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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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彩票
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瞧：从我袍子的裂口可以看到一个橙黄色的刺花：那是第二个符号贝思。在月圆的夜晚，这个字母赋予我支配那些刺有吉梅尔记号的人，但是我得听从有阿莱夫记号的人，而他们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则听从有吉梅尔记号的人支配①。拂晓的时候，我在地窖的一块黑色岩石前面扼杀圣牛。有一个太阴年，我被宣布为无形：我大声呼喊，却无人理睬，我偷面包，却不被抓住砍头。我经历过希腊人所不了解的事情：忧惧。那是一间青铜的秘屋，面对默不作声的披着头巾的绞刑刽子手，希望始终陪伴着我；不过在欢乐的长河中也有惊慌。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②赞叹不已地说毕达哥拉斯③记得他前生是派罗④，是欧福尔波⑤，再前生是另一个人；我回忆相似的沧桑变幻时却不需要投生轮回，甚至不需要假冒欺骗。
①阿莱夫、贝思和吉梅尔，分别是希伯来文中第一、二、三个字母。
②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约前390—前322以后），希腊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③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希腊哲学家、数学家，主张灵魂转世，传说他能回忆自己几世前生。
④派罗，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之子，建立伊皮鲁斯王国。
⑤欧福尔波，希望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
我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制度：彩票，那是别的共和国所不知道的，或者不够完善、不公开的。我没有调查过彩票的历史；我知道巫师们在这件事上未能取得一致；我从彩票强有力的意向中得知一个不懂占星学的人观察月亮时领悟的东西。我的国家纷坛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彩票是那里的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我很少考虑彩票的问题，正如很少考虑神道莫测高深的行为和我自己变幻不定的心思一样。如今，我远离巴比伦和它亲爱的风俗，颇为惊异地想到了彩票和熬夜的人亵渎神明的喃喃猜测。
我父亲说，从前——几世纪还是几年以前？——巴比伦的彩票是带有平民性质的赌博。他说（我不知道是否真实），理发师发售彩票，收的是铜币，给的是绘有符号的长方形骨片或羊皮纸。大白天抽签开彩：中彩的人凭票领取银币。显而易见，手续非常简单。
很自然，那种“彩票”失败了。它毫无精神特点。除了针对人的希望之外，不考虑人的聪明才智。面对反应冷淡的公众，创办那种彩票的商人开始亏损。有人试行改革：在中彩的号码中插进少数几个背时的号码。这么一改，买彩票的人有了双重冒险，要就是赢一笔钱，要就是付一笔数额可能很大的罚款。每三十个好运的号码搭配一个倒霉的号码，这个小小的风险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巴比伦人纷纷参加。不中彩的人被认为怯懦、低人一头。后来这种不无道理的蔑视变本加厉。不玩彩票的人固然遭到白眼，买了彩票被处以罚款的输家也被人瞧不起。彩票公司的名气响了，开始为赢家的利益操心，因为如果罚款不能基本收齐的话，赢家就领不到彩金。公司向输家提出诉讼：法官判他们缴付罚款和诉讼费用，或者折成监禁天数。为了让公司落空，被告都选择监禁。由于少数人的倔强，公司有了教会和玄学的性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久之后，抽签的公告发表罚款额时只说每个倒霉号码的监禁天数。这一简化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是彩票行业中第一次出现非金钱因素。效果好得空前。在赌徒们一再要求下，公司不得不增加倒霉号码的数量。
谁都知道巴比伦人热衷于逻辑甚至对称。吉利的号码用了当响的钱币支付，不吉利的号码用监狱里的日日夜夜折合，这种现象不合情理。某些道德家认为拥有钱币不一定表示幸福，另一些幸运的形式也许更为直接。
贫民区里动荡不安。教士团的成员成倍地增加赌注，尽情享受恐怖与希望的变迁；贫民们（带着不可避免的、可以理解的炉忌）觉得自已被排斥在这种特别惬意的转化之外。所有的人不分贫富都应有参加买彩票的平等权利，这一正当的愿望激发了愤怒的骚动，声势之大，多年之后记忆犹新。一些顽固的人不理解（或者假装不理解）这是一种新秩序，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有个奴隶偷了一张粉红色的彩票，抽签结果是持票人应受烙舌之刑。法典规定偷盗票据的人恰巧也应受这种刑罚。一些巴比伦人推断说，作为小偷，烧红的烙铁是罪有应得的处罚；另一些人比较宽容，主张以烙舌之刑还治刽子手其身，因为这是天意……发生了动乱和可悲的流血事件；但是尽管富人反对，巴比伦老百姓的目的终于实现。人民的慷慨要求得到充分满足。首先，公司被迫承认公众权力。（考虑到彩票发行新办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由公司统一经营还是必要的。）其次，彩票改为秘密、免费、普遍发行。取消收费出售办法。自由人已经了解贝尔①的秘密，自动参加神圣的抽签仪式，抽签仪式每隔六十夜在神的迷宫里举行，决定人在下一次抽签之前的命运。后果是无法估计的。抽到吉签能擢升到巫师会议，或者把公开的或隐秘的仇人投入监狱，或者在幽暗安静的房间里发现一个使我们动心的、或没有料到再能看见的女人；抽到凶签要遭到肢体伤残、身败名裂、死亡。有时候三四十个签中只有一个绝妙的结局——某丙在酒店里遭到杀害，某乙神秘地被奉为神明。作弊是很困难的；但是要记住公司里的那些家伙过去和现在都是狡猾和无所不能的。在多数情况下，知道某些幸福只是偶然的机遇会减少幸福的魅力；公司的代理人为了避免这种弊端，便利用暗示和巫术。他们的步骤和手法是秘而不宣的。他们雇用了占星术士和间谍去调查每个人内心的希望和恐惧。有几个石狮子，一个叫做加夫加的圣洁的厕所，一座灰蒙蒙的石砌引水渡槽有几道罅隙，一般人认为是公司专用的；恶意的或者好心的人把告密的材料放在那些地点。按字母编排的档案收集了这些可靠程度不一的信息。
