们停在布良斯克，在相邻的道路上遇到了一列军车。我的妈妈当时二十六岁，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们的队伍停了很长时间。她从车厢里钻出去，相邻车队有一位军官夸奖了她几句。妈妈请求他：“请您离我远点，我不能看到您的微笑。我的女儿快要死了。”原来这位军官是一名军医。他跳进车厢，给我检查了一番，叫来自己的同志：“快点倒杯茶，拿些面包圈和颠茄来。”就是这些士兵的面包圈、一瓶子一升装的浓茶，还有几片颠茄药片，救了我的命。

就在我们去阿克丘宾斯克的一路上，整个车队的人都接二连三地病倒了。大人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停放着病死的和被打死的人那里去，不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只能听到些谈话：这里往坑里埋葬了多少人，那里往坑里埋葬了多少人……妈妈满脸煞白煞白地回来，她的双手在颤抖。而我还是在不停地问她：“把这些人都弄到哪里去了？”

我不记得一点风景。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了，因为我非常热爱大自然。我只记得那些灌木丛，我们曾经躲藏在那下面，还有那些沟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到处都看不见树林，我们一直是在原野上前进，在陌生的荒漠里前进。有一次我感到了这样的恐惧，之后我再也不怕轰炸了。没有人提前通知我们，火车停了十到十五分钟，时间很短。火车又开动了，却把我给甩下了。我一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一把抱起了我……直接把我扔进了车厢里……但不是我们的车厢，而是倒数第二节车厢。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只剩下我一个人，妈妈走了。妈妈在身边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害怕，而这一刻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在妈妈没有奔跑过来，一下把我抱在怀里之前，我成了哑巴，任何人不能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妈妈——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的星球。如果我哪里疼痛了，只要抓住妈妈的手，疼痛就会立刻消失。晚上我经常是和妈妈睡在一起，挨得越紧，我就越不害怕。如果妈妈近在身边，我觉得，我们就跟从前在家里一样。闭上眼睛——什么战争都没有。只是妈妈不喜欢谈论死亡，而我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

我们从阿克丘宾斯克到了马戈尼托戈尔斯克，那里住着爸爸的亲哥哥。战争前他有一个大家庭，有许多男人，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群女人了。男人们都去参加战斗了。1941年底，她们收到了两份死亡通知书——伯伯的两个儿子牺牲了……

那个冬天我还记得闹水痘，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都病了。还记得一条红裤子……妈妈用票证买到了一块深红色的绒布，她用这块布料给我缝制了一条裤子。孩子们都戏弄我，说我是“穿红裤子的和尚”，我很生气。稍晚，妈妈凭票证又弄到了一双胶皮套鞋，我套到脚上，到处乱跑。我的脚踝被磨破了，因此不得不时常往脚后跟处垫些东西，好让脚后跟高出一些，不至于再磨破了。但是冬天简直冷极了，我的手和脚始终是冰凉的。学校里的取暖炉经常会坏，教室里的地板上都结了冰，我们在课桌间可以溜冰。我们裹着大衣坐在教室里，都戴着手套，只是为了握住笔，把前面的指头处剪掉，好露出手指。我记得，我们不能欺负和戏弄爸爸牺牲了的那些孩子。为此，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我们还读了很多书。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多书……反复阅读儿童经典和青年读物，给我们发的是成年人读的书，别的女孩都有些害怕……甚至男孩们也不喜欢，都略过那些描写死亡的页码，而我都读了。

下了很多雪。所有孩子都跑到了大街上，堆起雪人。我却感到很困惑：在战争时期，怎么可以堆雪人、兴高采烈呢。

大人们一直在收听广播，没有广播简直活不下去。我们也是这样。为莫斯科的每次捷报礼炮而欢欣鼓舞，为每一个消息而提心吊胆：前线究竟怎么样了？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游击队员们怎么样了？后来，播放了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的纪录片，我们十遍二十遍地反复观看。有时甚至一连放映三遍，我们就会跟着看三遍。电影在学校里放映，没有专门的电影放映厅，在走廊里放，我们就坐在地板上看，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记住了死亡……妈妈为此骂过我。她去找医生咨询，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不该小孩知道的事物感兴趣，比如死亡之类的问题？如何才能帮助我思考些儿童的事情……

我停止了阅读童话、儿童故事……我从中又发现了什么？我发现，那里面也有许多杀人的事，很多血腥。对于我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1944年末，我看见了第一批德国战俘，他们排着很宽的队伍走过街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走近他们，送给他们面包吃。这件事让我非常震惊，我跑到上班的妈妈那里，问她：“为什么我们的人给德国人面包？”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哭了。当时，我还看见了第一个穿着德国军装的士兵死尸，他在队伍里走着，走着，就倒下了。队伍停下了片刻，继续向前移动，我们的战士在他身边停了下来。我跑到跟前，我很好奇，想凑近看看死去的人，想到旁边看看。当广播里播放敌人的死伤人数时，我们总是很高兴……可现在……我看见了……那个人就好像睡着了似的……他甚至不是躺着，而是坐着，半坐着，头歪在肩膀上。我不知道，是该憎恨他呢，还是该可怜他呢？这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不记得：他年轻还是年老呢？是很疲惫的样子。因此，我很难仇恨他。我也把这些告诉了妈妈。她听了后，又哭了。

5月9日清晨，我们被吵醒了，因为楼道里有人大声地喊叫。天还早着呢。妈妈出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惊慌失措地跑回来：“胜利啦！难道真的胜利了？”这让人有些不太习惯：战争结束了，这么久的战争。有人哭泣，有人大笑，有人叫喊……哭泣的都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高兴的是，不管怎么说，终于胜利了！谁家有一把燕麦，谁家有一个土豆，谁家有一根甜菜，都拿了出来，送到一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这个早晨……甚至对联欢晚会都不会这样……

在战争期间，大家不知为什么都悄声地说话，甚至我都觉得，是在低低地耳语，而此时此刻，突然大家都放开了嗓门说话。我们始终都跟在大人身边，他们请我们吃喝，抚摸我们，然后又轰走我们，说：“你们都到街上去吧。今天——可是节日啊。”然后，又把我们叫回家。大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我们这么多的拥抱和亲吻。

但是我——真是个幸运的人，我的爸爸从前线回来了。爸爸给我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儿童玩具，德国的玩具。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的玩具能够这样漂亮……

我也尝试着和爸爸谈论死亡，谈论我和妈妈转移时的大轰炸……道路两旁躺着那么多我们牺牲了的战士尸体。他们的面孔上覆盖着树枝，他们身上飞满了苍蝇……一群群的苍蝇……谈起那个死去的德国人……说到我女朋友的爸爸，他从战场上回来，过了几天就死了，是由于心脏病死的。我无法明白：他怎么可以在战争结束后死去呢，当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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