①贝尔，巴比伦人崇拜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难以置信的是，背后议论不少。公司处事一贯谨慎，并不正面回答。它在一座废弃的制造假面具的工厂涂抹了一段简洁的文字，如今已收入《圣经》。这段说教指出彩票是世界秩序中插进的一种偶然性，承认错误并不是驳斥偶然性，而是对它的确证。还指出，那些石狮子和圣洁的容器虽然未被公司否认（公司不放弃参考的权利），它们的作用是没有正式保证的。
这个声明平息了公众的不安。但也引起了始料不及的效应。它深刻地改变了公司的精神和活动。我所剩时间不多了；已通知我们船快启航；我尽可能解释一下。
虽然听来难以置信，到当时为止谁都没有探讨过赌博的一般理论。巴比伦人生性不爱投机。他们尊重偶然性的决定，捧出自己的生命、希望和惊恐，但从未想到要调查其扑朔迷离的规律和揭露规律的旋转星体。然而我提到的那份冠冕堂皇的声明引起了许多带有法学和数学性质的讨论。其中之一产生了如下的假设：既然彩票是偶然性的强化，在宇宙中引起定期的混乱，那么让偶然性参预抽签的全过程，而不限于某一阶段，岂非更好？既然偶然性能决定某人的死亡，而死亡的条件——秘密或公开，期限是一个小时或一个世纪——又不由偶然性决定，岂非荒谬可笑？这些合情合理的疑窦最终导致了重大的改革，几世纪的实施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只有专家能理解，不过我试着归纳几点，哪怕是象征性的。
我们设想首次抽签决定一个人的死刑。第二次抽签决定死刑的执行，比如说，提出九名可能的执行者。九名执行者中间，四名进行第三次抽签，决定刽子手是谁，两名可以用吉利的指令（比如说，发现一处藏镪）替换不祥的指令，另一名可以加强死刑的程度（也就是说，凌迟处死或者焚尸扬灰），其余的可以拒绝执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轮廓。事实上抽签的次数是无限大的。任何决定都不是最终的，从决定中还可以衍化出别的决定。无知的人以为无限的抽签需要无限的时间；其实不然，只要时间无限地细分就行，正如著名的乌龟比赛的寓言所说的那样。这种无限的概念十分符合偶然性的错综复杂的数字和纯理论派酷爱的彩票完美典型……我们巴比伦人的惯例似乎在台伯河引起扭曲的回响；埃勒·兰普里迪奥在他写的《安东尼诺·赫里奥加巴洛①传》中指出，这位皇帝赐宴时向宾客分发写有凶吉祸福的贝壳，有的人可以领到十磅黄金，十只苍蝇、十个睡鼠，或者十头熊。人们不由得会想起赫里奥加巴洛是由小亚细亚信奉图腾神道的巫师教养的。
①赫里奥加巴洛（204—222），古罗马皇帝，以骄奢淫逸残忍著称。
也有不针对具体人的、目的不明确的签文：比如说把一块锡兰岛的蓝宝石扔进幼发拉底河，在塔顶放飞一只鸟，每一百年在沙粒无数的海滩上取走（或加上）一粒沙等等。有时候，这类签的后果十分可怕。
在公司恩赐的影响下，我们的习俗充满了偶然性。顾客买十二坛大马士革葡萄酒，如果发现其中一坛装的是一个护身符或一条蝰蛇，并不感到意外；拟定契约的抄写员几乎没有一次不塞进一个错误的数据；我本人在这篇草草写成的东西里也作了一些夸张歪曲。或许还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单调……我们巴比伦的历史学家是全世界最明察秋毫的，他们发明了一种纠正偶然性的办法，众所周知，这种办法的运用一般说来是可靠的；但自然也免不了搀进一点欺骗。此外，虚构成分最大的莫如公司的历史了……从寺庙遗迹发掘出来的一份用古文字写的文件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几百年前一次抽签的记载。每一版书籍，本与本之间都有出入。抄写员宣誓必须删节、增添、篡改。也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
彩票公司谨小慎微，避免一切招摇。它的代理人自然都是秘密的：公司源源不断发出的指令同骗子层出不穷的花招没有区别。再说，有谁能自诩为单纯的骗子呢？醉汉心血来潮发出荒唐的命令。做梦的人突然醒来掐死了睡在他身旁的老婆，他们岂非是执行公司的秘密指示？这种默默无声的运转可同上帝的旨意相比，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一种猜测恶毒地暗示说公司已经消失了几百年，我们生活中的神圣的混乱纯属遗传和传统；另一种猜测认为公司是永恒的，声称它将持续到最后一位上帝消灭世界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还有一种猜测说公司无所不能，但干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鸟鸣、铁锈和灰尘的颜色、破晓时的迷糊等等。再有一种猜测借异端创始人之口说公司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还有一种同样恶劣的说法认为肯定或否认那个诡秘的公司的存在无关紧要，因为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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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分岔的花园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①
①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编辑《南方》杂志，著有《证言》、《弗吉尼亚·吴尔夫论》等。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①。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①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托·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他的死亡。——原编者注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伦的《编年史》①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木岑)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有《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地方志》、《历史》等。《编年史》记述的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至68年（尼禄之死）间的事情。
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于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孙，彭囗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像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像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已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悦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阴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还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逸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甫，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落了座；我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他背朝着窗口和一个落地圆座钟。我估计一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
“彭囗的一生真令人惊异，”斯蒂芬·艾伯特说。“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星占、经典诠估、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Qī|shu|ωang|、盛席琼筵，甚至抛弃了治学，在明虚斋闭户不出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是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
“彭囗的后人，”我插嘴说，“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彭囗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
“那就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
“一个象牙雕刻的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微雕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细节已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彭囗有一次说：我引退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引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彭囗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彭囗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说。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他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已经退成粉红色。彭囗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着我一个先辈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①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琢磨这些假设；但是同彭囗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也对不上号。正在我困惑的时候，牛津给我寄来您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囗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说，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方君决心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囗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念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相传萨桑国国王因痛恨王后与人有私，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晨即杀掉。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故事，引起国王兴趣，免遭杀戮。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快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铜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沙场捐躯。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不是那些分道扬镖的、并行不悖的、最终汇合的军队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已由那些军队预先展示的激动。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体裁；那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彭囗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几种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会儿后说：
“‘棋’字。”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彭囗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每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显而易见，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囗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所有的时刻，”我微微一震说，“我始终感谢并且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彭囗的花园。”
“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他一笑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感到刚才说过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我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特别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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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手里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东岸地带①纹章的马黛茶罐；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些意大利移民的咝咝声。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1887年……我觉得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汇编的集于中最简短，肯定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正的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没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②说过，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③”；我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他也是弗赖本托斯④的一般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限性。
①东岸地带，南美洲乌拉圭河以东的西班牙旧时的领地，包括现在的乌拉圭共和国和巴西的圣佩德罗、南里奥格朗德、圣卡塔林纳州。
②伊普切（1899—1976），乌拉圭本土主义诗人，著有诗集《崭新的翅膀和深沉的土地》。
③查拉图斯特拉，德国哲学家尼采一部散文诗中的人物，尼采在诗中阐述了他的超人论。
④弗赖本托斯，乌拉圭河畔城市，乌拉圭里奥内格罗省省会。
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印象十分清晰。那是1884年3月或2月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或者不如说盼望）在旷野淋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是极高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黑了下来；我听到上面传来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伙子既不看天气，也不站停，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
我当时心不在焉，如果我表哥没有强调，他们两人的一问一答根本不会引起我注意。我想表哥之所以强调，大概是出于乡土的自豪，并且想表明他并不计较那种连名带姓的称呼。
表哥告诉我，巷子里的那个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富内斯，有点怪，比如说，他跟谁都不往来，并且像钟表一样随时能报出时间。他母亲是镇上一个熨衣工，玛丽亚·克莱门蒂娜·富内斯，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宰场的医生，一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人，也有人说他父亲是萨尔托省的一个驯马人或者向导。他同母亲一起住在月桂庄园拐角的地方。
1885和1886年，我们在蒙得维的亚市度夏。1887年，我们又去弗赖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所有认识的人，最后也问到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庄园从一匹没有驯化的马背上摔下来，就此瘫痪，没有康复的希望。我记得那消息在我心中勾起的不舒适的魔幻似的印象：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骑马归来，他在高处行走；我表哥贝尔纳多介绍的情况很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梦。他们说他躺在小床上动弹不得，眼睛盯着远处一株仙人掌或者一张蜘蛛网。傍晚时，他让人把他抬到窗口。他非常高傲，甚至假装认为这次要命的打击是因祸得福……我隔着栅栏见过他两次，栅栏粗鲁地使人联想到他作为永恒囚徒的处境：一次见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另一次也是一动不动，出神地瞅着一枝气味浓烈的山道年枝条。
那时候，我已自鸣得意地开始系统学习拉丁文。我衣箱里带着洛蒙德的《名人传》、基切拉特的《文选》、朱利乌斯·恺撒的评论和一本不成套的普林尼①的《自然史》，那些书当时和现在都超出了我作为拉丁文学者的有限功力。小镇上，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传得很快；住在湖边小屋的伊雷内奥没过多久就听说镇上到了这些少见的书籍。他给我写了一封文笔华丽、措辞客气的信，信中提到“1884年2月7日”我们短暂得使人遗憾的邂逅相遇，赞扬了在那一年去世的我舅舅堂格雷戈里和奥·阿埃多“在英勇的伊图扎因戈②战役中为两个国家立下的光荣功劳”，请求我随便借一本拉丁文书给他，并且附一本字典，“以便更好地了解原著，因为我目前还不会拉丁文”。他保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好地归还书和字典。书法完美清秀；拼写按照安德列斯·贝略③主张的那样，把y写成i，g写成j。乍一看，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开玩笑。我的表兄弟们向我保证说不是玩笑，而是伊雷内奥的玩意儿。我觉得学习艰深的拉丁文除了一本字典之外不需要别的工具，这种想法不知该算是无耻、无知或是愚蠢；为了让他头脑清醒清醒，我给他送去了基切拉特的《诗文津梁》和普林尼的作品。
①普林尼（23—79），罗马自然学家，著有《自然史》三十七卷。
②伊图扎国戈，在阿根廷科连特斯省，1821年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在阿根廷将军阿尔韦亚尔指挥下打败巴西人。
③贝略（1781—1865），委内瑞拉作家、学者，翻译过许多拉丁文和法文的诗歌，并创作诗歌和剧本，重要著作有《与诗谈论》、《文学史大纲》、《人权原则》、《国际法原则》、《西班牙语语法》、《西班牙语的正音和韵律原则》等。
2月1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我来一份电报，让我火速回去，因为我父亲“情况不妙”。上天可怜；作为一份紧急电报收报人的重要性，想让弗赖本托斯全镇的人知道消息的消极形式和“不妙”那个断然的副同之间的矛盾的愿望，故作男子汉的坚强从而使我的悲伤更富于戏剧性的诱惑，也许转移了我感到痛苦的全部可能性。我收拾衣箱时，发现少了《津梁》和《自然史》的第一卷。土星号轮船第二天上午就要启航；当天晚饭后，我朝富内斯家走去。使我吃惊的是夜晚的凄凉程度并不低于白天。
富内斯的母亲在整洁的小屋里接待了我。她告诉我说富内斯在后屋，如果屋里漆黑不必奇怪，因为伊雷内奥已经习惯于不点蜡烛，消磨沉闷的时光。我穿过铺砖的院子和一条小走廊，到了第二个院于。有一株葡萄藤；其余几乎是漆黑一片。突然间，我听到伊雷内奥带有嘲弄意味的尖声音。那声音在讲拉丁语；那个从黑暗里传来的声音拿腔拿调、自得其乐地在背诵一篇讲演、祈祷或者经文。古罗马的音节在泥地的院于里回荡；我惊愕之下觉得那些音节无法解释、没完没了；后来，在那晚的长谈中，我才知道他背诵的是《自然史》第七卷第二十四章第一段。那一章的内容涉及记忆力，最后一句话是“耳闻之事皆成文章”。
伊雷内奥声调没有任何改变，请我进屋。他躺在小床上抽烟。我觉得在天亮之前看不到他的脸；只记得他吸时发红的烟头。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潮味。我坐下；重述了电报和我父亲生病的事。
现在到了我故事中最困难的一点。也许该让读者早知道，故事情节只是五十年前的一次对话，他的原话现在已记不清了，我不打算复述，我只想忠实地总结一下伊雷内奥对我讲的许多事。间接叙述显得遥远而软弱无力；我明白我的故事会打折扣；我的读者们可以想像那晚断断续续谈话的情形。
伊雷内奥首先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并用，列举了《自然史》中记载的超凡的记忆力的事例：波斯国王西罗能叫出他军队里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庞塔斯古国的密特里达特斯大帝能用二十二种语言治理他的帝国；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发明了记忆训练法；梅特罗多罗只要听人念一次，再长的文章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他确实不明白这类事情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对我说，在淡青色的马把他甩到地下的那个多雨的下午之前，他同一般人毫无区别：可以说又瞎又聋，懵懵懂懂，什么都记不住。（我提醒他，他有精确的时间感，他记得清别人的姓名和父名；他却不理会。）他生活过的十九年仿佛是一场大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性特大，什么都记不住。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他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瘫痪。他并不在意。我觉得他认为动弹不得是最小的代价。如今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们一眼望去，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三个酒杯；富内斯却能看到一株葡萄藤所有的枝条、一串串的果实和每一颗葡萄。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同他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同凯布拉卓①暴乱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那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和肌肉、寒暖等等的感觉有联系。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他曾经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时间。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又说：我睡觉时就像你们清醒时一样。天将亮时，他说：我的记忆正如垃圾倾倒场。我们能够充分直感的形象是黑板上的一个圆圈、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菱形；伊雷内奥却能直感马匹飞扬的鬃毛、山同上牲口的后腿直立、千变万化的火焰和无数的灰烬，以及长时间守灵时死者的种种面貌。我不知道他看到天上有多少星星。
①凯布拉卓，在乌拉圭派桑杜省。1886年，以卡斯特罗和阿雷东多为首发动反对临时总统维达尔的武装暴乱，被忠于维达尔的特赫斯将军平息。
他对我讲了这些事情；当时和以后我都深信不疑。那年头没有电影和留声机；但无可置疑而难以置信的是谁都没有在富内斯身上做过实验。确切的是在生活中凡是能往后拖的事我们总是往后拖；也许我们都深信自己是不朽的，深信人迟早都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富内斯的声音继续在黑暗中讲话。
他告诉我，他在1886年想出一种独特的记数法，几天之内就超过了两万四千。他没有用文字写下来，因为他只要想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最初促使他思考的是东岸三十三这组字①需要两个符号和三个字，使他觉得麻烦，按照他的方法只需要一个符号和一个字。然后他把这个异想天开的原则应用到别的数字上。比如说，他用马克西莫·佩雷斯代替7013；用铁路代替7014；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尔、奥利瓦尔、硫磺、驮鞍、鲸鱼、煤气、锅炉、拿破仑、阿古斯丁·德·贝迪亚都分别代表一个数字。他用玖代替五百。每个字有一个特殊的符号，仿佛是某种标记；越到后面的数字越复杂……我试图向他解释，那种用毫无内在联系的字记数的狂想和科学的记数法是背道而驰的。我告诉他，人们说365这个数字时，就表明三个百位数、六个十位数和五个单位数；如果用黑蒂莫特奥和装肉麻袋来表示两个数字根本无从分析。富内斯不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想明白。
①1821年7月18日，乌拉圭东岸被巴西吞并，改名为普拉塔西岸。1825年，拉瓦列哈上校率领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十三名乌拉圭人回国，在数百名乌拉圭爱国者的协助下，围困蒙得维的亚，1825年8月25日宣布独立。三十三人组织了两千名士兵，得到阿根廷帮助，于1827年2月20日在伊图扎国戈击败巴西军队，1828年8月27日双方在蒙得维的亚签订和约，巴西及阿根廷均放弃对东岸的领土要求，1830年7月18日颁布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宪法。
17世纪时，洛克①指出（或者指摘说）每一件具体事物、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每一根树枝都有其专名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富内斯也曾设计过一种相似的语言，但后来弃置不用了，因为他认为过于一般化，过于含混。事实上，富内斯非但记得每一座山林中每一株树的每一片叶于，而且还记得每次看到或回想到它时的形状。他决心把以往的每一天简化成七万左右的回忆，然后加以编号。后来出于两种考虑，他打消了原意：一是认识到这件工作没有止境，二是认识到这种做法没有用。他觉得到死的那天也来不及把他儿时的回忆全部加以分类。
①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有“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之称，主张用实验方法研究科学和哲学。他历时十七年写下著名的《论人类的理解力》。
我提到的两项计划（一部自然界事物的无穷尽的编码词汇，一部回忆印象的无用的腹稿目录）是荒谬的，但透露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伟大。它们让我们看到或者猜测到富内斯的眼花缭乱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忘记，富内斯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他非但难以理解“狗”这个共性符号包括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个别的狗；麻烦的是，从侧面看的编号为3—14的狗，名称会和从正面看的编号为3—4的狗一样。他每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自己的手也会吃惊。斯威夫特说小人国的皇帝能看到钟表分针的移动；富内斯不断地看到腐烂、蛀牙和疲劳的悄悄的进程。他注意到死亡和受潮的进展。他是大千世界的孤独而清醒的旁观者，立竿见影，并且几乎难以容忍的精确。巴比伦、伦敦和纽约以它们的辉煌灿烂使人们浮想联翩、目不暇接；但是在它们的摩肩接踵的高楼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谁都不像在南美洲城郊的不幸的伊雷内奥那样日夜感到沸腾现实的纷至沓来的热力和压力。他很难入睡。睡眠是摆脱对世界的牵挂；而富内斯仰面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思索着他周围房屋的每一条裂罅和画线。（我得重复一遍，他的最微不足道的回忆比我们觉察的肉体快感和痛苦更鲜明、更丝丝入扣。）东面还没有划成街区的地方盖了一些新的、陌生的房屋。富内斯想像它们是黑色的、密实的、由一片均匀的黑暗所组成；他睡觉时便把脸对着那个方向。他还常常想像自己沉在河底，由流水摇晃着、放浪形骸。
他不费多少力气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拉丁语。但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不很强。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
拂晓的光亮迟疑地来到泥地的院子。
那时我才看清那张讲了一整夜话的脸。伊雷内奥十九岁；生于1868年；我觉得他像是一尊青铜雕像，比埃及更古老，早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我认为我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手势）将永远保存在他的毫发不爽的记忆里；我不敢做无用的手势，因此十分拘谨。
伊雷内奥·富内斯由于肺充血在18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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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和英雄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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